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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是中国工农红军的创建地
刘云刚
今年是人民军队建军80周年。人民军队的诞生、成长、壮大都与福建这块红土地紧密相连。福建是中国工农红军的发源地和创建地之一，是建党和建军伟大纲领的诞生地。古田会议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其中心思想就是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用马克思主义建设党和军队。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和建军的纲领性文献，是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里程碑。今天，重温这段光辉历史，对于我们进一步继承和发扬古田会议精神，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加强执政党和人民军队的建设，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和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建设，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中国土地革命战争的开始地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进入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大革命失败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但中国革命前进的步伐并没有停止。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失败的痛苦经历中，获得了极为深刻的经验教训，并在革命烈火中继续经受考验，领导中国革命走上了新的复兴之路。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它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起了一面革命武装斗争的旗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土地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
伟大的革命，必然踏出伟大的历史道路。8月上旬，南昌起义军从赣南入闽，南下粤东潮汕。南昌起义军入闽，途经长汀、上杭、永定、武平、平和等县，给福建党组织指出了光明的道路。周恩来、朱德等在上杭会见了罗明、张鼎丞和闽西各县党组织的部分领导人，向他们作了开展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指示，并留下一部分武器。闽西各级党组织协助起义军开展筹集粮草，收容救治伤病员，帮助交通运输，加强警戒，收集情报，打土豪分田地等项工作。
南昌起义是土地革命战争的开端，起义军入闽及其发动土地革命斗争，使福建成为中国土地革命战争的开始地之一。南昌起义军入闽，对福建革命斗争产生了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它不仅鼓舞了福建人民的革命斗志，掀起了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福建农民武装暴动的浪潮，而且为中国工农红军发展壮大和后来福建成为中央苏区创造了条件。
中国工农红军的创建地
党的六大以后，为了打破敌人对井冈山根据地的“会剿”，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红四军主力3600多人离开井冈山根据地，踏上了转战的艰难行程。由于脱离根据地作战，没有地方党组织的接应和群众的配合，红四军处境非常困难。3月，红四军第一次入闽，消灭地方军阀郭凤鸣旅，乘胜进占长汀县城，并成立了长汀县革命委员会。在这里，红四军前委决定在闽西赣南发动群众，创建新的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进一步扩大红军队伍。
红四军入闽前，闽西就成立了红军队伍。1928年6月，张鼎丞领导的永定农民暴动席卷永定东部数十个乡村。7月1日，张鼎丞率领1000余名农民武装向县城发起攻击。永定暴动发生后，中共福建临时省委对永定的局势极为关注。省委决定由上杭、永定、龙岩、平和4个县各派代表2人，在永定成立中共闽西特委。永定县委把暴动武装集中起来，组编为一个营，由张鼎丞任营长，邓子恢任党代表，这是闽西成立的第一支红军部队。
福建各级党组织根据红四军攻克汀州后急剧变化的形势及省委的指示，进一步在农村特别是在闽西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建设苏维埃政权，开辟革命根据地。其间，毛泽东亲自指导闽西特委组织调查研究，确定工作方针。并组织红四军分兵帮助各县扩大和加强党的队伍，发动和组织群众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巩固苏维埃政权和建设地方武装力量。
红四军入闽后，帮助闽西党组织迅速建立红军。红四军前委决定成立红四军第四纵队，由闽西长汀、上杭、永定、龙岩等地方武装改编，共约800多人。闽西人民加入红四军，为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作出了贡献。
1930年1月，闽西不仅建立了特委和7个县委，51个区委，还建立了500多个党支部，党员人数7000多人，约占全省党员总数的75%。全闽西地区已有50多个区、600多个乡基本上解决了土地问题，约有80多万贫苦农民得到了土地。永定、上杭、龙岩、长汀、武平、连城等县和大部分乡已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和区、乡赤卫队等革命武装，每县还有300至500人脱产的赤卫团或独立团，这些革命武装都整队整排整团地加入了红军队伍。
1930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红四军和闽西红十二军及赣西南的红六军合编为红军第一路军，接着又改称红军第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闽西根据地的形成和发展，为后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奠定了基础，并对各地区红军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根据地建设起了鼓舞和示范的作用。在中央苏区时期，其中闽西共有6个军、3个独立师、2个独立团编入中央红军，有10万人参加了红军。福建红军发展壮大所走的路线就是毛泽东指出的：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福建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创建地之一。
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纲领的诞生地
建设和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必须根据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要求，探索出解决党和红军建设的新办法。红四军到闽西后，红军中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更加严重。极端民主化，重军事轻政治，不重视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主张流动游击的流寇主义等错误思想，在党内有着相当大的影响。
据1929年5月的统计，红四军全军约4000人，其中党员1329人，占33.2%。党员中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占70%。红军长期在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中活动，必然要受到来自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他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影响。红四军党内部分领导干部在创建根据地、在红军中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等问题上，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和争论。毛泽东认为应当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实行民主集中制，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1929年6月下旬，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在福建龙岩召开，未能解决问题。
中央收到红四军七大文件后，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红四军问题，决定由周恩来代表中央起草一封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八月来信）。8月下旬，陈毅到达上海。8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陈毅关于红四军全面情况的详细汇报，并决定组成李立三、周恩来、陈毅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负责起草对红四军工作的指示文件。9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这封指示信是陈毅按照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周恩来、李立三的多次谈话要点代中央起草并经周恩来审定的。
九月来信详细地分析军阀混战的政治形势，总结红四军及各地红军的斗争经验，说明了红军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强调“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指示信明确规定红军的基本任务是：“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中共中央的这封指示信，对红四军党内的争论问题作出明确的结论，对红四军领导人有所批评，但是强调了团结，要红四军前委和全体干部战士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并明确指出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
陈毅带着中共中央九月来信由上海日夜兼程回到红四军，于10月22日在前委会上作了传达。朱德、陈毅即请毛泽东回红四军复职。11月，毛泽东回到红四军主持工作，并在闽西长汀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毛泽东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和红军创建以来的经验，以及对红四军状况的调查，为这次大会主持起草决议案。陈毅参加了决议案的起草工作。
12月下旬，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大会由陈毅主持。会上，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中央指示信并作反对枪毙逃兵的报告。会议认真地总结红军创建以来党在同各种错误思想、错误倾向作斗争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统一了思想认识，一致通过大会决议案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这个决议由八个决议案组成，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古田会议决议系统地回答建党、建军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不仅把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具体化，而且结合红四军的实际情况，发展了中央九月来信的内容。
古田会议决议的中心思想是要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军队和党的建设。在军队建设方面，决议明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这个军队必须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服务于人民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这个规定，从根本上划清了新型人民军队同一切旧式军队的界限。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决议阐明军队为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而奋斗。决议规定了红军政治工作和政治机关的重要地位，强调加强政治教育。决议还规定了红军处理内外关系的准则，提出要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要建立官兵一致的新型关系。在党的建设方面，决议着重强调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加强党的正确路线的教育和开展党内的正确批评；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加强党员的管理和保证新党员的质量等。
古田会议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最后选举产生新的中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书记。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毅等红军领导人都为开好古田会议作出了重要贡献。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结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灵活地、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把工农红军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古田会议决议所规定的基本原则，集中体现了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这一独特的党的建设道路。这些原则，不但很快在红四军得到贯彻，而且随后在其他各部分红军中也逐步得到实行，并对以后不断加强党和红军的建设
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古田会议在闽西的上杭古田召开，福建地方党组织和红军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这对于贯彻执行古田会议精神，加强福建党组织和红军的建设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编辑 / 彭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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