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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心全意护理伤病员——访新四军老战士钱一群大姐
本刊记者
福州总院的离休干部钱一群终身从事着医疗工作。1943年，年仅16岁的她受姐姐的影响，怀着一腔抗日热情离家出走，成为一名战斗在医护战线上的新四军女战士。如今，每当回首起那段往事，已80高龄的她就会心潮澎湃。
钱一群1927年出生于浙江余杭。八九岁时，她随母亲迁到上海，寄居在舅舅家中，父亲仍留在老家经营米店生意。时值日寇侵华，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上海的抗日氛围也日渐浓厚，钱一群的舅舅是一位留美归国的博士，当时在上海交通大学当老师，课余时间，舅舅家里经常聚集着许多青年学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学生们慷慨激昂的抗日情绪给还不到10岁的钱一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但对钱一群人生影响最大的还是她的姐姐钱帮南。全国抗战爆发后，在上海地下进步组织的引导下，钱帮南参加了新四军，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2年部队实行精兵简政，钱帮南回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那时，钱一群已读初中，受姐姐的影响，她开始接受革命的教育，并表示要和姐姐一样参加新四军。于是，回到新四军后，钱帮南托上海地下党的同志把钱一群带到新四军。钱一群16岁那年，在组织上的安排下，她给家里留了一张小字条后，悄悄地离开了家，经连云港到达苏中的新四军部队。
参加新四军后，由于姐姐在苏中三分区的卫生队工作，钱一群也进了部队的卫校，进行了为期6个月的培训，学习解剖学、救护伤员等简单的医疗救护知识。当时，新四军的生活条件对于从大上海去的钱一群来说，无疑是很艰苦的。她们一个班有二十几个人，没有集体宿舍，大家分散到老百姓家里住，睡的是地铺，能有稻草铺就算是条件好的，大部分人睡觉铺的是高粱杆，还有的人还睡在鸡窝猪窝旁；吃的是杂粮，没有饭桌，大家席地而坐，一星期见不到一次肉。艰苦的环境最能磨练人的意志。有的人吃不了苦就开小差了，钱一群年龄虽小，但她在卫校领导的关心爱护和言传身教下，经受锻炼坚持了下来。
从卫校毕业后，钱一群被分配到卫生队，主要做救护伤员、给伤员换药和喂饭、清洗伤员用过的脓血纱布等工作。当时，新四军的医疗条件是很简陋的。盘尼西林、青霉素等消炎药极度匮乏；医用的纱布是将被单扯成一条条做成的；没有专用的镊子，就用小竹棍代替；没有碘酒和酒精，清洗伤口只能用盐水；医疗用品的消毒是靠在老百姓家的蒸笼里蒸煮完成的……没有必需的药品，没有医疗器械，伤员感染的概率就很高，很多人因伤口感染未得到及时的治疗而残废，有的还因此死亡。在这样的条件下，钱一群她们只能尽己所能地全心全意精心地护理好他们，尽量让伤员吃得好些，以期增强他们的自身抵抗力，让伤员能早日康复。
有一次，卫生队接收了一个重伤员，钱一群和其他几个卫生员一道，赶紧到老百姓家里找了一块门板，铺上稻草，安置好伤员。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钱一群给他喂饭、换药、擦洗，还常到老百姓家煮些东西给他增加营养，钱一群无微不至的照顾让伤员十分感动。还有一次，一个伤员送到卫生队来的时候，身上长满了虱子，钱一群没有厌恶嫌弃，而是把他当成自己的亲人一样对待，认真地从头到脚给他好好换洗，让他全身上下焕然一新，那位伤员当场感动得落下了泪。
战争环境下，卫生队没有固定的工作地点，要经常跟随部队转移。行军途中，钱一群除了背自己的背包和米袋外，还要帮忙抬伤员的担架。到达宿营地后，人已经疲惫不堪，这时候，要是能倒头就睡多好啊！可作为护理员，她还不能休息，她还要先去安置好伤员，给伤员检查伤口、换药。
1945年，钱一群调到苏中军区十一纵队，主要在后方负责接待、安置从前线转移下来的伤员。苏中军区卫生部举办化验（检验）训练班后，她被抽去参加培训，学习结束后，她就留在了苏中军区卫生部从事化验工作。卫生部有台显微镜，在当时的条件下，只能做些简单的化验，如血常规、尿常规以及粪便常规等。虽然条件简陋，但比起以前算是有进步了。有了这些初步的化验，至少可以明白发烧的伤病员有没有炎症，从而可以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此后，钱一群便一直从事化验工作。
解放后，钱一群先后在苏州、无锡等地工作。1955年授衔时，她被评为大尉，后晋升少校。1956年，因丈夫在福建工作，钱一群也调到了福建，在福州军区医学研究所工作。到福建后，有两件事情让钱一群终生难忘：一次是1957年9月，她作为妇女代表到北京参加了第三次全国妇代会，在怀仁堂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并和他老人家握了手。另一次是70年代，作为部队中被授衔的女同志之一，她有幸参加了毛泽东主席接见军队团以上干部，第二次见到了毛主席。
1984年，钱一群从福州总院离休。
编辑／李晓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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