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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小八路
何大年
上个世纪50年代，在福建前线，有一群少年不畏艰苦、不怕牺牲，积极开展拥军支前活动，被誉为“英雄小八路”，他们的事迹传遍全国。本文作者是这个英雄集体中的一员，他满怀激情地回忆起当年的——
厦门何厝村，地处厦门东南角，与大金门、小金门（也叫烈屿岛）隔海相望。
退据台湾、金门等岛屿的国民党军时常派飞机轰炸厦门沿海的村庄，金门岛上的国民党军队也时常向厦门沿海的村庄开炮，对在海上捕鱼的渔民开枪。何厝村的几百栋房屋均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村民被炸死炸伤的事时常发生，牲畜、庄稼所遭受的损失更是不计其数，每家都有流不完的辛酸泪。
1951年，解放军进驻何厝。解放军叔叔不仅经常帮我们做农活，还经常给我们讲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等战斗英雄的故事。
1953年，我上了禾山第四中心小学。老师除了教我们科学知识外，还进行爱祖国、爱人民、爱共产党、爱领袖的革命传统教育。我的班主任黄砚山老师是位转业军人，参加过东山岛的战斗。他给我们讲东山少年的故事，教导我们如何做人，带我们到田里做农活进行勤工俭学活动。
当时学校组织了许多“学习小组”。我和何阿猪、何佳汝、郭胜源、何锦治是同一个学习小组的成员。大伙在一起学习，互帮互助，进步很快。
1958年，我们读小学五年级。7月初，厦门东海岸所有的村庄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始了紧张有序的备战。年轻人参加了基干民兵，老人、妇女小孩、学校全体师生准备第二次疏散。村前、屋后挖了许多防空防炮洞，不时开展组织疏散进洞的演习，气氛空前紧张。
我们小学在校长郭冷然、少先队总辅导员吴朝注老师的指导下，成立了“前线少年支前活动大队”，组织全校师生慰问解放军叔叔、参与修路等支前活动。我们学习小组的全体成员在“8·23”炮战支前期间，都成为“英雄小八路”的成员。
修路，保持运输畅通
7月，滂沱大雨下个不停。一天夜里，一辆运炮弹的卡车在颠簸中行进，竟打滑撞在学校的墙上，同学们知道了心里都很难受。在老师的倡议下，支前大队的全体队员出现在这段路面上。大家任凭风吹雨打，有的使劲挥动着锄头、洋镐、铁锹整修路面；有的扛石头、挑沙土。大伙开沟、排水、垫砖、填沙土，经过半天的劳动，路面终于整平了。大伙的衣服虽被汗水、雨水浸透了，可是心里都热乎乎的。此时，一辆军车开过来了，大家都紧张地期待着车子顺利通过，但车子刚驶进新修的路面，突然又陷进泥泞中，原来，路基太软了，车轮“呜呜”地在原地打转，动弹不得。司机叔叔们下车和我们一道塞石头、填沙土，折腾了半天，终于让汽车开走了。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又继续整修路面，可是没几天路面又被雨水冲坏了。“要保证公路畅通，一定要把路修好!”同学们喊出了口号，亮出了决心。低年级的同学把路面上的烂泥清走，高年级的同学从被敌人炸毁的房屋废墟里挖出做墙基用的条石，铺垫在路面上。又是一个半天的劳动，有的同学手磨出了血，有的同学脚被石头砸了，可是谁也不喊痛。在同学们的共同努力下，路终于彻底修好了。
看着一辆辆军车安然驶过我们修好的路面，同学们在雨中鼓掌，唱呀、跳呀!有的同学竟落下了欢欣的热泪。
学习接电话线
7月中旬，解放军一个通信班进驻位于中街的万顺楼。他们住在楼的东侧，紧挨着我们学校的一间大教室(后来该楼东侧被国民党的炮弹炸塌了，教室也彻底损毁)。他们是炮兵部队的先遣分队，受命来何厝布置电话线路的。他们平时常集中练习布置和连接电话线路。我们觉得好奇，放学后，我、阿猪和胜源常常不回家，围着叔叔们问这问那，叔叔们不厌其烦、耐心地回答了我们的问题。告诉我们：“炮阵地和指挥部之间的电话机要由电话线连接起来，才能保证各种信息通畅传达。首长发给炮阵地的命令，是通过电话传递的。”“电话是指挥员的耳朵，没有电话线，电话就不能用，部队指挥员的耳朵就聋了，就不能指挥炮战了。”“保护电话线，保证电话畅通无阻，就是保护指挥员的耳朵!”从通信兵叔叔那里，我们学到了许多知识，学会了如何查接电话线，学会了拧线法、锁口法等快速接线的专业方法。
自发地留下来
转眼到了7月底，解放军炮兵部队陆续到位，炮战进入一触即发的态势。上级党委开始组织村民们疏散，同时决定禾山第四中心小学搬迁到大后方。解放军派出了许多卡车，把老人、妇女、儿童以及学校的师生送往后方。何阿猪、郭胜源、何佳汝、何锦治和我集中到一块讨论，“怎么办?”“是留下来，还是迁往后方?”阿猪、佳汝相继提出了问题。“我们要学习东山少年，学习董存瑞、黄继光!学习儿童团！”我接过话茬说：“我要留下来参加支前活动!参加炮战，为亲人报仇!保卫家乡、保卫学校!”于是，大伙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爸爸妈妈要我们走怎么办?”何锦治提出了问题，机灵的阿猪说：“我们可以躲起来呀!”佳汝、胜源附和道：“好办法!”我也举手赞成。我们巧妙地躲过了家长的寻找，留在何厝村。当年我才12岁，我们伙伴中最大的才14岁!我们5个人找了间教室，把各自的生活用品带来，开始了独立生活。除了我们，还有些同学留下了，他们住在其他村庄，没和我们在一起。留在村里的还有基干民兵。原来人声鼎沸的村庄，顿时显得十分寂静。
我们留下来的要求，最终得到了乡党委的认可，何江平书记多次到学校来探望我们。有一次，我们接到乡党委的一个任务：完成“上通下达”的通讯联络工作。那时，何厝的通讯工具十分落后，全村除了何厝派出所，只有学校有电话。电话机相当简陋，话筒安在方形的木盒上，听筒挂在侧面，但就是这么一部电话，却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村里有“十姐妹”，岭兜有“穆桂英班”，塔埔有“七大娘”等群众组织，基干民兵也留下来边生产边支前，他们的不少支前任务是通过我们用这部电话传达的。比如，解放军修工事需要多少沙土石、木料，何时要，哪个炮阵地要，上级领导就会及早打电话告诉我们，由我们转告给相关单位。万顺楼有口专门用于发警报的大钟，接到防空防炮警讯后，值班人员就敲钟，“当当当……”所有留村人员，闻声立即就近躲入防空洞隐蔽，有效避免了人员伤亡。警报解除了，听到有节奏的缓慢的“当—当—”声，人们就陆续从防空洞里出来，继续手头的各项工作。我们5个同学，轮班守护在电话机旁，保证了24小时有人值班。即使在炮战最激烈的日子里，我们也都能出色地完成通讯联络工作，为顺利开展支前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帮助修工事，洗、补衣服
炮战前夕，我们几个小伙伴也在叔叔们的队伍中帮助修建工事。由于我们比较瘦弱，每次修筑和加固炮阵地时，都帮不上忙，差点成了编外人员，不是被安排传递空畚箕，就是拿小工具干些轻便活。但我们心里就是不服输!大伙心里明白，是解放军叔叔在照顾我们哩!叔叔们排成一字型传递沙土石的时候，锦治、胜源个子稍高些，他们就加入挑土的行列，我、阿猪和佳汝3个人只好另找活干。后来阿猪抢到洋镐、铁锹，又找来一担畚箕，就自个儿挖土、铲沙、挑送。我们看在眼里，也学他的样子，大伙都干了起来。一天下来，我们手上、肩上都磨起了大大小小的水泡，可是没人喊累喊苦。在那段日子里，我们几个小伙伴总是风里来雨里去，常常淋得像落汤鸡，但没人退缩。
修工事的解放军叔叔们，每天都是满身的雨水和汗水，夹杂着泥浆。他们时间紧、任务重，根本没有时间休息，更谈不上换洗衣服。看着叔叔们个个眼睛红肿、极度疲惫的样子，我们人虽小，看在眼里可心疼极了！如何才能帮得上忙呢？“可以帮叔叔们洗衣服呀！而且这是我们力所能及的工作！”何佳汝兴奋地想出了这个好主意。起初，我们上阵地向叔叔们要脏衣服时，叔叔们不肯给我们。我们动脑筋，终于在营房里的床底或是空弹药箱里，找到叔叔们的一大堆脏衣服。
叔叔们的衣服大多溅上了黄泥巴，有的白布都变黄了，衣服领口上凝结着厚厚的一层油垢，每件衣服要洗好几次才能洗净，一块肥皂没洗几件就用完了。男同学起初洗不来，就负责撑伞为女同学挡雨。一天下来女同学们手脚都浮肿了，但没有一个人叫苦喊累。看着女同学洗衣服，我们男同学手痒了起来，也加入了洗衣的行列。男同学洗不大干净的衣服，女同学拿过去再洗净。过了几日，我们赶紧将晾好的衣服叠齐整理好送回去。“让叔叔们穿得干净、舒服是我们最大的心愿”。为了能让解放军叔叔及时换洗衣服，我们白天洗衣，晚上补衣，常常到深夜两点还没睡。男同学不懂针线活，就边学边补。有时候由于犯困，指头常被针刺破流血，可谁也不吭声。有一次，我竟然把裤筒缝到一起还不知道，女同学一看：“不合格!”我只好重来，经过拆了补，补了又拆，我很快就学会缝补衣服，大家都成为优秀的“小裁缝”。
支前学习两不误
“8·23”炮战后的一天下午，我们5个同学把洗好的衣服送到香山炮阵地。刚到阵地，叔叔们朝我们大喊：“要打炮了!快进洞里去！”进洞后，发现一发发炮弹已从箱里搬了出来，正准备擦拭呢。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我们终于有机会参加炮战了。炮弹出厂时，外壳被涂上厚厚的一层起保护作用的黄油，这层黄油不容易清掉，但在炮弹被送入炮膛前，外表必须保持干净，否则炮弹发射后会失准而且会弄脏炮膛。于是我们拿起木片，把厚油刮掉，再用布擦拭。我们发现要把弹头擦干净，可真不容易!炮弹滑溜溜的，真难使上劲。我们个个弄得浑身是油，满头大汗，可是谁也不肯休息。我们看着亮铮铮的弹头被安装上引信送入炮膛，“轰轰轰……”一发发炮弹飞向停靠在金门料罗湾的美蒋舰队。一会儿电话传来捷报：“我们的炮打中了军舰!”阵地上顿时一片欢呼，掌声响了起来，我们干得更欢了。
在战火纷飞的环境里，我们并没有落下学习，原来的学习小组又“开张”了。外面炮弹呼啸，爆炸声一浪接一浪。防空洞里，我们借着煤油灯光，读书声此起彼伏。没有凳子，我们就坐在石头上；没有课桌，就把作业簿摊开放在大腿上。在我们看来，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纸张用完了，我们就用树枝在沙地上练字。就这样，我们做到了学习、支前两不误。
查接电话线——保护指挥员的“耳朵”
8月初的一天，我和阿猪、胜源3人光着脚丫子，顺着数条挂在沟壁上的电话线，一路检查着。在一处路口，我们发现竟有3条电话线断了，线头裸露在外。上个月从通信兵叔叔那里学来的接线技术此时派上了用场。阿猪迅速接好一条线，我正接另一条线时，突然感到手一阵酸麻，“有电!”我叫了起来。阿猪凑了过来说：“肯定是叔叔在通电话!快把线压在一起!”我们用小手把两条线头迭压在一起，“哎呀!好麻，好麻！”我们被电得龇牙咧嘴。过会突然没电了，我赶紧以最快的速度把线接好，再拉一拉，看是否牢靠。另外一条断线，胜源拉来拉去，就是接不到一块，我们发现是长度不够，少了一大截。我说：“怎么办?”还是阿猪的办法多，他说：“大年，我们一块找救兵去!”为了不让断线出现更严重的问题，胜源留下来守护现场。我拉着阿猪的手，飞快地向香山阵地奔去。到了炮阵地，我们简要地向连首长汇报情况，首长立即指派两名通信兵带着话机和一大捆电话线跟随我们来到现场。很快，断线就接好了。完成任务后，叔叔拉着我们的手回到了阵地，并向连首长作了汇报。
连首长把我们查接电话线、开展支前活动的情况向师首长一一作了汇报。师首长说：“他们就像当年的小八路!”后来，师领导向厦门市政府作了通报。“8·23”炮战后，厦门日报社的王丁、叶峰叔叔采访了我们，以“今日英雄小八路”为标题，首次报道了我们支前活动的情况。9月初，炮兵指挥部给我们送来一面锦旗，上面写着：“小英雄志气高，巩固海防逞英豪!”9月10日，共青团厦门市委副书记王绥带着团干部李景昌来到何厝小学，在防空洞里找到我们，并以团市委的名义授予我们一面锦旗，上面写着“英雄小八路”。从此，“英雄小八路”的事迹在厦门市传播开来，不久又从厦门传遍全国。我们作为“英雄小八路”的代表，先后向全市中小学以及各阶层的人民作了多次汇报。1958年11月，党组织让我代表“英雄小八路”出席了全国第二次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大会上，我作了题为“英雄小八路”的发言。此后，何阿猪、何佳汝等人也先后到北京参加各种会议。我们受到了毛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接见。
后来，我们的支前活动事迹，被编成连环画，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还将我们的事迹拍成了故事片《英雄小八路》，在全国上映。《英雄小八路》的主题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在1978年团中央会议上被选定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
编辑 / 彭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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