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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党史观
温雪勇
邓小平不是专门的历史学家，但他的特殊经历使他与中共党史有着不解之缘。他对党的历史十分熟悉，对党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重要事件和人物都有独到而深刻的论述，这些论述所蕴含的史学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留给党史研究者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党史观的核心内容，其基本点是：第一，顶住压力，避免主观好恶的影响，实事求是评价历史问题和历史人物；第二，勇于突破传统结论和提法，对历史作出具体的分析；第三，重视思维方式的转换。
党史研究要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避免受传统思维方式中崇上、泥古和封闭等消极因素的影响，必须坚持做到不惟上、不惟书，只惟实，即使是对革命导师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话也不迷信，而是结合具体实际灵活运用。在这方面，邓小平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比如对“路线斗争”这个在党史上影响深远的提法，邓小平就果断决定停止使用，他讲了两点理由：一是过去评价历史上的路线斗争并不准确；二是过去一说到不同意见，就提到路线高度，批判路〖LL〗线错误，危害极大。由于长期强调路线斗争，在党内造成不良风气，被指责为路线错误的，他做的任何一件事情都错，甚至在历史上也都是错误的。当对某些问题的不同意见和争论提到路线上时，几乎就没有分析的余地，不能探讨双方是否还有共同点。这无疑是严重的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因此，邓小平强调指出：“我们要很郑重地来对待这个问题，这是改变我们的党风的问题。”
邓小平的这一治史思想，对于打破简单地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方法，重新认识党的诸多历史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导，对党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历史主义的理论和方法
从客观存在的历史实际出发，把研究对象放到一定历史范围之内，用联系的眼光来考察，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的基本要求。
邓小平虽然没有直接使用过“历史主义”这个名词，但他的历史主义的观点是十分明确的。他多次强调，要把研究对象放在一定历史范围之内，不能脱离一定的历史条件而轻率地下结论。他指出：“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研究和解决任何问题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条件。”在谈到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时，邓小平明确指出：“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邓小平关于党史的论断之所以能经得住历史的考验，就在于真正贯彻了历史主义的原则和方法，把研究对象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结合具体的历史环境从发展变化的动态联系中考察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因而其结论是富有说服力的。
三、辩证思维
历史上的一切都是运动的、变化的，没有任何事物是永恒不变的。邓小平认为，对待历史问题要用纵向发展的眼光去观察，对历史和历史人物的评价不能停留在某一点，应根据其发展变化作出具体分析。邓小平既有原则的坚定性，又有策略的灵活性，既善于运用矛盾的斗争性原理，也善于应用矛盾的同一性原理，无论总结经验，还是评价历史，他都能从充分的、发展的角度分析问题，强调辩证思维，而不是僵化的、片面的、绝对的。中国共产党能够在毛泽东的错误与林彪、江青一伙的罪行等问题上作出科学的区分，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作出科学的评价，主要是得益于邓小平按照辩证法办事的指导思想。
四、宽广的国际视角
邓小平理论既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又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邓小平在回顾、评述党史上的若干重大决策时，往往把它们放在国际大背景中考察，分析国际形势对党的政策制定与实施的影响。譬如，在分析我国曾经长期封闭的原因时，邓小平没有简单地指责过去的封闭，而是分析了当时面临的国际形势。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阐述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时，概括了四条，其中一条就是对时代特征和国际形势的科学判断，指出：“邓小平理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代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进行正确分析，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因此，考察党的实践和理论，应当深刻剖析当时的时代特征和国际背景，从而更准确地把握党在历史前进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充分地发挥党史研究的功能。
五、“恰如其分”与“宜粗不宜细”
中共党史学是政治性非常强的敏感性学科，由于现实、政治的原因，有些研究成果不能公开发表。这需要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有一个全面认识。实事求是中的“实事”，既包含客观存在着的自然事物这样的事实，也包括人的需要、利益、目的这样的事实，只有从客观规律和人的需要两种“实事”出发，才可能全面地发现社会发展的规律，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当然，对有些历史敏感问题暂时不能说，并不是要说假话，更不是为现实政治需要而篡改历史，而是在尊重历史、符合实际的前提下，对某些问题慎重对待。在处理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与宣传纪律的关系上，邓小平提出的“恰如其分”是富有党史学特色的指导原则。所谓“恰如其分”，就是在评价历史问题和历史人物时要有分寸，注意掌握一个度，而这个度又是尊重历史、符合实际的。因此，作为执政党的历史研究，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把握恰如其分原则，是中共党史学科学性和政治性相统一的必然要求。
在处理历史问题，特别是评价建国以来党的历史时，邓小平还提出了“宜粗不宜细”的原则。1980年2月，他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讲话时指出：“重大历史问题的解决宜粗不宜细。
我这里不只是讲某一个具体的案子，而是讲总的历史问题，包括将来要写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太细了不妥当。”在主持起草历史决议时他又重申：“总的来说，对历史问题，还是要粗一点、概括一点，不要搞得太细。”粗一点，当然不是简单、粗糙之意，而是要求粗线条地抓住一些涉及面广、影响重大的大是大非问题，而不要去探究历史旧账上的每一个细节。
“宜粗不宜细”可以说是有中共党史学特色的一个指导原则。当然，对这个原则的理解不应绝对化，随着时代的进步，按照实事求是原则，应该是粗细结合，在一些暂时还不能说，或某些“禁区”方面，应该是宜粗不宜细，而在一般党史研究中则不宜生硬地套用这一原则。
邓小平的党史观，是他的历史观和党史工作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邓小平历史认识论的核心内容，对中共党史学的发展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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