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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桑岁月 往事宛然 ——访新四军老战士王曼大姐
本刊记者
春寒料峭，大地吐新。省老年医院的病房，传出来一串激昂的歌声，催人奋进，催人向上，王曼大姐用《新四军军歌》把前去采访的我们带到了硝烟弥漫的70年前：
皖南女生八队生活
1921年11月，我出生在浙江天台县，13岁在上海丝绸厂当童工，并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领导的工人夜校读书。1937年日本占领上海，我回到天台老家。当时我的姐姐已是中共党员，她借给我看《西行漫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革命书籍和油印小册子，开阔了我的政治视野，提高了我的革命认识。她介绍我参加天台抗日救亡宣传队和妇女救国会运动，推动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38年10月，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来临之时，我到皖南参加了新四军，被分配到军部教导总队学习，编入女生八队。
八队共有八九十人，下设3个中队，二中队主要是烈属的孩子，我在一中队。主要是政治理论学习和军事训练。政治理论是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学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中国革命运动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等。军事训练除了学习《论持久战》外，着重进行射击、投弹等战斗技术操练。经常要去听报告，陈毅、项英等都给我们作过报告。印象深刻的是项英在三八妇女节前夕给我们作的报告，就妇女革命问题向我们指出两点：第一，三八节是号召全世界的妇女联合起来，推翻多重压迫。这种全人类的解放，一定要有妇女的参加，没有妇女参加，全人类就解放不了。第二，妇女解放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实现解放。大家都非常认真地听着，很少有人开小差。我们的纪律非常严，大家都很团结，老百姓与我们处得很好，我们也经常为老百姓挑水。同时，也要轮流值班放哨，曾记得有次敌机来轰炸，把老乡的一头牛都给炸开了。回想起来，八队的生活是快乐的，也是幸福的。
天荒湖脱险
第一次遇到了日本鬼子，是在黄岭，同鬼子打了一仗。那时我抬担架，救伤员，第一次面对着血淋淋的场面，还真有些害怕，以后就不怕了。因为我们训练过的，能很快的习惯，可以马上组织起来参加战斗。
1939年受党的派遣，到苏南茅山开展游击工作。开始担任丹南县委妇女部长，不久当县委组织部长。1940年底，我调金丹镇县委任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皖南事变发生后，茅山游击区的斗争形势非常严峻。1941年3月，县委书记孙迈等4位同志被捕，我也遇到了很大危险。那天，我和区委书记张松柏找个别党员谈话，了解党员和群众的思想状况。特委宣传部长赵云和专署财粮科长田禾找我，要我通知孙迈书记召开县委会议，传达特委的指示。我同他们去找孙迈，走到吕墟附近听到枪声，一打听才知道敌伪军包围了县政府，孙迈等4位同志已经被抓走。我们借一只小船划到出事地点，群众告诉我们孙迈被抓走的情况，还告诉我们灰堆里有些文件、书籍等东西未被抄走。我们刚收拾想带走，不一会儿，群众来报告敌人又突然转回来了，从后面小路进村。我和赵云、田禾仓促抱着一堆文件，从村前天荒湖突围，跳上那只小船，向着天荒湖芦苇荡里划去。3个人中只有我还会撑船，但不熟练。敌人追到岸边，对准我们的小船开枪，子弹从我们的头顶嗖嗖地飞过。我们的船划到芦苇较密的滩边就划不动了。由于船暴露了，子弹纷纷落到船边上。赵云提出弃船跳水，利用芦苇隐蔽突围。田禾会游泳，第一个跳下水，奋力向对岸游去。我不会游泳，但当时也顾不得这些，只有一个信念：宁死不当俘虏！我咬咬牙也跳下水。最后，赵云也跳下水，只有那只空荡荡的小船随风飘荡。日本鬼子不敢下到白茫茫的天荒湖追击，打了一阵子枪，一无所获，只得悻悻而归。
我跳入湖中，起初由于身上穿着棉衣，还有浮力，水也不深，可以边划边走。过了浅滩芦苇丛，遇到了深河沟，脚站不到底，顿时沉了下去，一会儿又浮了上来，在湖水里打转，喝了不少水，人也憋得非常难受，但脑子还清楚。我想这回我是要淹死了，但宁可淹死，也不给敌人抓走。不过我还想冲出没顶的湖水，对岸就在前头了，我用尽全身力气拼命地划呀划呀，终于失去了知觉。也不知过了多久，我醒来时，已躺在一个老百姓家的门板上，身上盖着厚厚的棉被，浑身发冷、发抖，发着高烧。在我周围挤满了人，见到我睁开眼睛，大家都高兴地喊：“小王醒来了！”
原来我跳入天荒湖后，在湖水里打转，恰巧被附近一条捞湖泥积肥船的农民发现。他冒着生命危险，把船划近我，把我捞了起来。仔细一看，大吃一惊，原来他认出我是小王。他赶紧把我背上岸，先放在湖边牛车棚里，然后叫来了一个正在放牛的妇女，两人一起把我抬起俯卧在牛背上，护送回村。老黄牛一步一颠，正好起了人工呼吸的作用，也把我腹中的水给颠了出来，乡亲们又用各种土办法抢救了一晚上，终于使我在第二天早晨苏醒过来。可以说，我这条命是老乡们从子弹和没顶的湖水中夺回来的。后来才知道赵云遇难了。
1941年后，我先后任丹阳县委书记、马盘山区委书记，一直到抗战结束。
带领干部队单独渡海北撤
1945年11月，重庆谈判后，中央决定让出8个解放区，命令浙东部队和浙东区党委所有公开的党政干部工作人员，全部撤离苏中地区，只留下极少数的干部和精干的武装，按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在原地坚持斗争。区党委跟部队已走了，主力部队也走得差不多了。罗白桦书记交代我，要我和商白苇负责把一部分女同志和不能跟随部队行军的病号，其中有区委书记和区长，从海上直接到苏北海安集中。当时我们在海边一时找不到船，部队差不多都走完了，后面有些掉队的同志都集中到我们这里，一个队由原来的80多人增加到120多人。当我们找到船要开船出发时，突然起了台风，只好把船驶到避风的地方隐藏起来。100多人都在船上，没有吃的，连喝水都成问题。又听说国民党军队已进县城了，正向海边搜索，大家心情都很紧张。
我们分析了一下具体情况，目前首先要解决的是吃的问题，设法就地筹粮。我带了几位同志，找当地保长买粮买菜和烧柴。在海边耽搁了三四天，又碰到了好几个掉队的同志，也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这时台风还未完全过去，为了赶时间，我们冒着风浪，驶过80里宽的杭州湾。一路上，一些原来有病的同志开始晕船，翻胃呕吐，一点不能动弹，我们便组织那些较能适应船上生活的同志为病号服务。因为我乘船坐车都能适应，不会呕吐，也参加了护理工作。我们几个人顶着狂风恶浪，烧水、煮饭、送药，忙个不停。那几天国民党飞机经常在上空侦察。我们克服困难，坚决执行党中央北撤的命令，不怕惊涛骇浪，在海上行驶了好几天，终于胜利到达苏北新港，在海安与大部队会合了。县委书记罗白桦高兴地说：“我们正担心你们路上出问题呢，没想到你们终于冲破困难胜利到达了。”
1954年，王曼从上海市委组织部干部处副处长调动到福建工作。1978年任省第二轻工业厅副厅长、党组成员，1984年离休。
最后，王曼大姐告诉我们说：“我这样的革命女干部，能够从一个童工成长起来，正因为有党。我所做的，是我应该做的，是对党的报答，衷心地感谢党！”
编辑／宜洪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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