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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历史，尊重陈独秀
祝 彦
在中国近代史上，陈独秀无疑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作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的陈独秀，因为大革命的失败而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和“投降主义”的帽子。在很长的时期里，无论是中共党史教科书还是大、中、小学的历史课本，陈独秀都是一个反面人物。
我们暂且不论革命战争年代复杂斗争的是是非非，但作为一个书生革命家，陈独秀的身上更多体现了学者、思想家和爱国主义者的崇高和伟大。燃烧自己的肋骨，当作火把，来照亮人类前进的道路，这是思想家对社会的奉献。马克思曾经说过，受难使人思考，思考使人受难。陈独秀的一生正是一个传统历史上的思想家经受的苦难一生。斯人已逝，我们如果再让思想家的灵魂受苦受难，就不止是对陈独秀个人的不尊重，而是对历史的不尊重!
首先我们必须肯定并褒扬陈独秀一贯的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1897年，18岁的陈独秀就以饱蘸爱国热情的笔墨撰写了《扬子江筹防刍议》、《扬子江形势论略》两篇论文。目前发掘到《扬子江形势论略》，这是迄今所见陈独秀最早的文章。《扬子江形势论略》全文7000余字，从国防战略的高度，阐述了他对加强长江沿线防务重要性的观点。这是一篇充满了爱国热忱的论文。文章指出：“近时敌酣卧榻，谋堕神洲，俄经满蒙，法伺黔贵，德人染指青齐，日本觊觎闽越，英据香澳，且急急欲垄断长江，以通川藏印度之道路，管辖东南七省之权力。”要求清政府能够意识到危机四伏的现状，加强长江海防，“总论全江大局，若防内乱必据上游，若遇外侮必备下游，必长江之备已周，再有海军为辅，则欧亚之铁甲虽强，亦不容其越雷池一步矣”。一个18岁的书生能够就国防战略这样的大政方针发表自己的观点，而且文中对长江水文及两岸的地情风貌，叙述详细，资料翔实，论证观点鲜明，条理清楚。由此可见，陈独秀从小就不是那种只会死背《四书》《五经》的书呆子，而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热血青年!
1903年5月17日，陈独秀从日本回到安庆，即发起成立了安徽爱国会。并召集安徽爱国人士在安庆藏书楼举行拒俄大会。陈独秀在大会上发表演说，呼吁“我国之人有一人不与俄死战皆非丈夫”!愤于中国人“只争生死，不争荣辱，但求偷生苟活于世上，灭国为奴皆甘心受之”。为了开启民智，启发国人的爱国心和自觉心，1904年3月31日陈独秀在安徽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据汪原放回忆，陈独秀当时背着包袱，拿着把雨伞，来到位于芜湖中长街的科学图书社，汪孟邹对他说：“我这里每天吃两顿稀粥，清苦得很。”陈独秀听后很平淡地说：“就吃两顿稀粥好。”工作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陈独秀却充满了乐观主义精神，在客厅里书写了一副对联：推倒一时豪杰，扩拓万古心胸。
令人敬佩的是，陈独秀始终把爱国主义摆在首位，并不计较个人得失和恩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陈独秀一走出了国民党监狱，即投入到火热的抗日斗争中去。为了同仇敌忾，陈独秀毅然表示支持蒋介石国民政府的抗日。他深明大义地说：“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现在大敌当前，国共二次合作，既然是国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这些话说得很诚恳也很感人，体现了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的博大胸怀!本来陈独秀出狱后，有人邀请他去美国或香港，可以远离抗日的炮火，避免逃难之苦，但陈独秀却拒绝了这种好意，他说：“拥护与参加抗战，就无论如何得留在抗战区。”他还对记者说：“现在的抗战就是政治运动，我能够不参加抗日运动么?”从南京到武汉，又从武汉到重庆，陈独秀一路上积极参加抗日活动，到大学去演讲，给各家报纸写抗日文章。1937年8月23日《大公报》发表《短评》说：“我们欢迎这位老战士出狱，为他的祖国努力!”陈独秀没有辜负这种期望，以年老体弱之躯，积极为抗战当吹鼓手，赢得了社会各界对他的尊敬。更为可贵的是，陈独秀摆脱了党派利益的约束，站到国共合作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来；他严厉批判托派的“教派精神”和关门主义，要求“全中国人民都应该拿出力量来援助抗日战争，除非甘心做汉奸”。
陈独秀还是一个有风骨的知识分子，“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既表现了一个革命家的气魄，也体现了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高尚风格。陈独秀的个性耿直率真，胸无城府，许多朋友把陈独秀视为“畏友仲子”。陈独秀是个襟怀坦白的人，最讨厌搞阴谋诡计，他虽然跟人争论问题不留情面，但决不会在后面捅刀子，对于这点，瞿秋白和邓小平都做了肯定。鲁迅曾这样形象生动地描述了陈独秀的耿介品质：“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作为一个传统知识分子的优秀品质的体现，陈独秀还有其独特的对后代教育的方式。本来在陈延年、陈乔年上学时，陈独秀已经是很有社会声望的人物了，他完全可以让延年兄弟不仅受到良好的教育，而且也可以在物质生活方面过的比较好。但是陈独秀没有优容他们，而是让他们自立。据潘赞化回忆，那时延年兄弟俩刚到上海，寄宿于《新青年》发行所(四马路亚东图书馆)店堂地板上，白天在外工作，谋生自给，食则夸饼，饮则自来水，冬仍衣夹，夏不张盖，日与工人同作工。当高君曼哭着求情要让延年、乔年回家吃住时，陈独秀却认为这是“徒贼子弟，虽是善意，反生恶果，少年人生，听他自创前途可也”。正是因为陈独秀这种注重砥砺意志、培养情操的教育，使延年、乔年无论体魄还是思想方面都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很快成长为中国共产党早期优秀领导人。党的五大上，兄弟俩凭着自己的革命才能和优秀品质，都进入了中共中央委员会。
在对待世俗的荣华富贵上，陈独秀也给后人树立了一个榜样，体现了一个传统知识分子安于清贫的精神。比如在对待继承家产上，陈独秀作为叔父的嗣子，理当可以继承大笔家产，但是陈独秀却视之如蔽屣。陈独秀成为职业革命家后，仅靠中央机关的几十元补助生活，家庭经济十分紧张，但陈独秀从不轻易开口向人借钱。因为亚东图书馆有《独秀文存》的版税，加上经理汪孟邹是多年的挚交，所以每次家里实在困难时，陈独秀就到亚东来坐一坐，却不主动开口要钱。汪孟邹深知陈独秀的秉性，就主动问他：“拿一点钱罢?”陈独秀点一点头，拿走一元或二元。陈独秀不要家里那么大的产业，坚持过着贫寒的日子，亚东职员们深表敬佩，他们说：“他家里有钱哩!但是，他不管怎样，再也不要用家里一个钱，他真是一个硬汉子!”1937年8月23日从南京监狱释放后，面对种种高官厚禄的拉拢诱惑，陈独秀均予以拒绝。甘心于过那种偏居陋巷，自己扫地自己烧饭的清苦生活。入川后，定居在江津，陈独秀的生活来源主要是靠自己平时写文章的稿酬，以及北京大学同学会的捐助，常常入不敷出，生活十分拮据。即使这样，陈独秀也坚拒嗟来之食，尤其对一些来路不明的赠款，他都退回去。
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无论是在思想的传播上，还是在组织的发起上，都对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具有重大作用。在理论方面，陈独秀虽然没有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但他创办的《新青年》杂志，在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对青年产生了灯塔的作用。当时还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的毛泽东说：“当我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我就开始读这一本杂志。我特别爱好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
真实的陈独秀，如高语罕在陈独秀葬礼上的讲话中说的：“(一)独秀先生在文化史和思想史上的地位。我们绝不愿夸张，但有一件事是不可否认的，就是他在五四运动时代旗帜鲜明，堂堂正正地提出下述两个口号；拥护德(德谟克拉西)先生——民主主义；拥护塞(塞因斯)先生——科学……自此以后，一直到今，我们努力奋斗以及政府现在所号召全国起来抗战的，还是这两个口号做我们的指导原则。因此，独秀先生在文化史和思想史上的地位，大家就不难想象了。(二)独秀先生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上的地位……(三)独秀先生的为人。我们晓得一个思想家或一个文学家，若果要在他的生活奋斗的过程中，使他的学术上的创作和他的辉煌灿烂的人格保持着绝对的和谐，就必须具有一种为真理而牺牲的坚定意志和勇敢精神，而这种精神与意志这表现，第一是耐得穷，吃得苦……第二是把生死看得很淡……必须认识独秀先生这种为人的精神，才可以了解他的整个的人格和他在中国文化史上所留给我们的遗产是怎样一种价值。”对这样一个真诚的历史人物，我们必须予以应有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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