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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宁与史沫特莱的友谊
朱德模
在皖南，马宁认识了美国友人、著名的新闻记者、作家史沫特莱女士，并和她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马宁更深一层地了解史沫特莱女士是在医院里。那时马宁因在冰雪之夜赶写文章，冻坏了身体，以致暴发了急性肠炎，住进了医院。马宁人瘦如柴，终日昏睡。一天醒来，忽见自己的床头柜上，放着一瓶鲜花，有黄色的迎春花、红色的野玫瑰，散发一股清香，沁人肺腑。那花瓶是用毛竹筒做的。马宁奇怪，这花是谁送的呢，谁这么早就上山去采花呢？天这么冷呀！
第二天一早，这个谜底揭开了。一个高大的白色的影子闪了进来。马宁定神一看，正是史氏捧着一束鲜花。马宁坐了起来，史氏急忙放下花，强扶着马宁，劝马宁躺下。马宁发觉史氏的手冰冷，是刚从野外采花回来的，他感动得几乎掉下泪来。
原来史氏初到新四军的时候(1938年秋冬间)，叶挺军长是把她作为贵宾特殊照顾的，要她住在军部。但她认为这样待她，会使她脱离群众，她是个作家，应该经常和群众在一起。因此，她要求住到军部医院里，跟护士们一起工作，又可以体验战士们的生活，收集写作材料。史氏不只是给马宁采送鲜花，她给病房中的许多伤病员都送了鲜花。她还把自己的稿费收入，拿来买了许多鸡蛋，送给伤员病员。她亲自给伤员病员喂饭菜、喂汤水。她用异国的情调唱华语《游击队之歌》给战士们听。病房中荡漾着掌声、歌声、笑声，一种欢愉的情绪温暖着每个人的心，使伤者患者忘记痛苦与烦躁。
马宁要求从单人房搬到了集体的大病房，跟其他伤病员们一起住。他一到大病房，发现每个伤员的床头都放有鲜花，各式各样。史氏把大自然的无限生机带进了病房，这对促进病人早日恢复健康，重返战场，无疑是很有裨益的。
在军部医院里，也住着一批被遗弃而又被我军救护回来的日军重伤伤员。我军医护人员虽然都懂得宽待俘虏的政策，但有时在照顾上难免会有所不同。史氏看到这种情形，她主动服务，给战士很深的教育。一个叫滨田的日军伤员，双臂有伤，动弹不得，三餐都由护士喂饭喂水。当护士不在的时候，史氏便主动代为滨田喂饭喂水，还为他倒便盆，那滨田感动得掉下泪来。在史氏的影响下，中日两国的伤病员的隔膜迅速地消融了，大家一起唱《国际歌》。滨田伤愈出院，和最先放下武器的日俘香河等组织了“反战同盟”。他们共同研究日文革命书刊，还常到前沿阵地去喊话，协助做瓦解敌军的工作。马宁懂得一点日语，曾做过接待、教育香河正男的工作，两人成了朋友。史沫特莱认为这种友谊是珍贵的，她还为他们拍了一张合影留念。她说：“日本军国主义最后一定会沉没在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之海里，中日人民和平友好的日子一定会到来。”
史氏很关心革命战士的成长进步。一次马宁给她讲“大刀会”的故事，引起了她极大的兴趣。新四军军部有个饲养员，原是封建迷信组织“大刀会”的成员，是自动来参军的，绰号就叫“大刀会”。他的长相奇特：头大、嘴大、脚大、人矮，但他伶俐超人，不但能做泥水、木工、编织竹器，上山还能抓到松鼠，下河还能抓到甲鱼。但是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最怕上识字课。他说只要看见黑蚂蚁(文字)，就会全身发痒，坐立不安。但是在革命大熔炉里，没有炼不成钢的铁，他终于在大家的热忱帮助下进步了。马宁把他的故事讲给史氏听，史氏为“大刀会”拍了一张照片，还写了报导。没多久史氏送来了一张英文报纸(美国《大陆报》），报上印出了“大刀会”的照片和他的感人故事，马宁立即把报纸拿给“大刀会”看了。打这以后，“大刀会”不仅学习识字热情起来，连对英文ABCD也有感情了。史氏这样做，还促进了更多的战士积极学习文化。马宁本人在史氏这种积极行为的影响下，对“大刀会”的感情也向前发展了一步，对他的内在精神世界有更深的理解。后来马宁到桂林，1942年以这个故事作为素材，写成一部长篇小说《无名英雄传》，很受读者欢迎。“皖南事变”前夕(1940年12月)，马宁因病不能留在部队，奉命撤退到桂林治疗。那时，史氏也到了桂林，准备回美国。她给马宁留下了通信地址，并送给马宁一张照片。1946年7月，马宁在香港收到她自纽约寄来的信，说她在写《朱德将军传》，要请马宁帮助，提供资料。马宁把他收集到的传说和故事等素材，以及朱总司令的著作《论解放区战场》一书，一并寄给了她。
史沫特莱回美国后，在美国作巡回演讲，如实地介绍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救国的功绩。她始终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上。她把马宁的《进化新论》小品文英译稿，介绍到纽约《联合国世界》杂志发表(1947年11月)。马宁把多年前史氏的两封信发表在国内《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3期上，这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证物。
编辑 / 宜洪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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