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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庆洋回忆父亲曾山母亲邓六金
刘顺发
曾庆洋
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后改东南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委员曾山与东南分局妇女部巡视员邓六金的第三子，1945年生于淮南盱眙黄花塘。1964年入伍，1968年于空军工程学院毕业，在空军十三航校任无线电技师、政治部干事，1977年调军事科学院，1988年任院图书馆馆长，1993年任军事历史研究部副部长，2001年任军事建设研究部部长，2004年任科研指导部部长，2005年退休。少将军衔。
曾山同志参与了新四军的组建工作，是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后改为东南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委员。皖南事变后，担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组织部部长。抗日战争时期，是在华中党内和新四军中都担任要职的少数几位领导人之一。我采访了曾山同志的三子曾庆洋少将。庆洋同志告诉我说：“父母亲的革命经历，平常是不向我们说的，我们对双亲的了解，主要通过老一辈之间的交谈，父母亲战友的回忆，和许多老同志发表的文章，才逐步积累的。”
一门三杰 独子勇走革命路
先从我父亲说起吧。
我祖母生育过五男二女7个孩子，其中两男两女幼年夭折，只有兄弟3个长大成人。我的伯父曾延生，生于1897年，1923年进入上海大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不久，他受党的指派，携新婚妻子、共产党员蒋竞英，回到家乡闹革命，创建了吉安社会主义青年团基层组织，建立了中共吉安小组。1926年11月，夫妇二人同往九江领导工农运动，伯父曾延生任中共九江地委书记，蒋竞英任地委妇女部长。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曾延生被调往南昌，不久，参加了南昌起义。10月，同曾天宇一道领导了万安起义。年底，奉派赣州，任中共赣南特委书记，蒋竞英亦随同工作。1928年3月，特委机关遭破坏，曾、蒋夫妇等13人不幸被捕，4月4日遭敌杀害。
受胞兄曾延生的引导，曾山和其弟曾炳生于1926年在家乡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后来，曾炳生被派往九江，以“九江书店”为掩护，协助曾延生开展党的秘密工作。1927年8月，因叛徒告密而被捕，不久被杀害于九江沙河，牺牲时才23岁。我父亲曾山生于1899年，1926年入党不久，即接受党组织指派，到梅岭一带，秘密组建中共儒林区委，从此投身革命。
祖父曾昭藻受儿辈影响，特别是炳生、延生先后牺牲后，于1929年正式参加革命工作。他以旧学身份开馆教书，担负吉安县地下交通站的秘密联络工作，不顾个人与家庭的安危，为党传递重要情报。先后3次被捕，受尽酷刑，始终坚贞不屈，守口如瓶。1930年5月牺牲在狱中。
祖母康春玉，在丈夫、儿子的影响下，支持儿子们闹革命，配合丈夫为党的地下交通站工作，先后5次被捕，坚不吐实。丈夫和两个儿子牺牲后，曾山又外出不归，祖母在非常困难和极端危险的情境中，带领大儿媳肖淑贤、小儿媳刘桂香，耕田种地，艰难度日，坚信胜利，坚持斗争，终于熬到了吉安解放的一天。
1962年曾山夫妇回乡探望老人，感慨良多，提笔疾书两联，其中一联是：“家慈五男二女留独子，先父三难一死为人民。”记述自己革命家庭的这段历史，7个子女中，除牺牲的，夭折的，只留下他一人。父兄建树的革命家庭，增强了曾山的革命意志，坚定了他的革命信念。
1927年初，吉安县成立了农民协会，父亲曾山被选为县农协执行委员。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后，他遭到悬赏通缉。他怀着共产党员的信仰和革命到底的决心，面对艰险，义无反顾，于当年10月，跑到广东寻找革命队伍。12月，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广州暴动。广州起义失败后，又回故乡，继续坚持革命。1928年5月，他组织领导了官田暴动，并当选为中共赣西特委委员。同时将原名曾如柏改为曾山，终生沿用。1930年10月，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成立，他担任了苏维埃政府主席。1933年12月，曾山因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反对“左”倾错误而受到错误批判，并被降职为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兼财政部长。他革命理想与信念依然不变，竭力协助主席刘启耀工作。1934年9月下旬，曾山任江西省委代理书记。10月中央红军长征了，中央决定让他留守苏区，坚持游击战争。他率领留守部队与数十万敌军周旋，奋勇抵抗。直到1935年5月底，在坚持了8个月的苏区斗争后，部队被打散，曾山又遭“通缉”，被迫只身闯上海，寻找党组织。1935年8月，终于和党组织取得联系，后随陈云同志到苏联学习。
从山村童养媳，到中央妇女部巡视员
我的母亲邓六金，福建上杭人，1911年9月出生在闽西山村，排行老六，取名“六金”。母亲出世后十几天，就被父母送给隔山的另一村李姓人家，当了童养媳，因李家无子，是望郎媳。外公家里人口多，客家人，无地，很穷，除了租田种，外公还挑了货郎担卖货，以充家用。天有不测风云，1930年，外公挑着货郎担，在山间赶路，被突如其来的一场特大洪水连人带担冲走。外公去世后，家里更困难，母亲的两个姐姐也被草草嫁人，找个糊口的地方。
母亲的养父是理发的，家里什么也没有。母亲五六岁时，就烧饭、洗衣、砍柴，干粗活，还随养父串村，背个箱子，打个下手。13岁时，就到一个造纸作坊打短工。15岁那年，养父母租种了地主的田，她也到田里干活，学会了耕田、插秧、收割、脱谷。16岁那年，养父生病，她为了借点谷米给养父喝口米汤，被地主家狼狗咬伤了腿。养父母虽穷，但待母亲还好，从不打骂。可是因为十几年没等到一个儿子，1930年，就逼母亲嫁给一个小道士。这时，红军已到了闽西上杭，母亲也参加了村里、乡里的一些活动。于是她毫不犹豫地离家出走找红军，走上了革命道路。
母亲是村里第一个认识红军的人，她和念过两年书的好朋友傅才秀，成了村里与红军联系的关键人物。她俩带头剪长辫、留短发。又在红军支持下，组织了妇女会，开始参加革命工作。这年春节过后，母亲被推选为乡妇女会主席。1931年春天的—个夜晚，她和傅才秀一道，由乡苏维埃主席亲自主持，宣誓入党。入党后，母亲担任旧县区委青年干事。1932年后，先后任上杭中心县委巡视员、妇女部长。1933年5月后，在福建省苏维埃妇女部，初任巡视员，后任部长。在此期间，母亲还被送进在长汀的中央党校学习了一段时间，提高了文化知识。此后，妇女部组织开展了妇女识字学文化活动，妇女干部的文化水平也在工作中得到提高。1934年党组织又送母亲到瑞金中央党校学习，学了世界历史、社会发展史、党的建设的理论。可是，学习还没结束，党组织又交给了新任务：“扩红”。这次“进修”时间虽不长，但收效很大。由于上几次扩红有了经验，这次扩红虽然任务紧急、数量大，最终也完成了任务。在上杭扩红时，母亲动员两个胞姐(凤金、来金)参加了革命工作，她们先在县里，后到省里工作。为此，福建省苏维埃主席张鼎丞还称赞母亲三姐妹，是闽西“土窝窝里飞出了三只金凤凰”。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不得不开始战略转移。中央红军参加长征的女干部危秀英、贺子珍、蔡畅、康克清、邱一涵、李坚真、邓颖超、李贞、廖似光、曾玉、陈琮英、邓六金、谢飞等共有30人。长征是艰苦的，女同志更承受了男同志无法想象的痛苦和折磨。母亲在长征途中得了痢疾，如果没有危秀英阿姨坚定的陪护、帮助，也许就死在途中了。一年的艰苦转战，30名女红军没有一个掉队，其中3人中途被留下参加地方工作，其余27名全部到达陕北。这是母亲一生引为自豪的不凡经历。
1935年9月，在蔡畅同志的动员帮助下，母亲勇敢地挑起了中央妇女部部长的重担，危秀英是副部长。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扩大会议。此后不久，蔡畅调任庆阳县委书记，经陕西省委书记李富春动员和组织批准，母亲又愉快地到庆阳县委任组织部副部长，部长是陈时夫。在蔡畅、李富春帮助下，母亲的工作能力又有了较大提高。在庆阳工作一段时间后，又调回中央妇女部任巡视员。此后一二年时间，母亲一直在中央妇女部工作。
相识在延安，结为终身伴侣
1937年11月29日，曾山完成了在莫斯科列宁学院两年的学业，与陈云一道，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康生同机飞抵延安。几天后，与曾山很熟悉的危秀英，拉着邓六金，去看望阔别3年多的曾山。危秀英曾任江西省苏维埃妇女部部长，经历过生死考验的战友，又在延安见面，都很激动。危秀英热情地向曾山介绍了邓六金。这是曾山、邓六金第一次见面，母亲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父亲是一位老革命，稳重、实在，又到苏联学习过，母亲心中同时生出几分敬重。
12月9日至14日，曾山列席了中共中央召开的政治局会议。14日，在讨论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问题时，父亲曾山作了重要发言。这次会议后，曾山被任命为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委员。自此开始，全身心投入到参与改编新四军和筹组东南分局的繁忙工作之中。
12月18日，曾山与李一氓率30余名干部离开延安，经西安赴武汉。25日，新四军军部在武汉正式成立。1938年1月4日，曾山与东南分局书记项英等乘船离开武汉，6日到达南昌。中旬，协助项英召开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成立会议，传达中央指示，确定广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迅速集中部队开赴抗日前线。接着，与项英奔赴湘赣闽浙各地，向各红军游击队传达中央及东南分局关于改编为新四军的指示，指导各部的改编，并指导地方加强中共组织建设。8月，在南昌主持重建中共江西省委，并兼任书记。9月29日至11月17日，出席了在延安召开的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并在大会上发言。这次会议决定：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项英仍任书记，曾山仍任副书记。
母亲在中央妇女部做了大量工作，经常下乡搞调查研究，鼓励妇女参加生产，学习文化知识、宣传婚姻自由，动员妇女参加支前，动员妇女讲卫生讲文明。妇女部的工作，得到中组部长李维汉的肯定。1938年，党组织再次送母亲邓六金进中央党校学习。这次学习，字认得更多了，理论上也学到了更多知识，对于马列主义、党的建设、社会发展史有了更多的认识。9月下旬，贾拓夫同志约邓六金到他的办公室，她与到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曾山又一次见面。曾山介绍了在南方组建新四军的情况，她感觉到这次见面是贾拓夫有意识的安排，心中也生出朦胧的情感。10月的一天，中组部副部长李富春将邓六金叫到办公室，告诉她，组织上决定让她到华中去工作，想听她的意见。曾山此时也在场，正用期待的目光看着她，她遂回答道：“党员必须服从组织决定，我愿去。”年底，母亲邓六金与同在党校学习的涂振农、陈光、饶守坤等20多人，随曾山离开延安，步行两天，到达西安。这一路，寒风刺骨、雪花飞舞，天寒地冻，可是这批即将投身抗日前线的年轻人，感受的只是内心的火热。
由于国民党的阻挠，他们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等了很长时间，曾、邓两人有了多次深谈，加深了了解，遂向中组部发了申请结婚电报，陈云很快回电，代表组织批准。1938年12月，父亲、母亲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结为终身伴侣。他们从相识、相知到相爱、结合，时间并不长，可是他们日后数十年间相敬如宾，体贴入微，却是有口皆碑的。婚后第3日，父亲便奔赴南昌。母亲邓六金于1939年1月到达皖南云岭，分配到东南分局妇女部，在李坚贞部长领导下工作，任巡视员。
父母亲结合在抗战初期，在革命战争年代孕育了相互的关爱，也孕育了我们兄妹。
我是老三，1945年降生在淮南盱眙黄花塘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机关驻地。
父亲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
母亲留给我们的最厚重的礼物是母爱和美德，父亲留给我们的是一笔丰厚的精神遗产。
父亲工作中勇挑重担，从不计较名利，始终谦虚谨慎，勤勤恳恳、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父亲是20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党员，30年代就在省委和政府担任领导职务，但他从不以资历深而居功自傲或向组织伸手。对职务高低他看得很淡，对组织分配的任何工作无论多么艰巨困难，他都不讲价钱，乐意承担。他在江西、东南局，华中局工作期间，也曾遭受打击和排挤。他没有申辩，坚决服从组织的安排，甘愿在斗争的第一线做具体工作。1945年10月，华东局曾向中央建议父亲担任华中分局书记。他去电中央表示不同意，并说：“请求中央最好批准我到地委以下去工作，这是我诚恳的要求。”1948年，当他得知陈正人同志去江西工作的消息，向陈发电表示自己也想去江西，愿在他的领导下当一名助手。父亲所领导的华东后勤支前工作为淮海战役的胜利作出巨大的贡献，而他在给野战军的祝捷电报中却检查自己“在供应前线需要上也有许多不及时”，“主要是我们工作中努力不够”。
这些事情，父亲生前从未对我们说过。一些在华东工作过的叔叔、阿姨对我们谈起父亲，无论和他共事的领导，还是他身边的秘书、警卫等公勤人员几乎众口一词地说他不摆架子，平易近人，关心同志，勤奋工作。有的说到他为干部排忧解难、日夜辛劳时，不由得热泪盈眶，可见他在广大干部、群众心目中的崇高威望和深远影响。
父亲身居高位，严于律己，公而忘私，艰苦朴素，终生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
父亲长期担任党和国家机关的高级职务，他时刻警励和鞭策自己，决不能以职权谋取私利。革命年代，他担任过大区的组织部长和财办主任，执掌人事和财政大权。他把这个权力用来选拔和重用知识水平高的优秀青年干部；用来防止审干中的偏差；用来统一分散的财政管理；用来节约每一个铜板支援革命战争。但是对身边的人和他自己，这个权力却不起任何作用。抗战期间，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我们的母亲邓六金，为带孩子而失去了工作，1943年她把孩子寄养后来向父亲要工作。父亲说：“因为我们是夫妻，我没有权力给你分配工作。”于是母亲自己去找谭震林，被分配在一个乡当支部书记。1948年华东战场第一个大城市潍县解放，父亲兼任军管会主任。母亲从大连来，她看到的是面黄肌瘦、饿肚子的“接收大员”。父亲还向她要钱，买肉吃顿饭。上海解放后他兼任上海市副市长时，曾因工作劳累营养不良而晕倒。1953年后，他从地方调到中央担任国家机关领导，生活、工作条件好了，手中的权力也更大了。当部长期间，在他的职权范围内能调动上亿元的资金，但是他没有为办私事让公家报销过一分钱。“文革”开始后，造反派指责他“当官做老爷”。于是，他把公务员撤了，自己扫院子、做家务；把炊事员撤了，让保姆做饭；后来索性车也不坐了，挤公共汽车上下班。他对我们家人说：“这没有什么，上上下下我早就经历过。不当部长我就回老家，我还能种田嘛!”他去世时，没有留下一身新衣服、一双新皮鞋，他生前使用的眼镜、钢笔、墨盒，以至小刀都超过了20年。父亲一生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品德堪称一代共产党人的楷模。
父亲关心下一代健康成长，对我们严格要求，不断言传身教，树立良好的家风。
我们兄妹大多出生在革命战争年代，对童年的记忆十分模糊。父亲对我们的教育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他说：“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把你们带大，多么不容易!我工作忙，管不了你们，都是妈妈、还有祖母在抚养，有许多叔叔、阿姨帮忙，永远不要忘记他们。我和妈妈都是共产党员、革命干部，我们一生都是为着革命事业。我们不能为了自己的小家放弃党的事业。妈妈抚养你们，自己却工作不了，这也是为了革命作出的牺牲。正是大家的共同努力，才有了革命的胜利，才有我们今天的家，你们一定要非常珍惜。”
每当想起一家人和父亲朝夕相处的日子，他那慈祥和蔼的面容，他对我们的照料和操劳，总是浮现在我们眼前。而印象最深的，还是他的严格管教。
父亲很少对我们谈及自己以前的工作或业绩，目的是不让我们产生高干家庭的优越感。他告诫我们：“我们出身劳动人民，政治上不要脱离群众，生活上不能搞特殊化。”建国初期，家乡的两位姐姐来上海要工作，他就要自己的女儿去纺织厂当普通的工人。国家为高干提供的生活待遇，他有严格的使用规定。公家配备的车子，子女不得私用。父母的工资集中管理，每月只给个人一点零花钱，要买贵的东西告诉家里，统一开支。那时我们包括母亲在内，上班上学，出门办事都坐公共汽车或骑自行车。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和周围群众一样，家里吃的是粗茶淡饭，大家都穿过打补丁的衣服。弟弟、妹妹基本没有买过新衣裳。他要求我们从小就要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尊敬身旁的公勤人员，有事少麻烦他们，尽量自己解决。父亲亲自动手修补过我们的床铺，上街帮我们买过日常生活用品。“文革”被“靠边”时，他还帮我们接送过上幼儿园的孩子。他教育我们说：“学习、工作上的问题只能通过你们所在的学校和组织解决，父母不能干涉。你们个人的前途要靠自己去闯，不能依赖家庭。”因此，他鼓励二哥当工人，说服我安心当兵，支持四妹去北大荒、老五参军，赞同大哥下放锻炼，充分显示出对子女健康成长的一片爱心。如果说，周围的同学、同事没有感觉出我们是特殊身份的高干子女，那正是父亲言传身教的结果。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35年了。我们多么希望他老人家能够活到今天，亲眼看看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人的生命是短暂的，但是他的思想和精神能够超越时空而长存。父亲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家产，留下的却是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我们一定要把这笔精神遗产继承下去，传给我们的子孙，永远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把父辈开创的事业进行到底!
编辑 / 宜洪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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