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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游击健儿逞英豪——访新四军老战士江波大姐
本刊记者
江波是福州市委宣传部原副部长。她是安徽桐城人，原名胡柏青，参加新四军时改名为江波。60多年前，在江苏盐城一带叱咤风云，让日伪军闻风丧胆的“江大姑”便是她。现在，每当回想起那段经历，87岁高龄的江波都会激动不已。
戎装抗日大别山
1920年4月15日，胡柏青生于河北省保定县郊，10个月后随母亲回到家乡——安徽省桐城县曹岗尹庄。尹庄位于长江北岸白兔湖滨，白兔湖滨是个地道的鱼米之乡，也是清散文家桐城派创始人方苞、姚鼐的故里，1934年时是鄂豫皖苏区的边缘，是红四方面军的游击区。童年时，胡柏青常听外婆讲述红军打土豪、分田地、救穷人的故事，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在美丽的尹庄故乡，胡柏青度过了童年和少女的时光。
七七事变爆发后，1937年12月13日，日寇攻陷南京，不久又占领了胡柏青家乡附近的安庆城。日寇大屠杀、大抢劫、大肆蹂躏妇女的骇人听闻罪行很快传至她的耳中，在庄上父老悲叹：“我们当亡国奴了！”之时，正值豆蔻年华的胡柏青心头禁不住燃起了万丈怒火，她誓死不当亡国奴，决心学习花木兰，脱下旗袍，换上军装，从军抗日去。1939年初春的一个晴朗的早晨，胡柏青辞别了生她、养她的56岁的寡母，偕同长兄和三四个家乡男女青年，毅然走出家门，走向抗日的战场。
他们先是步行到桐城县城，找到了国共合作的抗日动员委员会，开了介绍信，领了路费，到省里报到。当时省级机关已由安庆迁至大别山区的立煌县（原名金寨县），于是，他们和在桐城新结识的男、女青年十余人一起，带着简单的行装，走进了大别山区。此处驻有红军游击队改编成的新四军，山区小饭店的老板娘因此称胡柏青他们为“同志”，不叫“先生、小姐”。
到达立煌县城后，胡柏青他们住在动委会以草棚搭成的临时住所。经简单的时事、语文、算术考试，胡柏青被录取在安徽省抗日基层干部训练班妇女组。全组约有100名女同志，最大的25岁，最小的13岁。每人发了两套灰布军装和一支没有子弹的步枪，训练了两个月。除了军事训练、学习战地救护常识外，就是政治课，学习抗日战争的形势，讲国共合作，还组织歌咏队，教唱《大刀进行曲》、《在太行山上》、《流亡三部曲》等。学习结业后，胡柏青被分配到第三十五抗日动员工作团，后又增加了妇女战地服务团，大家住在一起，一边学习，一边常下乡向农民宣传抗日，办扫盲识字班，组织农民、青年、妇女抗日救国会。
在大别山区，胡柏青亲耳听到老百姓讲共产党、红军是好人，也目睹国民党军队拉壮丁，用绳子反绑着双手，一个连一个地赶着走，更体会了妇女组的国民党反动队长动辄体罚女同志的恶行。当时金寨驻有新四军办事处留守处，胡柏青常去参观，很羡慕那些和蔼可亲，身着灰军装、挂着“挺进”臂章的新四军男女战士，正反的鲜明对照让她思想上萌发了参加新四军、共产党的念头。
妇女战地服务团的地下党员都智圣大姐发现了胡柏青的这一进步倾向，便常在没有人时，轻轻地教她唱国际歌，带她学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共产党人〈发刊词〉》以及《论青年修养》、《大众哲学》等进步书籍，使她大开眼界。尤其是俞恒大姐，向她讲解工农劳苦大众为何受剥削，妇女受几重压迫，以及帝国主义就是侵略，就是战争，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抗日爱国最坚决、最彻底，革命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等道理，使她深受启发教育。
盐城三区让日伪军丧胆的“江波大队”
1939年冬到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安徽省主席李品仙坚决反共，枪口对内，不断挑起摩擦，捕杀新四军后方伤病员和干部。胡柏青他们在工作团地下党的率领下离开大别山，前往皖东。1940年2月，第三十五抗日动员工作团全体参加了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
第一次挂上新四军白底蓝字的“挺进”臂章时，已改名江波的她兴奋不已，夜不能寐。不久，由俞恒、张德麟介绍，江波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组织上通知她到住在无为县的教导队学习。学习不久，因陈桥战斗，江波又回到江北纵队政治部民运队工作，在肥东一带搞民运工作。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重新建立，盐城成为华中抗日斗争的中心和抗日民主根据地。江波所在的民运队也奉命向苏北转移。到达盐城后，江波先是在海滨做棉民工作，以后又调至华中局、军部所在地做农民工作。在那里，江波听过陈毅军长作的报告。一天傍晚散步时，她还遇到了刘少奇，当时他化名胡服。他一一问了江波他们的姓名，同他们谈了学习的重要性，要他们年轻人学好革命和建设的真本领，这对江波一生教育很大，她至今难忘。
1941年7月20日，日伪军17000余人由东台、兴化、射阳、陈家洋等地分四路出动，合击盐城，新四军军部撤出盐城，转入敌人侧后，江波所在的民运队在盐城县委领导下，分散至各区各乡，发动群众，组织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根据地、游击区。江波被分配至三区下属的一个分区，任分区委书记兼新丰乡党支部书记，除负责新丰乡工作，还管辖许储乡、永健乡、新桂乡等4个乡的工作。
这里地处盐湖公路交通要道，长三角地形，长约9公里，宽约5公里，日伪军驻扎了4个据点。当时，敌人天天下乡“扫荡”，横行无忌，烧杀抢劫，搜捕新四军和地方干部。一些地痞、流氓及原来较坏的乡保长也顿时蠢蠢欲动，公开当了汉奸。敌人气焰嚣张，群众人心浮动，情况严重，环境险恶。在敌人“扫荡”中，有些同志牺牲了，江波和县委、区委的联系中断。好的是，他们已有前一段群众工作基础，每天和乡干部一起隐蔽在群众之中，晚上在他们家中住宿，白天敌人下来时，群众为他们送情报，掩护他们转移，和敌人捉迷藏。
一天晚上，江波独自一人摸到太平堆，终于找到了县、区委领导，他们要求她迅速组织武装，想方设法去搞枪，坚持打游击，镇压汉奸，制止伪化，发展我党和游击队的力量，建立小根据地。回到分区委和新丰乡后，江波传达了县委指示。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江波等人组建了一支几十人的游击队，叫年余大队。
新成立的游击队神出鬼没，时而伏击日军汽船，夜袭岗门镇，赶走敌人小据点，在太平堆夺回全县田粮册；时而化装潜入敌据点，贴标语、布告，搜捕汉奸、镇压特务。游击队还深夜带领群众去破坏公路、桥梁，割断敌人电话线。设置地下交通线、联络点，把小汉奸、伪军抓来，经教育再放回据点，要他们及时送情报。不久，分区的情况好转，制止了伪化，敌人小股不敢轻易下乡骚扰，不敢任意拉夫抢粮。据《阜区革命史料》记载：“三区有一位女同志江波，她带领民兵、自卫队经常打击从龙岗下乡的敌伪，还缴获过日军的自行车。”“双枪手江波”、“江波大队”当年闻名一时。
盐城三区年余堆的游击生活是极其艰苦，但游击队员都充满革命乐观主义，对抗日必胜、日寇必败满怀信心。为了胜利，为了革命，江波他们以苦为荣，以苦为乐。游击队和群众的关系，胜过父母、兄弟姐妹，群众亲切地称呼江波为“江大姑”。游击队关心群众疾苦，群众保护游击队，把游击队的饥寒冷热、生死存亡，时刻挂在心头。游击队员间生死与共，团结友爱，亲密无间，把生存让给别人，把牺牲留给自己。晚上有任务出发的同志没有安全地回来，在家的领导和同志总是等着。冬天被子少，天寒地冻，总是挤着睡。发的棉衣不够，总是让给别人穿。下霜结冰的寒天，有的同志没鞋没袜，仍赤脚走路，领导总是脱下自己的鞋袜，让给战士穿。
那时，游击队实行供给制。按规定，江波他们每人每天一斤米，三斤草，五分钱菜金，每月两角钱零用（理发、买牙刷、牙粉，有时没有）。几乎是天天吃盐水青菜汤、韭菜汤和咸胡萝卜，没有一点油花。有一段时间，江波负责掌管着征收的钱粮款，身边经常有几大包钱，但即使是十分饥饿，江波也决不动用公家的一分钱。因为行军、转移和执行任务，遇到敌情，江波他们还经常吃不上饭，有时整天滴水、粒米也未下肚，饱一顿，饿一顿，冷一顿，热一顿。偶然吃上一顿猪肉，就大叫“开斋”了，打盆敲碗，十分高兴。就是这样的艰苦生活，没有人叫苦，更没有人提出要回家去。人人头脑中，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数次虎口余生
离开故乡踏上抗日征途之时，江波就下定准备牺牲的决心。在当时险恶的环境和严峻的形势下，在敌我拉锯的严重情况下，江波不但被日寇悬赏200块大洋捉拿，还三次险遭皖东北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军队杀害，一次几乎牺牲在日伪军层层包围中，另一次是差一点被伪军和伪保长当作供品，去活祭被打死的汉奸。
1940年的春天，江波所在的民运队在合肥东王子城镇受到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安徽省五专员李本一军队的袭击。敌人离江波他们住的集镇仅一里路时，区通讯员跑来传达立即撤走的命令，当江波他们跑出村子时，原来的驻地王子城已被敌人占领。
1940年的夏天，民运队在合肥东广兴集乡小李庄发动群众，进行筹款、筹粮。大约在七八月的一个深夜，安徽国民党反共顽固派谢黑头土匪的军队长途奔袭民运队的驻地。事先，江波他们没有得到情报，都已上床熟睡，忽听村口群狗狂吠，警惕性极高的民运队员兼乡长李甲立即出门，见有人进村，就大声喝问是什么人。话音未落，枪声大作，他立即回屋，命令大家冲出后门。农会会长的父亲带着江波和另两个民运队员跳墙到另外一家院子隐蔽起来。但也已被敌人团团包围。那次幸亏民运队队长胡特庸冲出重围，向区游击队报告了敌情，区游击队和其他乡、保的民运队在四周鸣枪射击，敌人怕被包围就撤走了。否则，整个民运队不是被枪杀，就是被活捉。
1940年的深秋，江波在皖东肖家围子（镇）当时的安徽省委驻地，正在筹备合肥县抗日民主政府的成立大会，又是谢黑头土匪率领数百人，趁月黑风高的夜晚偷袭省委机关。江波他们听到镇上人跑马叫，人声嘈乱，知道发生情况。民运队的一个叫计大个子的男同志，敲开江波住的小店屋，叫立即跟他走。当江波他们冲过敌人火力封锁的路口时，火红的子弹在他们头上、脚下、身边飞来飞去，还好大家都没有负伤。
1941年夏，日寇、伪军占领盐城、龙岗等城镇以后，一次集中大批兵力，对新封乡大潘庄进行梳篦拉网式的“扫荡”。江波当时兼任新封乡党支部书记。一天，天刚蒙蒙亮，江波在大潘庄北听到狗叫声连成一片，判断发生了敌情，她立即命令游击队分散突围，把游击队的枪支、弹药埋好后，她自己装成进城村姑的样子，乘上小船到靠近敌据点的许家港登岸，在一家农民家里隐蔽到天黑。待敌人撤回据点后，她又回到大潘庄集合了队伍。
1942年九十月间，江波生病需要休息，当时的盐城县委决定，由县敌工科长陈少健送她到盐城据点郊外的一个两面派的保长家中打埋伏，同他的老母亲住在一室。但不久，保长在伪军中任职的一个亲戚在反日伪“扫荡”中被打死了，伪军扬言要捉共产党的干部活祭。一天，江波发现保长心有疑虑，整天一言不发，心事重重。当晚，县委派人来到保长家，催江波快走，连衣服鞋袜都不要了，跑了几里路，来人才气喘嘘嘘地告诉江波，保长要将她交给据点的敌人。江波又一次从死神手中逃出。
1944年春，江波调任盐城三河、凤翔等三乡联防主任，同年底又调至苏北区党委五地委城工部学习。学习结束不久，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9月22日，被日寇占领了7年之久的历史文化古城淮安城解放，江波随即调至淮安工作，任市妇委书记、妇联主任。1950年5月，江波调到福州，先后在市委干校、市委组织部、市教育局等部门工作。1978年，她调任中共福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政府文教办副主任兼业余大学校长，1984年离休。
编辑／张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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