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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帽”记
王 直
1937年7月，闽西国共和谈成功后，决定原红一、三、七支队及岩杭、岩连宁、岩靖漳各县地方武装在龙岩的白沙集中，红五支队与永定、永东、永埔等县的地方武装在永定的金丰集中。
“下山了！”8月初的一天傍晚，夕阳斜照着官山、金丰山的山巅，巍峨的群山披上金色的彩霞。红军战士们离别了原驻地，向指定的集中地点进发。下山后，闽西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一支队二营四连(原红五支队第一大队)驻在永定县大溪，五、六连(原红五支队第二、三大队)驻扎在平和小芦溪。为了适应斗争的需要，对红军各领导机构作了调整充实，原各支队的领导都下到连队当干部。我那时分配到四连当指导员，原支队长阮文松也到四连当连长。我和大家都在揣度着第一步将会碰到什么。
一天，司务长领来一大包新服装，战士们都好奇地围拢过来，这个摸摸，那个翻翻，翻来翻去，把一捆国民党军帽翻开了。这下子，就像滚烫的油锅里泼上一瓢冷水，顿时炸开了。
这个发火地说：“‘五角星’同‘十二角星’打了10年仗(五角星指红军的红五星帽徽，十二角星指白军的青天白日帽徽)，现在要摘下红五星，换上这个青面獠牙的帽徽，不干!”
那个气愤地骂：“这是黄狗头、黄狗皮，我赤膊也不穿戴这玩艺儿！”
战士们的笑容消失了，额上现出了一道道青筋。我和连长阮文松站在一旁，静静地让这些愤怒的声音灌进耳朵，自己心头也是疙里疙瘩的：难道不戴国民党军帽子就不能抗日吗?
当天，连里召开了党的支部会议，随后召集了军人大会。营部党总支书记黄庆余在会上作了解释：“帽子和衣服虽然是‘白’的，这是为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嘛……同志们，不要计较这些形式，穿起来．我们的心还是红的。”会场上很安静，好像大家都在专心听讲，实际上战士们一张张脸绷得紧紧的，一点笑容也没有。
衣服、帽子算是一人一套、一人一顶发下去了，可是大家都皱着眉头，撅起嘴巴，把帽子使劲揉一揉，就往旁边随便一丢。你只要稍加留意，就可以听到各个角落传来的咒骂国民党军的声音。我亲眼看到有的战士把帽子摔在地上，一边用脚踩，—边“呸、呸、呸”地吐唾沫。
一石激起千层浪。别看换一顶帽子只是生活上的小事，它深深地揪动着每个干部、战士的心房。就拿二排四班长黄步皇来说吧!他是江西井冈山区的一个翻身农民，当年参军的时候才19岁，长得虎里虎气的，打起仗来非常勇猛，负过4次伤，每次都是不到战斗结束不下火线。平时他总爱同战士一起玩，唱唱跳跳。他同人摔跤，输了还要人家再来一回合，否则不肯罢手。班里的同志都说：就是天塌下来，我们的班长也是笑呵呵的。可是，自从黄衣“白”帽发下之后，就看不到他那喜笑颜开的样子了。他穆然地凝思着，班里同志也不吭一声气，因为他们理解班长的心情，每个人都在思索着同样的问题。那几天，在黄步皇的脑海里，过去的事一幕一幕地展开了：一会儿是打土豪分田地，一会儿是热烈参军，一会儿是痛打白军，一会儿是军民大联欢……这一切都使他愉快。可是，中央红军长征北上后，在他的家乡，在可爱的苏区，多少家园被烧毁，多少男女老幼遭残杀，多少田地荒芜了……这一切都使他越来越愤怒。突然，他抓起“白”帽，指着青天白日帽徽，嘴巴颤动着，从喉咙底迸发出内心的怒吼：
“我身上的枪伤是谁打的?——是你打的！”
“我家的房子——也是你烧的！”
他按捺不住满腔的怒火，圆睁着双眼，几乎是声嘶力竭地喊出：“我的父亲，也是你杀的！”他的眼泪夺眶而出，像断了线的珠子，滴落在潮湿的土地上。
我在门外亲眼看到这种情景，但没有吱声。我知道这不是悲伤的眼泪，这是愤怒和仇恨的火焰!这时，战士们也不约而同地围拢到班长的身边，但都默不作声，人人的心头都像海上的波涛一样在翻滚着。
突然，黄步皇狠狠地把国民党军帽往地上一摔，回过头去亲切地双手捧下挂在墙上的“列宁帽”，用指尖轻轻地抚摸着红五角星。他凝视着抚摸着“列宁帽”，眼睛里立即闪射出喜悦的光芒，脸上也泛出了笑容。他喃喃自语道：“红五星呀，你是我们的带路人，是你使我懂得对谁爱，对谁恨！是你指引我向吃人的旧社会冲杀！我们同生死，共命运，怎能分离?”他的话音虽然不高，但每字每句都震撼着同志们的心，引起了强烈的共鸣。
就这样，整整一个多月，谁也没有戴上“白”帽。我是一个政工干部，负有说服教育的责任，但自己心里也拿不定主意。想到上级叫戴国民党军帽子，不会错，只要红心不变，戴什么帽子都是一样。我也这样向同志们解释过许多次。可是，这感情实在难扭。从我参加革命工作以来，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棘手的难题啊！
就在我们的工作遇到困难的时候，方方从延安回来了。他带来了中共中央、毛主席对我们的关怀和鼓舞，带来了关于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不久，党中央派来的代表张云逸也赶到了闽西。他带来了中共中央、毛主席给我们的喜讯：“同在北方编组的八路军一样，中央准备在南方也编一个军。一定要保持我们队伍的独立性，不编给国民党，他要打，就打，不怕他；他要收编我们，那做不到，不然就再上山和他们干！当然，为了顾全大局，我们还是应该尽量地争取和平。”同志们听了张云逸的传达都放了心，部队的情绪又活跃了起来。
又过了不几天，有一个上午，四连六班长黄杵宝向我和连长阮文松报告：“门口来了两个华侨，要见连长、指导员，要不要让他们进来?”我们开始以为是哪里来的华侨，决定就在连部接待他们。片刻，交通总站的交通员许仁山带了两个华侨打扮的人进来，向我们介绍说：“这两位是延安党中央、毛主席派来的同志。”我们一听，喜出望外，连忙招呼他们坐下，热情接待。
延安来的客人中有一位脸孔很熟，好像在哪里见过面，又一下子回忆不起来。在攀谈中，我端详着他的脸，他也一直瞧着我。我终于开口问：“同志，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
客人也说：“是呀，我好像也见过你。”接着，他自我介绍：“我姓王，在家叫王书堂，现在叫王集成，家在上杭县才溪乡……”
我想起来了，没等他说完，就高兴地上前去，再一次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说：“噢，我记起来了，你是钦达三伯的儿子书堂！”
王集成等同志在我们连里住了3天，同我和连长讲了许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道理，详细地传达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召开的扩大会议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他们还根据我们汇报的思想情况，深入到战士中间进行调查研究，还挂起中国地图给战士上课，进行形势任务教育。王集成详细分析了日寇侵入后的形势，说：“中日矛盾已成为主要的矛盾，如今要做中国人，只有去抗日，不抗日，就要当亡国奴!”
这些话拨动了战士们的心弦，激起高昂的爱国主义热情。稍停片刻，他又深情地低声解释说：“同志们不戴‘白’帽子，憎恨‘青天白日’是有道理的，但是现在要懂得更大的道理。今天，为了抗日救国的需要，我们要戴上国民党发的黄帽子，这没有关系，只要我们的心是红的，照样还是革命……”最后，他动员大家：“同志们，戴起黄帽去打日本鬼子吧!”
上级召唤大家走上抗日前线的声音强烈地激荡着战士们的心，但还是没有一个人自动地戴上黄帽。一天，连部通信员陈万育又跳又笑地跑到各班，嘴里不停地喊着：“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相片!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相片!”
战士们都一跃而起，争先恐后地冲向通信员。人聚了一大堆，而相片只有这么一张，看到相片的乐得眉开眼笑，看不到的就踮起脚尖，伸长脖颈，前拥后推地挤上去看。有的说：“毛主席、朱总司令吃尽千辛万苦，身体还这样健壮！”有的说：“我看了一下就感到幸福。这张相片应该贴到‘列宁室’去，让大家天天看!”
正在此时，忽然有个战士喊道：“看，总司令戴的帽子!”这一来，大家都嚷开了：“总司令戴的也是黄帽!”有个战士手脚快，飞也似地拿来一顶黄帽，对着相片左看右看，然后咧着嘴巴对大家说：“是一样的！”
“总司令都戴，我们也戴!”
“为了打鬼子，戴起来吧！”
战士们喊着，笑着，结在心头一个多月的疙瘩解开了。我和连长彼此会心地看了一眼，像卸下了千斤重担，舒了一口气。
红五星帽是从战士们的头上暂时消失了，但每个人都像爱护最心爱的宝贝似地把它珍藏在背包里。红五星深深地埋在战士们的心里，闪射出保卫全民族、解放全中国的光芒。
编辑／张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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