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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槃凤凰——怀念两位新四军女机要员
毛维青
我有一张珍贵的照片，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了。那是1939年冬天，新四军秘书长李一氓在军部驻地罗里村一座小桥上，给我们拍摄的。这座小桥是叶挺军长为方便群众过河，发动大家修造的，当时群众称它为“叶挺桥”。照片上有5个人，惟一的男同志是秘书兼机要科长童世杰，他是一位老红军，对人亲切和蔼似兄长。皖南事变中他与我一起被捕，在被敌军押解途中，他机智地逃跑了。另外4个女同志都是军部的女机要员，倚在桥栏杆上的是我，当时叫毛薇卿，白白胖胖的是施奇，搂是她的是周临冰，那个趴在桥栏杆上的是汪企求，她像一个顽皮的男孩子。
每次端详这张照片，总是感慨万千。现在这4个人中，幸存的惟我和周临冰了：临冰是皖南事变中突围出来的，我是在上饶集中营越狱出来的。而施奇和汪企求，则分别牺牲于1942年的6月8日和6月19日，施奇被敌人活埋于江西上饶的茅家岭，汪企求被敌人枪杀于福建崇安的赤石。她们的牺牲都极其悲惨也极其壮烈。
军部的四位女机要员
1939年冬天，施奇、汪企求和我在军部速记班学习结业后，被调到军司令部机要科工作。周临冰也在同时从其他单位调到机要科，和我们在一起。当时，我们4人是军部的第一批女机要员。
我们到军部机要科后，除了要学习机要技术外，军首长和党组织对我们的思想教育抓得特别紧,纪律教育和革命气节教育，更是放在重要又重要的地位上，提出机要员要做到：门紧，手紧，脚紧，嘴紧。外出行动，就是上街，也要两人以上同行。书信来往也要经领导审阅，哪怕是情书。对外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工作身份，哪怕是对自己的亲人。对自己的密码本，要比爱护自己的生命更重；宁可牺牲自己，也不能让密码本落入敌手。
机要科的工作十分严肃和紧张，分工也十分严密：有负责与党中央通电的，有负责与国民党三战区通电的，有负责与江南江北前线部队通电的。组与组间对电报内容必须绝对保密，本组也不准传阅电文和互相谈论。如收到“万万火急”电报，即使半夜里也必须立即起来译报，立即送首长阅示；有时还要等首长写完复电稿，方能回去休息。但我们的精神和物质生活，得到军首长无微不至的关怀。他们像兄长对待小弟妹一样爱护和教育我们,经常把组织上照顾军首长发给他们的极少的一点物品，又分给我们这批“小鬼”。当时只有团以上干部才有的棉大衣，为了照顾我们经常晚上起来译报送报，也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件。我们每月的津贴费也比一般干部的三元多了二元，这在当时是十分优厚的待遇了。
这种有点特殊的机要员的紧张而愉快的日常生活，我们过了一年。1940年年底，国民党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一个空前严重的大阴谋已酝酿成熟，下令我们新四军年底前撤到黄河以北。党中央看出蒋介石的用心已不止于限制我们，而是要设下罗网消灭皖南新四军，多次来电催军部速速北移。当时组织上安排一部分体弱者和女同志先行撤离，同时动员我们机要科几个女同志化装到上海再转去苏北。我们考虑军部转移途中正需要我们机要科全力投入工作，都请求留下来坚持工作，组织上考虑再三才同意我们留下同部队一起走，并担任转移途中译电工作。
1941年1月4日晚上，我们点着火把，踏着泥泞的山路，离开军部驻地云岭。3天以后，我们正在行军路上，蓄谋已久的国民党顽固派，终于发动了皖南事变。他们早已集中了7个师8万兵力，占领了各个山头，封锁了渡口和交通要道，对我们进行层层包围。军部和直属部队9000余指战员，虽在叶挺军长指挥下，浴血奋战了7个昼夜，终因敌我兵力悬殊，粮尽弹绝，伤亡惨重，陷入绝境。除2000余人突围出去外，大部分壮烈牺牲，一部分被俘。
身陷囹圄
战斗开始时，我们机要员都紧跟在军首长身边，电台保持着与党中央的联系。随着敌人包围圈的越收越紧，我们被迫停留在石井坑待命。此时大部队突围已不可能，为便于分散突围，司令部把留下来的同志编为一个个小组。叶军长要我们向党中央发了最后一份电报，向党中央表示：“部队将战斗到最后一颗子弹，流尽最后一滴血。”然后命令我们将密码本全部销毁。我们含着泪，把各人背在小皮包内日夜不离身的密码本，一页一页地烧成了灰。这意味着我们手中已失去了武器，从此我们军部和党中央也失去了联系。这时候，我们4个女机要员都明白，最严峻的考验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了。
就在我们在石井坑作突围最后准备的深夜，突然轰隆几声巨响，敌人的炮弹落在我们的房上和门口，四周枪声也突然密集，门外有人呼喊：“同志们！快冲出去，敌人已经上来啦！”
我在连日行军中吐了血，这时身体非常虚弱，被同志们连拖带拉地领出石井坑，向一个小山坡爬去。此时，机要科的同志们已经冲散，只剩我和童世杰还在一起。我们就和教导总队的丁公量、忻总锡一起，4人编成一个突围小组。翻过几座山，枪声渐远，我们找到了一个隐蔽的山洞，就暂时在洞里埋伏下来，伺机行动。
寒冬腊月，在阴森森的山洞里，没有食物，没有可供御寒的东西，只有山洞口挂着的冰凌，维持我们干渴的生命。我们躲了两天，听到外面已经没有枪声，悄悄地从山洞里出来，在黑暗死寂的山坳里一步一探地走着，到东方微微发白时，摸索到了山口，却突然碰上了国民党军埋伏在那里的一队兵。他们把枪口抵着我们，又搜腰包、又扒衣服，把我们押到他们的连部。随后又立即把我们押解到驻在茂林的国民党军五十二师师部。
我被押进一间专关女同志的屋子。这里有服务团和医务室的几位同志，就是没有机要科的女同志。我想也许周临冰、施奇、汪企求她们已经突围出去，这就好了；转想她们也可能牺牲了，心里七上八下的。
五十二师是国民党嫡系部队，师长刘秉哲有一套手腕，他除了污蔑新四军不服从军令、已被消灭外，还花言巧语来诱降，游说我们参加他的部队。然而我们宁愿跟随叶军长去坐牢，决不愿留在国民党军队。在我们即将被押解去上饶时，刘秉哲派人突然把我和杨瑞午等几个女同志“请”到五十二师师部，要我们留在他们师政工队，我们宁作反动派的阶下囚，也决不作刽子手的座上客，拒绝了这个“劝邀”，坚决冲出五十二师师部办公室，和难友们一起，踏上漫长而艰险的炼狱之途。
战友相逢
不久，我们被从皖南押到江西上饶，走了将近一个月。途中的一天晚上，我们一到营地便被送进一间茅草屋。我进门看到里面点着一盏油灯，昏暗的灯光照着一排草铺，草铺角落里已有一个女同志蜷缩在那里，我上前一看，一把把她搂在怀里：这不是阿胖——汪企求吗？
“啊！你还活着！”我们两人同时叫了起来。
“我现在叫黄兰，是做民运工作的。”她说。
“我叫石岩，在服务团演戏、唱歌的。”我说。
“我们要彼此装作不认识。”
“是的，根本不相识。”
“至死记住党的教导，无论什么情况下绝不暴露自己的机要员身份，宁死不能泄露党的机密。”我们互相勉励。
当时我和汪企求都不知道，在我们4个女机要员中，只有周临冰是惟一的“幸运儿”。战斗失利后，她竟在敌人的四面包围中，机智勇敢地突围出去了。我们的揣测是：她和施奇多半已经牺牲。
当时我们这批被敌人押向上饶的新四军女同志，一共是30人，到了集中营后，我们这30个新四军女同志被编为一个分队。分队长当然是经过特殊训练的国民党女特工。我们住的牢房四周，全都架起了铁丝网；吃的是一日两餐霉米饭和没有咸味的菜汤；盖的是烂棉絮，上面密密麻麻爬着虱子。每天“三操两讲堂”：清晨不亮就起床，跑步到几里路外的大操场去接受“军训”。所谓“军训”，实际上是变相施刑，动不动就向我们抡军棍或皮鞭。“听课”是听三战区的特工们的反共呓语，翻来覆去说什么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新四军不服从军令等等，想以此来“感化”我们。除此之外，就是强迫我们开山、挖石头、平地皮，做各种苦役。
经过几个月的所谓“军政训练”，特务们为探测一下他们的“训练成绩”，决定搞一次课堂测验。这一天我们都被集中到大课堂里，宪兵们手提盒子枪，在课堂里走来走去。张超和大小特工都来监考，考卷发到我们手中，我们翻开一看，便知狱中秘密党支部事先的估计完全正确：对于这些试题如果一一照答，就等于填写一张“自首书”。好在党支部原来就有明确的对策——“磨时间，交白卷”。我们全体女同志都坚决执行了支部的决议。大家先是故意装作托腮思考，或把铅笔掉过头来在纸上划得沙沙响。特务队长曾恭生大约发觉情况不妙，就威胁我们说：“快写!这么简单的题目，还用得着这样费劲吗?中国不就只有一个政府、一个党、一个领袖吗?你画上个‘+’不就行了!”下课铃响，我们才一起交卷。全体女同志一律交白卷，连个人姓名都没有填写。当然，卷子一交真相大白。大小特务气得有的两手发抖，有的顿足大骂，曾恭生是哨子一吹，把我们“女生队”带出课堂，拉到操场，罚我们跑了两个半小时的步。天黑了，月亮爬上树梢了，还猛喊口令不让我们有一分钟的歇息。我们累得直喘气，但是斗争的胜利鼓舞着我们，全队竟没有一个昏倒的。
汪企求和我都积极参加了秘密党支部领导的斗争。我们始终没有暴露我们的机要员身份。集中营里本来认识我们，知道我们是机要员的同志并不少，他们也全都帮助我们掩蔽身份。所以，敌人始终以为我是演戏唱歌的，而汪企求是民运工作员。
企求是江西人，通本地语言，也比较了解本地地理，这是越狱的有利条件。所以她在征得党支部同意后，曾用暗语给南昌一位同志写信，要求在我们越狱时地下党组织能设法接应我们。不料写信时被一个女特务发现了，她立即将信纸塞到嘴里，并且硬是伸着脖子将纸团吞进了肚子。女特务没有抢到信，就凶恶地逼问她：“你写的是什么信?写给哪一个的?”
企求故作腼腆地说：“我给男朋友写信。”
“既然是情书，为什么要吞到肚子里去?”
“给你看到了，多不好意思啊!”
敌人对她无可奈何，一无所获。她向我讲了这件事，说她以后仍要设法越狱，并且帮助同志们越狱，只是必须更加谨慎。
遭遇悲惨的“阿福”
大约进上饶集中营半年以后，我忽然听到施奇的消息。我和汪企求本以为她不是牺牲了就是突围出去了，哪知她的遭遇竟比死更加悲惨。先是男女难友中传着一个消息，说是医务所里来了一个患梅毒的新四军女同志，现在被关在医务所后面的一间小屋里。我们都十分诧异，都不相信新四军女同志会有这种病。但是过不两天住在医务所里治回归热的陈茂辉托人带信给我，说患这个病的这位女同志就是施奇，要我设法去看她。我听到这是我日夜思念的最亲密的战友，就什么也不顾了，急忙喝了一碗烫开水，伪装发烧要求去医务所看病。我一到医务所，就偷偷地溜进了那间阴森森臭烘烘的小屋。只见屋里有一张小板床，床板上铺了几把稻草，草上垫着一件破军装，床下放了一只便桶。床上躺着的正是骨瘦如柴的施奇，她头发像一蓬枯草，本来又红又白的圆脸完全不见了，颜色是可怕的灰白，两只大眼睛深深地嵌在眼窝里。
这难道是阿福吗!这怎么能同昔日白白胖胖，两颊红彤彤，被我们戏称为无锡泥人“阿福”的施奇联系起来呢?我正在迟疑，她却颤抖地叫我了：
“是阿薇吗?我是阿福!”
啊，是她!多熟悉的声音啊!我几步跑到床前，摸着她的脸，我的泪水潸潸地落到她的脸上，失声地哭了。施奇的神色却是沉着的，尽管她内心也是激动万分，但她悄悄地在我耳边说：“不要流泪，不要出声，当心被特务发现。”我强忍着眼泪点点头，连忙在衣襟上撕下一块布揩去她脸上的污垢，用手指替她梳理蓬乱的头发。呀!虱子已爬满了她的头皮，它们也在吮吸她的血。
在短短几分钟的会见中，她咬着牙，强忍着不掉泪，一字一字地叙述着她不幸的遭遇：
她突围到茂林附近的一个小村子，村子比较小比较偏僻，她也实在走不动了，就找到一位老大娘家，向她要一套农村妇女衣裳，也吃点东西歇一下，以便化装穿越敌人的警戒线。哪知老大娘刚答允，敌人就来搜查了。老大娘要她躲到里屋，躺在床上，盖上被子装生病。一群敌人要向里屋闯，老大娘拦阻说：“我闺女生病在床上，你们不能去。”敌人哪里听她，闯进来揭开被子一看，是穿着军装的新四军女兵。这帮丧心病狂的野兽当场就把她糟蹋了……
事后，这帮兽兵把她架送到三战区一个政工队。这个政工队看她有伤病，留下了她。问她姓名，她说叫周琳。此时，她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了。政工队里有几个年轻人，偷偷照顾她。她向她们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宣传新四军在大江南北打鬼子的事迹，还讲新四军对爱国青年的爱护和关怀，使这几个青年很感动，对她也非常同情。
但是不久，她被国民党兽兵轮奸染上的梅毒发作了，下身流血不止，疼痛剧烈。在这群同情她的年轻人的要求下，她被送进医院治疗。但是国民党特务并没有放松对重病人的迫害，反而以给她治病作为诱饵，乘机逼她办理自首手续，企图胁迫她叛党，也企图用强迫她自首的手段来掩盖国民党军强奸女俘的罪行。施奇严正地彻底地拒绝了。她理直气壮地说：“抗日有什么罪?为什么要自首!我的病你们清楚，我要控诉你们!我宁愿痛死、烂死，也决不出卖我的灵魂!”医院的医生和护士们知道她的病由后，都对她寄予同情。有一位女护士还偷偷地在外面找好关系，准备将她营救出去。但是这件事被特务发觉了，现在这个女护士和施奇一样，也被关进了上饶集中营。
会见时间很短，这次施奇就谈了这些。几天之内，集中营里的难友们差不多都知道了她的悲惨遭遇，阶级仇恨的烈火在大家心里燃烧。我们女犯队在秘密党支部领导下，为了声援施奇，掀起了一个抗议浪潮，大家群起控诉敌人的罪行，并要求给施奇以有效的治疗。女犯队的同志们还经常制造借口去医务所看病，实际上去看望施奇，帮她做一些护理工作。但施奇的病情还是越来越恶化，小便像浑浊的脓血。即使病得奄奄一息，敌人还是不放过她，三天两头找她谈话，诱逼她自首，许愿只要她一办自首手续就马上送她住院治疗。但敌人所有的伎俩都被她揭穿了，她一面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疾病折磨，一面同敌人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集中营罹难
1941年秋天，我被调到集中营所组织的剧团。所谓“剧团”，是集中营用来装门面粉饰其法西斯真相的。狱中秘密党组织认为在坚持不演反动戏的前提下可以参加，利用外出机会接触群众，取得人民群众的同情、支持和帮助，也有利于寻找机会与当地我党地下组织接上关系和设法越狱。剧团的演职员都是我们难友，我们在剧团又组成了一个临时秘密党支部。在和敌人既斗争又周旋的情况下，我们演的都是抗日的进步剧目，如邵荃麟的《麒麟寨》、阳翰笙的《前夜》、鲁艺集体创作的《农村曲》等。
我们在铅山演出时，陈安羽、赖少其等5位同志先后寻机越狱，我将藏在身上仅有的几块钱送给他们，供他们路上用。直到演出结束，敌人才发觉少了人，特务头子一怒之下，把剧团解散了。但后来三战区又下令要剧团到上饶去演出，集中营里的特务头子只好再把我们召集起来恢复了剧团，又给更换了一个更厉害的特务当队长，并且扬言：“这次你们去上饶好好演出，回来剧团可以独立，你们每个人只要办个自新手续，就算自由了。否则，你们就上茅家岭监狱!”
党支部认为事态严重，时机紧迫，最后决定“走”为上策。于是以党员为核心，串联了肖车、方徨、左丁和我等8个同志，作好准备，年底前越狱。
临走前，我又溜到施奇那里，向她告别。她听到我们准备越狱的消息后，拉着我的手说：“真想和你们一块儿冲出这吃人的地狱，但我不行了，希望你们越狱成功。你找到组织以后，请告诉党，请党放心，我的灵魂是纯洁的，我决不会辜负党的教导，不会玷污共产党员光荣的称号。”我们都知道，这次相见是生离死别，两人抱头痛哭了一场。
我跟汪企求也打了招呼，说我要趁剧团控制比较松散的机会于近期越狱。企求祝我成功，还告诉我她早晚也必有一冲，冲出牢笼重返部队是她的铁的意志，不成还有一死，总之决不投降。以后知道，1942年4月，企求果然与陈丽霞两人一同越狱，已经跑到玉山，但也就在那里再次被捕，被押回上饶集中营。
1941年12月31日黄昏，我们越狱的时机终于到来了。剧团的大部分人，由特务队长带领去上饶观看某部政工队演出，我们准备越狱的8个人借排戏为名留了下来。天黑下来了，一位同志发出暗号，我们8个人霎时分为两路，疾步溜出大门，直到我们越过一道小溪，冲上一个山坡，敌人还是毫无动静，似乎并未发觉。
此后，我闯过了许多关卡，经龙泉、松阳、余杭、上海，于1943年回到浙东游击队。在战斗行军的间隙，我经常想念被关在集中营的同志，尤其是我的机要员伙伴汪企求和施奇。
1943年到1944年，不断有上饶集中营暴动出来的同志回到部队，他们告诉了我关于施奇和汪企求的不幸消息：
1942年6月8日，国民党撤出上饶的前夕，集中营里的国民党特务们用一块门板把奄奄一息的施奇抬到茅家岭下的荒野上。施奇发现敌人要对她下毒手了，就厉声质问刽子手：“你们卑鄙，你们无耻，你们为什么不敢公开枪杀我？”残酷和怯懦的敌人慌忙将她推入事先挖好的土坑里，接着手忙脚乱地填土，顽强的施奇还在土里挣扎痛骂，特工们提来一桶水灌了下去……施奇就这样被敌人活埋了。她当时才18岁。
1942年6月17日，上饶集中营的难友们被国民党军队、特务、宪兵押解，从上饶撤退到福建，集中营六队的难友们在崇安县赤石镇附近的崇溪河渡河时发起有组织有计划的暴动。赤石暴动成功后，国民党决定对集中营进行一次大屠杀。6月19日下午，国民党特务将75名新四军干部捆绑起来，押到离赤石镇三四里远的虎山庙，在庙旁的茶树林里进行集体屠杀。刑场上，同志们昂首挺胸，不停高呼口号：“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华民族解放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这次被枪杀的75位同志中，有7位女同志，汪企求是其中的一个。她视死如归，壮烈牺牲，时年19岁。
编辑／张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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