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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哺育我成长”——访新四军老战士郭冰大姐
本刊记者
近日，按照我们的预约，福建省新四军研究会副会长、福建省旅游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郭冰大姐专程来到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郭冰大姐今年83岁，两鬓斑白，戴着黑边眼镜，衣着朴素整洁，操着上海口音，举止文质彬彬，显得很有生气。她开门见山地对我们说：“我走上革命道路，是因为我参加了新四军。新四军哺育我成长，给我这个未经世面的女孩子的战斗洗礼是永恒的。我参军初期就经历了黄桥决战、皖南事变、重建军部、塘马血战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磨砺了我的革命意志，打下了跟党奋斗终身的基石。我革命的信念，坚强的意志，共产主义的人生观、价值观都是在新四军里锻炼和形成的。在新四军中的这段历史，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经历，给我很深的影响。”
这是时候了/同学们，该我们走上前线/我们没有什么挂牵/纵或有点点留恋/学问总不易求得完全/要在工作中去锻炼/国难已经逼到眉尖/谁有心意长期钻研/我们要去打击侵略者/怕什么千难万险/我们的血沸腾了/不除日寇不回来相见/快跟上来吧，我们手牵手，去和我们的敌人血战/别了，别了，同学们/我们再见在前线……郭冰大姐感慨万端地唱着这支歌，仿佛又回到了热血沸腾的青年时代。她兴致勃勃地讲述了当年为什么参加新四军和最初几年在抗日烽火中锻炼成长的往事。
“我选择新四军，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抗战最坚决”
郭冰，上海人，1924年11月生，1937年就读于上海女中，1940年8月参加新四军，1943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先后在新四军二支队、六师十六旅、新四军军部鲁艺工作团、十八旅、苏中二地委敌军工作委员会等部门工作。
“我16岁参加新四军。我选择新四军，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抗战最坚决”。郭冰一开始就说。
“第一，我上小学的时候，就受到爱国主义教育，知道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清朝政府腐败亡国。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中日甲午海战，民族英雄邓世昌用军舰撞击日本军舰，广大官兵壮烈牺牲。从那时起，我就知道日本鬼子很坏”。
“第二，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政府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制造了无数惨案，企图灭亡中国。祖国大好河山蒙受空前劫难。那年我13岁，在上海女中读初二。‘八一三’上海抗战，八百壮士坚守四行仓库的英雄事迹，震撼了我幼小的心灵，我积极地参加学校进步老师发动的为他们募捐的活动（当时并不知有地下党领导），和同班的一个同学一块儿去募捐”。
这些话使人感到很有兴趣，而且无疑也很重要。郭冰是一个13岁的女孩子，第一次参加抗战实践活动，应当是很有意思的，对她来说是个考验。能不能筹集到钱和物呢？我们请她讲细一点。
“募捐，首先想到的当然是有钱人。我们认为南京路上的舞厅里有钱人多，就到那里去募捐。走进舞厅，看到衣着光鲜亮丽的人很多，我们心想一定能够募集到捐款。舞曲一停，我们就上前去宣传抗战，为抗日守军募捐。那知这些跳舞的人对此非常冷漠，根本不关心不理解。这时，有一男子走上前来，看我们是女学生就调戏起来，嘲笑女学生还关心什么抗战。我一下子觉得蒙受极大的耻辱，拉着同学夺门冲出舞厅，跑回学校。我把募捐的情况向教化学的张老师汇报（到新四军后才知道张老师是中共地下党员）。张老师的一番话，使我茅塞顿开，第一次懂得了还有不关心民族存亡的醉生梦死的人。她鼓励我们到浦西贫民区去，到工人群众中去募捐。我们到了浦西贫民区，看到房子很破旧，群众生活很贫困。心想这能募捐到钱和物吗？我们挨家挨户地为抗日募捐，没有想到他们抗日救亡情绪很高，对我们非常亲切热情，有钱的捐钱，有物的捐物，还给我们讲了很多抗日英雄的故事。我们较好地完成了募捐任务，为抗日做了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内心感到由衷的喜悦，同时还受到一次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
“第三，中共地下党员张老师赞赏我的抗日爱国行为，主动关心我的思想进步，她介绍我看一本书，说没有爱国心的人不要看。她把书交到我手上，包装封面上写的是《西游记》。我心里有些纳闷，翻开里面一看是《西行漫记》。这是一本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以及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英勇斗争的一部进步作品。从这本书中，我第一次比较系统地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它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张老师问我：书看完了没有，有什么想法？我回答：很感动，中国共产党真伟大。她又问：谁抗日最坚决？我不假思索地说：共产党！”
《西行漫记》作者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名字是中国人民早已熟知的了。《西行漫记》原书名为《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由英国首次出版，到11月已发行了5版。这时候斯诺正在上海这个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的孤岛上。当时上海租界对中日战争宣告中立，要公开出版发行这本书是不可能的，要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发行这本书也是不现实的。上海租界内的一群抗日救亡进步人士，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以“复社”的名义，翻译、出版了这本书。由于当时所处的环境，中译本用了《西行漫记》书名，作为掩护。《西行漫记》出版后，轰动了国内以及国外华侨所在地，在全世界有亿万的读者。他们通过这本书，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有了深刻的正确认识。这种认识不久就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卢沟桥事变以后的全面抗日战争所证实。这本书极大影响了千千万万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使他们看到中国的希望，义无反顾地奔向延安，奔向八路军，奔向新四军。郭冰就是其中的一员。
“第四，上海‘八一三’事件后，上海女中搬到法租界内。我参加了由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领导的学生协会发动的各种抗日活动，用文艺活动来宣传抗战。1939年，我当选校学生会主席。我很幼稚，但是很勇敢，曾声泪俱下地上台发表反汪精卫伪政府降日反共甘当汉奸卖国贼的演讲，组织高唱抗日歌曲，排演《八百壮士》、《中国不会亡》等剧目，更加坚定了抗日救亡的决心”。
“有一天，我们正在上课，忽听砰砰几声枪响，有人跑进课堂说汪伪政府派兵来找吴校长，制止学校反汪抗日活动，要吴校长去汪伪政府登记，吴校长没同意，当场被他们开枪打死了。我们跑过去看，吴校长尸体已被搬走，但地上的血迹未干。这事对我们震动很大，学校为了保护学生，不再允许公开反日活动。当时流行一句口头语：中国这么大，却容不下一张书桌。这次枪击事件以后，学校地下党组织认为这些抗日学生不能在学校呆下去了，应当到武汉、长沙、重庆大后方去。《这是时候了》这首歌，就是同学们奔赴抗日战场的动员令”。
郭冰的很多同学都到大后方去参加国民党领导的抗战。这时，她的父亲、哥哥也都先后去了大后方，她的妈妈、妹妹留在租界里。而她选择了不同的方向，这就是到江南抗日前线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她通过学校中共地下党组织，同新四军联络员接上了头。新四军派钱敏（当时任中共东南局组织部部长，解放后曾任四机部部长）和郭冰谈话，并经过政治审查后，把她交给新四军茅山地区的交通员。
郭冰把上高二交学费的3块银元拿去买了上海到江苏丹阳的火车票。她没有告诉母亲，和同时参加新四军的几个同志一起秘密乘火车离开了上海，于1940年8月安全抵达丹阳茅山四县（金坛、丹阳、镇江、句容）总会、新四军二支队的联络站。
“四县总会的负责人陈洪接待了我们，欢迎我们参加新四军。这是第一次有男同志主动和我握手，感到很惊讶，因为学校是女中，从来就没和青壮年男性握过手。参加新四军，对我这一生，是非常重要的开端”。对这段历史，郭冰记忆犹新。
“我经受了严峻的斗争考验，在新四军里锻炼成长”
郭冰说：我参军后第一次参加的追悼烈士大会是追悼被反共不抗日的顽军四十师残酷杀害的柳流烈士的大会。柳流是个和我一样从上海下来的女学生，分配在茅山地区四县总会做群众工作，我和她没有见过面，而她的事迹，她的坚贞不屈极为沉重地震撼了我，我至今还记得当时很少举行的追悼大会上，群众痛哭失声控诉顽军不抗日残害百姓的罪行，还记得大会两旁嵌着柳流姓名的一幅挽联：“柳树常荫福庇江南老少，流水长绿泽被茅山沃土。”这是对她的深沉悼念，也是对教育和培养了这么好女儿的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的颂扬，更是对我们后继者的期待和希望，是对危害人民的顽军的愤怒抗议。柳流为我树立了一个学习的好榜样，使我单纯的抗日意识得到了一次升华，懂得了抗日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纪念新四军成立三周年大会后，二支队政治部成立了战地服务团，把我们这些从上海等城市下来的青年学生和当地的青年编了进去，跟随部队行动，派了团长和指导员带领我们学习和做当地群众的宣传工作，更多的是下连队教唱抗日歌曲。当时部队战士没有文化，教唱歌要教歌词，教歌词也就要教识字。实际上是边教识字，边教唱歌。将政治课和战斗任务寓于唱歌之中。教别人，也就先教育了我自己”。
这时，郭冰慷慨激昂地边唱边指挥起来：
我们是工农自己的队伍/我们在斗争中成长壮大/千百次血战恶斗/锻炼成无限伟大的力量/我们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我们有指战员奋勇杀敌的决心/我们是无战不胜的铁军/我们是无坚不摧的铁军/谁敢向我们挑战/谁就遭受我们顽强的反击/谁敢向我们进攻/谁就一定在我们面前灭亡！
“这是我到新四军上的第一课，现在再唱，还是那么亲切、感人，有一种催人奋进的力量！”郭冰站起来说。
时任三团政治处主任的彭冲亲自到二支队政治部点名要郭冰到三团当文化教员。1940年12月，郭冰接受了新的任务，到三团去教唱歌。
一天，郭冰正在给连队教《我们是战无不胜的铁军》这首歌时，团部通讯员来告诉她说，彭冲主任要她马上回团部，说二支队政治部宣传科许科长派通讯员带了她母亲来看她了。
郭冰愣住了，心想母亲怎么知道我在新四军？她赶到政治部，看到彭冲正在同她母亲热情地谈话。
“我母亲对我说，你的同学回上海治病时告诉我你到了新四军，也讲了你们常随连队事务长到附近镇上做采买的联络点，所以我就自己找来了”。郭冰这才弄清楚母亲是怎么知道她参加了新四军的，也知道了彭主任对母亲勇敢行动的赞扬比她更有力地说服和感动了母亲。
彭冲主任把郭冰母亲专门安排在三团驻地一户老百姓家里过夜。这家老乡把儿子刚结婚的新房让给郭冰的母亲住，乡亲们对她很热情，她感到就像在自己的家里一样。当晚，彭冲主任还专门请郭冰的母亲吃饭，把政治处的同志都叫来了，晚饭十分简单，但气氛十分热烈。当郭冰的母亲知道彭冲的爱人怀孕了，也住在附近的老百姓家里，更感受到新四军军民关系的融洽，这是她从来没听说过，也从未见过的。她母亲只住了一天就走了，临走时深有感触地说：“从没看到过这样好的军队，新四军的干部真年轻，个个精干，懂礼貌，共产党里有能人！”郭冰的母亲消除了疑虑，不再坚持把女儿带回上海，满怀信心地鼓励女儿好好工作，留了件毛衣给她后，就放心地回上海了。郭冰说：“这是部队组织和当地群众帮助我顺利地过了母亲这一关，也教育母亲认识了外人不了解的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坚决抗战的军队。”
1941年1月，国民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民党军队对皖南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1万多人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围、追、堵、杀，企图消灭新四军。日、伪、顽趁机从茅山东西两面对抗日根据地疯狂“扫荡”，企图一举消灭我苏南新四军，以巩固对长江下游的占领，形势非常险恶。
“在敌伪顽的‘围剿’下，三团被迫应战，一个月打了多次仗，部队损失很大。团部决定将我们女同志和伤病员疏散到相对安全的群众基础好的群众家里‘打埋伏’，有时躲在稻草垛里。敌人据点离我们疏散地很近，敌人的碉堡都能看得见，敌人下乡来‘扫荡’，从田埂上及堆满稻草的茅屋小窗中都能看见。我们每天都面临敌人的搜索，是乡亲们掩护了我们，冒着生命危险为我们送饭。除夕夜，一位老大娘还来陪伴我，安慰我。有一次，知道敌人会来，部队通知我们当晚就要转移，不巧遇到下大雨，我同部队失去了联系。我知道部队转移的方向，但不认识路，周围又没有一个人，真急死了。我参军时间虽不长，参加过多次战斗都是和部队在一起，再艰险我都不会惊慌，坚定地相信只要紧跟部队不掉队，服从命令听指挥就什么都不怕，现有怎么办呢？我冷静下来，想到要作最坏的打算，想到部队经常教育的‘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宁死不当俘虏’的誓言，把从上海带来的照片、信件、日记本等随身物品都埋在田里，身上只留了颗手榴弹，准备随时同敌人同归于尽。我摸黑走了很长时间，心里也很紧张，这时，突然在路上遇到一位老乡。我不由自主地握紧手榴弹，如果是坏人，就拉响炸死他。这位老乡一看到我，就猜到我是新四军里的人。我估计是部队派的联络员，他很热情地为我引路，把我安全地带到了部队宿营地。这是我参军后第一次遇到这么严重的险情”。郭冰很紧张地讲述这段经历，这无疑对她是一次考验。她感受最深的就是没有乡亲们的保护就没有自己的生命安全。没有群众的支持，抗战就不会胜利，懂得了“军民一家人”的含义。经过战斗洗礼，郭冰显得更加成熟，革命到底的信念更加坚定。
1941年1月18日，皖南事变后党中央决定在江苏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并将全军扩编成7个师。二支队江南指挥部等部队整编为六师十六旅、十八旅。十六旅旅长由师参谋长罗忠毅兼，政委廖海涛，下辖3个团（四团改称四十六团，三团改称四十七团，十八旅五十二团二营扩编为四十八团）。为了跳出敌人的包围圈，避免遭受重大损失，十六旅只有忍痛暂时离开茅山根据地，转移到长（荡湖）滆（湖）地区和太（湖）滆（湖）地区。郭冰离开四十七团回到十六旅战地服务团工作。
1941年11月28日，日军出动南浦旅团3000多人，伪军800多人，在炮兵、骑兵和坦克的掩护下，气势汹汹地包围了十六旅旅部和苏南党政领导机关驻地塘马。塘马有十六旅旅部、苏南党政机关、茅山四县抗敌总会以及后方医院、被服厂、修械所等单位约1000多人，而能战斗的部队只有四十八团二营和旅部特务连。形势十分严峻，苏南党政军机关有被敌人消灭的危险。罗忠毅、廖海涛研究决定部队马上突围，命令参谋长王胜、组织科长王直率领党政军机关1000多人向东突围，罗、廖首长亲自指挥部队抗击几倍于我的敌人，掩护机关突围。
“当时敌人的炮弹在身边‘咣咣’地炸开，王直科长率领我们向长荡湖方向突围，我们服务团紧跟着王科长，从塘马突围到戴家桥，再向东撤退到了长荡湖边的一个村庄。王科长立即把能战斗的人员组织起来，总共还不到100人，加上主力‘小鬼班’20多人，全部投入战斗，阻止紧追的敌人迫近。罗、廖首长在前面阻击敌人的战斗十分激烈，敌人集中了好多门野炮、步兵炮向我军猛轰，日本鬼子的嚎叫声、动人心魄的厮杀声都能听得见。当时，大家都知道，我们已没有退路，到了生死边缘。危急时刻，王科长跳上草垛，号召大家有枪的拿枪，有刀的拿刀，有手榴弹的拿手榴弹，没有刀枪的拿扁担、木棍，再没有，就用拳头、石头，准备和敌人死拼一场，只要坚持到天黑突围就有希望。大家听了后，迅速稳定下来，没有一个人动摇，都做好了拼死的战斗准备。天黑后，王科长决定突围，我们紧跟。日本鬼子到处都点了火堆，我们在田埂小路上飞跑。一夜走了70多里路到达溧阳地界，离运河很近。到达运河边上，我们终于从非常隐蔽的紧贴水面的小桥突围出来，真险啊！”
“我们突围到黄金山地区后，传来了我部队伤亡200多人，罗、廖首长为了确保机关的安全转移，在敌人激烈的轮番进攻下壮烈牺牲的噩耗，我们大家都哭了，追悼大会也成了哭会。事后，在苏南抗日根据地里流行一首挽歌：朝阳升起在黄金山上/秋风吹起枯草/在晴空中旋扬/平静的塘马/变成血腥的战场/我们的罗廖首长/身先士卒，英勇顽强/沉着指挥，驰骋疆场/为了民族解放/牺牲在祖国的土地上……”
罗、廖是郭冰敬佩的参军后最早遇到的部队首长。她说：“在政治部我天天见到廖司令，有人说他很严肃，英武勇猛，而对我们这批小青年却十分亲切和蔼，尤其是廖司令不顾敌人的诱降，以至其母、妻、子全被敌人杀害的壮烈事迹深深地感动了我。罗、廖领导茅山地区抗日斗争的事迹更是深得茅山人民敬仰。罗、廖把生的希望留给同志们，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为人民献出生命的英勇行为，更是树立了一个全军学习的榜样。”
回忆这情景，郭冰感到无限的心酸。塘马战斗，这又是一次生死考验。对她来说，烈士们的英雄事迹和光辉形象永远值得珍藏和纪念。
“爱是一种力量，爱鼓舞我前进”
塘马战斗后，郭冰调到新四军军部鲁艺工作团戏剧组。军鲁工团有许多有名望的文艺工作者，他们以文学、美术、戏剧、歌曲为武器，宣传抗战，讴歌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揭露敌人的暴行。不仅下部队演戏、教唱歌，还经常深入农村，为群众宣讲抗战、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和减租减息政策，很受战士、群众的欢迎。郭冰努力学习，认真工作，积极参加各种活动。还像在十六旅工作时一样，主动承担办流动墙报的任务，把我党抗战路线方针政策和抗战形势抄写在挂布上，部队走到哪里，宣传墙报就出到哪里，宣传工作受到大家的赞扬。
1942年底，日军集中兵力对我苏北新四军发动了空前规模的“扫荡”和“清乡”，政治、军事、经济斗争更加复杂、更加困难、更加凶险。新四军军部决定转移到淮南，撤销军部鲁艺工作团，部分成员去延安，有的下连队和转移地方工作，郭冰要求随五十二团先到苏中十八旅，然后再回老部队十六旅。
“我到了苏中高邮十八旅驻地，政治部主任刘飞、五十二团政治处主任彭冲、十八旅敌工科科长谢镇军都动员我留在十八旅。我对他们讲，我准备回到十六旅。刘飞、彭冲、谢镇军挽留我，说留在十八旅工作也一样，大家都很熟悉”。
“刘飞主任坚持把我留下来，分配我先到政治部青年剧团，不久又把我调到十八旅敌工科工作委员会工作，具体负责会议记录、整理材料和后勤接待工作。当时实行的是党政军一元化领导，谢镇军科长兼任敌军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书记，我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在这里，我认识了反战同盟的日本战友滨中、香河，他们都在敌军工作委员会做反战工作，滨中经谢镇军、惠浴宇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和滨中在共同的战斗生活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香河后调到一师苏中反战同盟去了）
“谢镇军等了我两年，这次把我留在十八旅是他向组织提出的，调到敌工科，很多同志都认为我俩要结婚了。两年前我调到三团，彭冲给我介绍常去三团帮助工作的谢镇军时就说，谢镇军人品很好，工作很优秀，他常开玩笑说这个媒是他做的。我们的结婚报告是韦一平政委亲自批准的。开始我并不急着结婚，想等到抗战胜利后再考虑。刘飞等几位领导一直鼓动我结婚，说结婚和抗战不矛盾，两人在一起可以互相照顾，互相激励”。
“1943年3月的一天，我们在高邮罗汉寺镇的薛家舍村子里借用老百姓一间无人住的房子结婚。婚礼简单、朴素，熟悉的同志都来了，到附近的镇子买了点猪肉、腰花之类的吃了一顿，像过年一样热闹”。
郭冰讲到这里停顿了下来。她和谢镇军结婚又引起了我们很大的兴趣。我们认为必须追问下去，弄清楚抗战中他们是怎么结合的。她不愿意讲，说这没什么好说的。在我们一再要求下，她才说：你们要问什么？
问：你们怎么认识的？
答：1940年9月我刚到二支队就认识了敌工科长谢镇军。他做敌军工作，经常在宁沪铁路线上活动，和彭冲有很好的战斗友谊，经常来三团帮助工作。我母亲来新四军找我，还是他帮助接待的。
问：你什么时候喜欢上他了？
答：印象深的有三件事情感动了我。
第一件事是在二支队去看日本战俘。我没有见过日本俘虏，很好奇和大家一起去看。这名战俘叫岗本，谢镇军同他一起比试跳高。老谢先是侧翻跳，岗本是前卧跳，老谢也就来个前卧跳。我们中国一般都是侧翻跳，所以看了觉得很有趣，看他们俩好像很亲密。我一了解才知道岗本刚被俘时很顽固，他受重伤被二支队从火线上抢救下来治愈后仍死不投降。
老谢会日语，在日本留过学，抗战爆发后回国，又在军部敌工部培训过，专门从事敌军工作。岗本被俘初期，一看见老谢就嚎叫，有时不讲话、不吃饭。老谢就耐心地做工作，对他说明日本侵华战争是非正义的，是犯罪的，还说明新四军优待俘虏的政策。老谢和他同吃同住同行军。和岗本一起跳高，也是老谢和他接近的一种方法。每到一地宿营时，老谢替他搭铺、烧洗脚水，以实际行动感化了他。岗本写了反省，第一次说出日本侵略中国是犯罪，要告诉日本人民不要替东条卖命，并主动要求做反战工作。从这件事上，我很佩服老谢。
第二件事是我到连队去出墙报，宣讲抗战形势。我写了篇短文，题目是《谁说中国会亡呢？》，谢镇军当时在场，他听得很认真。看了我写的短文，他对我说：“宣传抗日要从正面来讲，题目应该改为《中国不会亡》，这样讲更通俗易懂。”我觉得老谢改得对，很有水平。
第三件事是在一次夜行军中，我们服务团不知道宿营地，安排我们紧跟在政治部宣教科、敌工科后面。许彧青是宣教科长，谢镇军是敌工科长，他们在前面引路，老谢不时地回过头来关照我。天下起大雨，走田埂小路我老摔跤，我穿的鞋子裂开了，线都断了，根本就走不动了，停了下来，十分着急。老谢发现后就找了根草绳，冒雨帮我把鞋子绑好。他全然不顾泥泞，浑身湿透了。其实那时我俩还不太熟悉。对此，我觉得他很关心人，会体贴人。
问：这就是恋爱吗？
答：对，我喜欢上了谢镇军，他可能更早一点就注意我了。可是我们当时谁也没对谁表示什么。后来他调到十八旅，两个地区和战争环境把我俩分开了。两年不通音讯，虽时时想念，直到1942年底，我从军部随五十二团经十八旅时才又遇见他。可能是彭冲通知了他，他向组织要求才把我留下的。
问：你们什么时候结婚？他有什么结婚礼物送给你吗？
答：结婚是1943年3月，结婚礼物？也算有吧，（笑）是一块怀表！缴获日军的战利品，组织分配给他的。我到现在还珍藏着，已经64年了，现在还走得很正常，我每天按时开动它。
问：你给他什么结婚礼物？
答：（又笑了）什么？算有，一张“结婚证书”吧！这不是普通的政府发的结婚证书，而是我按那时的条件自制的纪念品，是我对老谢的爱，是历史的见证。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张精美的“结婚证书”，一页从笔记本上撕下的纸张，陈旧有点发黄，这是郭冰亲手制作的：一朵大红花剪纸上面有谢镇军、郭冰的头像；两边绘有苏联红军高举红旗冲锋的图案；中间贴着“正义是我们的，作战至死”；下面写到：“爱祖国和无产阶级/爱谢还有母亲/爱是一种力量/爱鼓舞我前进。”
凝视着这张“结婚证书”，我们被完全感动了！这种感动不仅仅是一张“结婚证书”，而是郭冰大姐跟党奋斗终身的革命信念！今天，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应当像郭冰大姐那样，听党的话，跟党走，为建设美好家园贡献自己的力量。
编辑／云 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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