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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折不挠 南方苦斗
陈 毅 原作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就是在1934年苏维埃运动和土地革命受着损失，红军主力部队万里长征以后，留在以江西为中心的各个游击区域内的红军和游击队单独奋斗。1934年到抗战爆发，二年零八个月，算3年。
当时，留下的有主力师——二十四师3个团，每一个连有一架机关枪，每一个团有重机关枪迫击炮，一起剩下在福建江西广东交界的地方，武装游击队有3000多支枪，以江西为中心进行坚持。在北上部队胜利以后，造成南北呼应，以将来抗战的战略上有着伟大的意义。当时中央政治局特别指示留在江西的部队有特殊的困难，可“事在人为”，靠我们党的努力，能够保留一根枪一个干部，将来等于千支枪千个干部，当时在江西组织了中央分局来主持。
长征军离开我们后，到第二年的2月间，敌方以大兵“围剿”，二十四师主力被包围，游击队被缴械，中央苏区就完全血洗沦陷。我们退出苏区转到南岭山脉，重新组织游击战争，大家都分开了，方志敏负责赣东北的游击区，黄道负责闽北区域，粟司令负责浙江区域，在闽东由叶飞负责，在闽西游击区由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负责，在湘赣由谭余保负责，在湘鄂赣由傅秋涛、钟期光、张藩负责。那时候我管的地区可怜得很，只有8个屋子，在山的右边一间左边一间，山的那边一间，山的这边一间，一共8间，睡于此，跑于此，吃于此。这地方的狗都有了很好的训练，看到敌军来了就叫。那时项英管千里长坑，有2000多人民，算比较好的了，那一个局面是非常严重。
在这三年的困难环境中，我们党的损失，军队的损失，有十分之七，保留的只有十分之三。群众损失更是严重，整个南方各省的土地都被豪绅地主收回，成千成万的民众被绑入牢监。重刑拷打，妇女像猪仔一样，卖到广东南洋；乡村被血洗火烧，采用移民政策，把农民从这地方移到那地方，从福建移到湖南这样的移，许多山被烧，像剃光了头一样。树木岩石一点不留。那时候讲话，不能大声一点，非常亲密，总像讲情话一样。不能咳嗽。煮饭白天冒烟，不能煮，要晚上煮。走路不能有脚印，有了要弄掉，草都非常爱惜，不能踏平。走路有大路不走，要走小路。有时候从山顶一直滚到山脚下，有时候跌在坑里找也找不到。粮食完全没有，春天吃春笋，冬天吃冬笋，秋天吃香菇，夏天吃杨梅。最好的是水，完全是泉水，夏天好得很，不热，要盖毯子，一个蚊子也没有。
反革命分子采用残酷的“移民空山”的办法，把这地方包围起来。派兵清查，不留一个人，一进山听到打枪，知道有游击队，不准老百姓与红军共产党通消息。在这地方搜查以后，找不到红军共产党，不知道在哪里，他就采用这样的办法：用米放在大路口，数好数目，有多少?一个星期以后再去数，没有少就知道这里没有红军，如果敌人发觉拿去了，就是这地方还有红军，再要搜。如果被野猪野猫吃了，那我们倒霉，把共产党当野猪，他们的士兵就是都说到山上打野人，共产党是长胡子不穿衣服。广东军队还训练了猎狗来寻路线，我们同志常被它咬死。
老百姓在附近村子上买东西，多有限定买多少，多买了就“通共”，要杀头。买了鞋子马上就要穿起来，不能拿在手上，怕是给共产党买的。买纸烟一包，马上抽两根。他知道老百姓会帮助红军共产党，所以故意要作难打击打击，他心里才痛快。有时候在半夜里派便衣队到村子里，把枪放在衣服里面到老百姓家去叫门，说我是共产党，找不到队伍借住一夜，老百姓出来开门了。他就说你通共产党，杀头。老百姓以后知道了就不答应，甚至有时候在夜晚上用土炮一打，打死几个反动派，说：“我们以为又是共产党来敲门了，所以才打。”这样反动派还说：“打得对!这老百姓靠得住。”
各种办法，无微不至。有些办法在军事上很有趣味，在战术上，值得研究的。比如要包围一个村子，一夜出发到早上埋伏好，老百姓也不知道，如果有我们工作同志走过，就被抓住，要他带路，把我们的机关捣毁。有时候，很突然地把房子关好，所有的老百姓都关在里面，不准说话，他就穿着便衣，装成是这家的老百姓。站在门口，我们去探消息，他就抓起来。有时大批的人来了，一下都走，留下几个人躲在楼上，老百姓也不知道，我们同志以为走了，大摇大摆出去被他抓住了。打仗也是这样，我们在能够抵抗的时候就抵抗，不能够抵抗就躲在草里，他也有办法，吹集合号说：“土匪调皮找不到，我们走吧！”于是一连人走了，一排人两排人打埋伏，我们听到他们吹集合号走了就出来。糟糕!这许多办法很妙，但是我们对付的办法也更好，所以在三年游击战争中很好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要有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坚持斗争和灵活的战略战术及广大群众拥护，无论是反摩擦反扫荡都是可以百战百胜的。
编辑 / 张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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