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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山
陈丕显 原作
抗日旌旗战局开，
大军东出薄燕台。
南方豪杰风雷动，
团结救亡下山来。
1937年秋冬之交，坚持战斗在南方八省的游击健儿，分别通过谈判，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达成协议，积极准备下山，奔赴抗日前线。为了正确贯彻中央指示，全面地执行停战协定，组织各路游击队下山，陈毅冒着生命危险，亲自到湘赣边等游击区，向他们传达中央关于国共合作抗日的指示，亲自向他们做过细的思想工作。他同我谈起他在湘赣边进行工作的那一段曲折经历，至今仍深深地印在我的脑际。
湘赣边游击队是一支很坚强的游击队。红军主力长征之后，他们受到了十数倍于己的敌人的包围与“清剿”。1935年3月，在一次同国民党军队的激烈战斗中，湘赣边军区司令员彭辉明光荣地牺牲了。由于湘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陈洪时叛变投敌，跑到国民党反动派那里当“招抚专员”去了，整个部队几乎垮掉。危急关头，立场坚定、勇敢刚毅的谭余保挺身而出，集合了失散的同志，组成湘赣临时省委、湘赣边区军政委员会和湘赣边游击司令部。他们以武功山为依托，依靠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敌人的“清剿”，并在斗争中壮大了自己，扩大了游击区。但是，国民党反动派消灭游击队的贼心不死，直到1937年9月，还集中了十几个保安团进攻湘赣边主力所在地——九龙山地区。因此，他们对敌人利用软硬两手消灭游击队的阴谋，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10月中旬的一天，守卫在九龙山一个山口哨位上的战士，突然向连部发出了发生紧急情况的信号。接着，一乘四人抬着的轿子朝着山口过来，轿子左右前后还跟着轮替抬轿的轿夫和国民党卫兵。山口的同志们严阵以待，警惕地注视着。
“站住!”游击队员厉声地命令着。
轿子在哨位旁边停住了，从轿里从容走出一位英姿焕发、气宇轩昂的人来。他头戴一顶法国式的便帽，身穿长衫，脚蹬皮鞋，鼻梁上还架着一副墨色太阳镜。
游击战士看到这位不寻常的来客，拉动枪栓，大声喝问：
“你是什么人?从什么地方来?干什么的?”
“从吉安来。”他平静地回答。
“到哪里去?”游击队员们又是一声喝问。
来人摘下墨镜，把游击队员们打量了一番，微笑着说：“找谭余保同志。”随即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游击队员，名片正中印着“陈毅”二字，旁边一行小字是：“四川乐至。”
接着，陈毅对游击队员说：“请带我到谭余保同志那里去好吗?”
当时，国共已经合作，陈毅为了安全上山，特意作这身打扮，并由国民党卫兵出面护送，沿途也可以省得麻烦。陈毅交付了轿夫的工钱后，打发轿夫和国民党卫兵回去，然后随游击队员们上了山。
到了山上，湘赣边游击队参谋长段焕竞和政治部主任刘培善接待了陈毅，一封由项英具名的介绍信，摆在松树做成的桌上。信上写着：特派党代表陈毅同志来你们这里联络国共合作事宜。
看过介绍信后，他们半信半疑，而项英的签具又是事实。段焕竞和刘培善没了主意。“要提高警惕”这几个字，不时在他们头脑里盘旋。就在两个月前，有一个自称是湘鄂赣边区党委派来的联络员到了山上。这个家伙走后不久，接着就来了大批国民党军队“清剿”游击队。多么残酷复杂的斗争环境啊！而陈毅又是这副装束贸然上山。这不能不使他们产生怀疑和警惕。他们担心国民党军队会沿着陈毅上山的路线又来搜山。因此，部队当晚加强了戒备，并把陈毅转移到另外一个山头上。
陈毅向他们讲解当时的国内形势，逐条地解释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说：“现在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日民族矛盾已经超过了阶级矛盾。党中央指示我们要国共合作，一致对外，集中力量打日本鬼子。为此，坚持南方八省的游击队，要有计划有步骤地下山去，准备开赴抗日战争新战场。”
他们听了，觉得有理，但是一想到蒋介石连做梦都在想消灭游击队，又觉得和他们合作是不可能的。特别是眼前，山下就屯驻着国民党军队，怎能轻易下山呢?
他们向陈毅要证明，他没有。问他为什么一个人来?他说，多带人太危险。而他又劝游击队
一、停止打仗；二、整训改编军队。
可是，当时湘赣省委却来信说，没有省委的指示，不可改编。这样，大家就更不相信陈毅是党代表，而怀疑他是叛徒。
陈毅说：“你们没有得到中央的指示；对我的怀疑和所提的问题，都是可以理解的。你们的这种革命警觉性，是在三年游击战争中锻炼出来的，也是对的。但是，你们不能只凭一时的怀疑去做结论。”
大家坚持要陈毅交待叛党的经过，因为不久以前报纸上登过“江西省共产党首领陈毅投诚”的消息。
陈毅反问他们：“反动派的报纸你们也相信吗?!”
段焕竞和刘培善连夜召开会议，讨论了陈毅提出整训改编的问题，认为事关重大，遂决定把陈毅送到省委，请谭余保亲自处理。
他们把陈毅从九龙山送到甘子山临时省委。临时省委把陈毅单独关在棚子里，由专人看管。而棚子的那一边，省委正在研究怎样处理他。彼此只隔一道竹墙，说话的声音都能听得见。陈毅听到棚子那边省委决定要把他当作叛徒处理时，他在棚子这边就喊：“不能这样处理，否则你们要犯大错误。”
第二天，棚子四周坐满了人，就像要公审犯人一样。
谭余保从竹棚一边走出来时，大家对他肃然起敬。
陈毅见他身佩驳壳枪，头戴红军帽，手里拿着根竹根做的长烟管，就开口问道：“你就是谭余保同志吗?”
“谁是你的同志?我知道你早叛变了!”谭余保答。
“我是代表党来的。”
“你代表哪个党?代表国民党?”
“我是陈毅。”
“我早晓得你的名字。嘿，你在井冈山那个时候，集合队伍讲话，我拖个梭标来听你讲，从猴子讲到人，从天上讲到地下，从井冈山讲到全世界，一讲几个钟头，讲得头头是道。你过去讲的话，你自己还记得吗?”
“我讲什么啊!”
“讲革命。就是要革命，不要投机嘛!可你现在怎么样!你要老老实实供出是怎样投降蒋介石的。”
“你抗不抗日?”陈毅反问道。
“我抗日，马上可以抗日。”谭余保答。
“你愿意抗日就好办!”陈毅感到高兴的是，他和谭余保之间开始有了共同的语言——“抗日”。
谭余保接着说：“不过，要我抗日，得有个条件：恢复井冈山8县的根据地。”
陈毅说：“你们何见之浅也。同志哥啊，你就只看到那8个县。今天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我们在抗日战争中要争取领导权，将来抗日战争胜利了，全中国都是我们的，不只井冈山那8个县。”
“这个还讲得有理。但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这个口号很奇怪。只有阶级斗争，哪有阶级合作?只有‘苏维埃救中国’，怎么可以取消苏维埃?”谭余保进一步提出问题。
“过去提的‘苏维埃救中国’的口号是对的。现在民族矛盾上升了，国内的矛盾下降了，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抗日高于一切。因此，我们已用‘抗日救国’这个口号来代替‘苏维埃救中国’的口号。我们要实行国共合作，争取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陈毅作了明确的解释。
“我们历来讲阶级斗争，你却讲阶级合作，你就是第二国际，就是叛徒。我们历来讲‘苏维埃救中国’，你却要取消苏维埃，这就是要灭亡中国。我们是人民的军队，你却要把军队拉出去给蒋介石改编。”谭余保激动地说。他说话时，不住地在地上敲着手中的长烟管。
“改编红军，取得给养，红军将会有更大的发展，这对我们更有利。革命的阶段不同了，就要有新的策略来适应新的形势。退一步，是为了进两步。”陈毅进一步阐述了党的主张。
“你们知识分子就是道理多。可敌人一来，你们就带起队伍跑了，逃跑就是机会主义。平常你东一指示，西一指示。可这三年，你一条指示也没有！”谭余保显得更生气了。
陈毅声明，红军主力北上抗日以后，他先是留在中央苏区，后转移到赣粤边打游击，并没有逃跑，并说：“我讲的这些政策，是党中央的决定，还是个人的意见，你可以派人下山看一看，你有意见，可以向中央讲。现在，叶剑英同志在武汉，项英同志在南昌……”
“项英、叶剑英，我不管，你就是斯大林、毛泽东派来的，我也要把你抓起来。”谭余保的情绪相当激动，一时竟说漏了嘴。
陈毅抓住这个机会，以高屋建瓴之势，侃侃而谈：“你们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坚持游击战争，我非常佩服；骂我叛徒，我也不见怪。你们出于朴素的阶级感情，很难突然接受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也是不难理解的。但是，我讲项英、叶剑英派来的，你不管，毛泽东、斯大林派来的，你也要抓起来。谭余保同志，你已经离开党的原则立场了。”
“好家伙，陈毅的嘴还满硬呐!”谭余保说罢哈哈大笑。接着，他命令马上把陈毅送走：“不许他在这里宣传机会主义理论。”
在这之后，谭余保又和陈毅谈过几次话，逐渐感到对陈毅的怀疑未必妥当。为了弄清事实真相，他决定派出一个交通员下山，到吉安等地了解情况。
交通员带着陈毅的亲笔信到吉安找新四军留守处。留守处的同志向他讲解了当前形势和党的政策，明确表示陈毅是代表党上山联络的。交通员一听，立即背起半麻袋的《中央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为了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而斗争》等文件，连夜回山。
谭余保听了交通员的汇报，看了党中央的文件，激动得泪珠滚滚，连声说：“我鲁莽，险些误了大事。”他对陈毅抱歉地说：“你来这里四天四夜了，真对不起。”随后，他拉着陈毅的手，亲切地说：“今天终于见到亲人了。自从任弼时、王震、萧克率领红六军团主力离开湘赣边区出发长征以后，彭辉明牺牲了，陈洪时又叛变了，我们留在这里，很难支持这个局面，请你不要见怪。”
陈毅坦然地说：“你是个坚决的老革命，对共产主义事业很忠诚，是个好同志!我脾气不好，请你不要见怪。今天的问题是，我们要赶快下山。”
谭余保这个农民领袖，感情很纯真。他和陈毅促膝谈心，讲他们怎么起义，怎么上山，怎么隐蔽，怎么发展，一讲就讲到天亮。
第二天，湘赣临时省委开会，请陈毅作指示。陈毅说：“你们下山后要抓住时机，招兵买马，扩大队伍。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只要是抗日爱国的就欢迎。”临时省委坚决执行了这个指示。
不久，湘赣边的游击健儿，告别掩埋着烈士的坟墓，走出了掩护他们坚持斗争的武功山、九龙山、武里山、牛心山、甘子山、杨梅山等深山密林，奔向指定的集中地点——莲花县的龙上村。
编辑／张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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