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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东南沿海的钢铁前哨
叶 飞原作
从福建实际出发，建设巩固的海防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美国政府宣布以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公然侵略我国领土、领空和领海，支持蒋介石集团进犯大陆。
华东沿海，特别是福建前线，形势是十分紧张的。国民党军队随时有可能在美国海空军的支援下，发起对东南沿海的攻击。必须认真对待。
此时，党中央、毛主席作出了相应的部署：指定陈毅同志负责指挥华东全局，浙江由谭震林同志负责，福建前线指定由我负责。
福建前线当时有两大任务：准备再攻金门，还要剿匪。这两个任务都很重要。
1950年11月，毛主席电令福建我军解除再攻金门的任务，全力以赴进行剿匪，限于6个月内消灭一切成股土匪，并普遍实行土改。
剿匪部队在“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思想教育基础上，依据“军事清剿、政治瓦解、发动群众武装自卫”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政策，以主力部队为主，在地方武装和民兵协同下，实施重点清剿，采取奔袭、合围手段，力求一举扑灭大股土匪，随后即转入分散驻剿和追剿小股散匪。
1949年8月到1950年12月，福建全省共歼匪5.5万余人，包括国民党派遣潜入大陆的武装匪特14股，解放全部匪占县城。
1951年1月，毛主席亲自来电慰勉，指示我们“继续不懈，坚持到底”，彻底清除匪患。福建省提前于1951年5月全部肃清了土匪，消除了后顾之忧。
福建完成肃清一切成股土匪任务之后，由于抗美援朝和军队建设的需要，二十四军、二十五军、三十二军先后调离和整编，福建留下二十八军、二十九军和三十一军3个军。二十九军一个师改编为海军（当时叫水兵师），担任巩固福建前线海防之任务。此时我海空军尚未进入福建，担任巩固海防前线任务的兵力只有两个军。
我们从当时福建前线的实际情况出发，把福建前线划分为两个作战方向，第一个作战方向是闽北福州方向，第二个作战方向是闽南厦门、漳州、泉州方向。对沿海防御的方针，决定采取控制海岛以防御海岸的方针，这样做就可以大大节约和减少第一线的防御兵力。我们还从地方的运输车辆打主意，规定沿海作战部队需要汽车时，地方运输车辆全部集中归部队使用。当时福建海口被封锁，鹰厦铁路尚未修通，交通运输全靠公路，地方运输车辆比较多，一旦需要时集中起来可具备运输一个军的能力，这个军就变成“摩托化军”了。
同时，我们对福建前线每个作战方向，对敌人可能登陆向我进犯的地方，都制定了作战方案。
对于福建前线的战略部署，还有一段插曲，就是与苏联专家的争论。苏联专家热情、细致、一丝不苟，但是脱离实际，硬搬教条。对他们，我们既感到有帮助，又感到与我们的战略思想格格不入。由于这些分歧和争论，苏联专家告我的状，不只告到毛主席那里，而且告到斯大林那里。
一次主要的争论是：对我们的作战部署横加指责，要我们按他们提出的防御方案，在沿海作正面防御，即单纯地消极防御。我们的方案是实行积极防御的方针，这是经华东军区、毛主席批准的。于是发生了争论。对我的解释，那个总顾问连连摇头，简直连听也不想听，好像我讲的是什么“海外奇谈”。
第二个争论更是可笑，登陆作战要我们学习他们的经验。我们在谈到登陆作战的经验时，说要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同时要学习人家的经验。但没有讲苏军的战例，谈了美国、英国的登陆作战战例，因为在二次世界大战中，英美军队登陆作战经历较多，而苏军则缺少这方面的实战战例。这样，苏联顾问恼火了。他一回去，就对陈老总讲：你们的前线指挥员(指我)是个“英美派”。并向军委告我的状。苏联总顾问回苏联前，又向毛主席告状，说“叶飞此人靠不住”，要主席撤我的职，还说要告到斯大林那里。此事，陈老总告诉了我。后来彭德怀同志也告诉我了，他也是不买苏联顾问的账的。
东山岛高奏凯歌
1953年7月10日前后，敌舰屡屡在我福建近海窥探，敌机也连连来低空侦察。游梅耀同志任驻守东山那个团的团长，我告诉他：“你有坚守东山岛之任务，但你们团部设在东山岛外的陈岱镇，指挥岛上部队很不方便，应移驻东山岛上，以便直接指挥部队。”
7月15日，敌舰艇20艘从金门出发，大有骚扰我沿海岛屿之势，目标是东山岛。国民党把老本都豁出来了，以压倒优势铺头盖顶地出现在东山岛上。岛上除了制高点二○○高地仍为我守军坚守外，全岛都被敌攻占了。陈老总在上海知道了战斗情况，也很着急，一直与我保持通话。
我们有这么一个电话班，是守备部队的总机，所在的村庄被敌人占领了，他们没有跑，而是隐蔽起来，一直保持与福州的联系。国民党军搜索了整个村子，但连电话线路也没有发现。战斗中，我与守山头的游团长通话，全靠这个总机。我对他们说：“一定要坚持，这样我就可以了解战况，就可以指挥作战了。”通过这个总机，我向守山的游梅耀团长下达命令，要他们死守一天一夜，援军就可赶到反击歼敌。他们确实做到了这一点。所以，东山战斗时我虽然在福州，与东山前线却是息息相通，战斗进展了如指掌。战后，我给这个电话班记功，记了集体一等功。
东山在一开始确实是被敌人占领了，于是，台湾祝捷。但是，有个山头还在我们手里哩！
东山战斗一打响，我即按预定作战方案，命令部队增援东山守军。
增援部队在战斗打响当天夜间分别到达指定地点集结。第二天上午首先把占领陈家镇、八尺门的敌人伞兵部队一举全部消灭了，打通了与坚守东山岛二○○高地守军的联系。陈老总得到这个消息后，很高兴，他知道危险已经过去了。两路援军分别于第三天拂晓前向东山岛登陆，实施反击，配合岛上守军，迂回包围歼灭敌人，但因未能迅速占领港口，一部分敌军(不到三分之一)从军舰上逃走。此战共歼敌万余，其中有伞兵700余人。
这一仗，毛主席非常重视。战斗第三天的中午12时，增援部队已经登陆，毛主席到了总参作战室，跟我直接通电话。
东山战斗，敌人吃了苦头，没有敢在其他地方再有动作。此战获胜，毛主席很高兴，来电嘉奖。
填海筑堤、劈山造路创奇迹
厦门海堤(准确的称呼应是“高集海堤”)的修筑是1953年由福建省委提出的。我们首先是从国防上考虑的。厦门的地位十分重要，既是国防前哨，又是解放金门，以及下一步解放台湾的前进阵地，必须有尽可能便捷的交通。其次，当时福建铁路计划修至厦门，海堤修筑后，不仅铁路、公路畅通厦门岛，亦能更有效地使用岛上的海港，增强海陆联运的作用，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第三，以工代赈，修建海堤，可以解决存在的失业问题。
陈毅同志很同意修建海堤的建议，报告了中央，得到了毛主席的批准。中央拨出1300多亿元(折合人民币1300多万元)作为专款。
中央决定由陈毅同志负责，陈毅同志指定由我负责工程的具体领导，《政务院关于修筑厦门市高集海堤工程的决定》中明文规定：“工程之具体领导即其行使管理、干部与职工之调配，政治工作，具体施工组织领导等由叶飞同志负责指挥。”实际上，就是由我来“承包”了。随即建立了专责机构——高集海堤工程管理局，掌握工程具体工作的进行，我责成厦门市市长梁灵光和副市长张维兹同志负责。
我们集中了福建的技术人才，包括厦门大学的技术人才来担任海堤设计任务。
政务院批准海堤工程设计任务书以后，1953年6月17日，工程指挥部正式成立，开始初步施工，至1953年底，为工程准备阶段。这时已调集五百多干部、三千多工人，工地上干得热火朝天。
1954年1月，全面施工开始，工人增加到一万多人。采石工地炮声隆隆，采石磨石一片欢腾，抛石现场浪花飞溅……
10月15日，提前半个月完成海堤修建任务。12月10日举行正式通车典礼。
彭德怀同志从朝鲜回国后担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他对解放金门、马祖，从而解放台湾，是很积极的。1954年彭老总来福建视察，就是专门研究解放金门问题的。
解放金门，只是解决局部问题，最后是解放台湾，而台湾问题又是中美斗争的焦点。要完成这个任务，必须进行艰巨的准备工作，既包括军事的，更包括政治的、外交的、经济的各个方面。当时福建省的交通条件很差，这不但影响福建省的经济建设，也影响海防建设。所以作了两个决定：一是调铁道兵团入闽，以两年时间，抢修鹰（潭）厦（门）铁路；二是修筑飞机场，准备空军入闽。
抢修鹰厦铁路，决心是很大的，调集了7个师的铁道兵部队，全线铺开，福建地方全力支援，动员十万民兵配合铁道兵抢修鹰厦铁路。在两年的时间里，克服了无数的艰难险阻，硬是把这个非常艰巨的修筑工程啃了下来。
1957年，鹰厦铁路按时通车，成了福建贯通南北的大动脉。
争夺制空权，抓紧搞建设
当时福建前线没有海空军是一个大弱点。敌人从海上封锁了厦门、福州和温州。福州、厦门处在国民党空军袭击圈内，经常遭受空袭。
福州的民房大多是木结构建筑，一枚燃烧弹就烧了一大片。
为了加强防御力量，从1955年到1957年，福建省共修建了7个飞机场。人们盼望已久的空军可以入闽了。
1958年7月，中东形势紧张，国民党空军在美机掩护下加强了侦察和袭扰活动。7月19日，空一军奉紧急命令，首批转场入闽。此后，空军以逐步推进的方式，进驻了福建全部机场。
1958年7月19日，中央军委命令成立福建前线空军指挥所；24日，又命令成立福州军区空军司令部。
敌人发现我空军转场入闽，妄想先下手为强。7月27日，敌F—84型战斗轰炸机4架窜至汕头、南沃空域，被我空军一举击落两架、击伤一架。国民党空军大为震动。8月13日，我海军十团航空兵转到福州机场，着陆仅一小时，敌机F—86型歼击机以低空飞行潜入上空。我机立即应战，打得敌机屁股冒烟，落荒而逃。福州市民伫立街头，爬上房顶，鼓掌欢呼。25日，我空军二十七团飞行员刘维敏单机与敌机4架空战，击落敌机两架。
经连续空战，我军基本上夺取了福建沿海制空权。
战争的规模大了，就带来了新问题。过去打仗，甚至是对付国民党的重点进攻，只需用民工支前，扁担、独轮车、大车、小毛驴担负后勤补给就可以了。现在就不行了，没有一个工业基础，根本无法维持战争。飞机损坏，大炮损坏，汽车、仪器损坏了，在福建就没有办法修复。因为福建是前线，解放后没有搞什么工业建设，只好送到内地，送到上海去修理。这怎么行啊!
北戴河会议上，我提出了这么个观点：如果停留在原来那种支前形式上，前线不准搞工业，就不能适应现代战争。福建必须建立一定的工业基础。少奇同志支持我这一观点。后来，在福州、三明、厦门等地逐渐建起了一些工业，中央各部门也给予重视支持。福建的工业基础大多是在那个时候搞起来的。
编辑 / 彭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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