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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率先引进万门程控电话纪实
王盛泽
让外商感到无奈的电话通信
20世纪70年代末，虽然建国已经近30年，但电信事业还相当落后，全国的电话普及率是0?郾3%，仅相当于发达国家30年代的水平。当时，在作为“先行一步”对外开放的省份之一的福建，全省电话容量不足5万门，市话交换机容量不足5000门，电话普及率不到0?郾4%。有的地方还在使用1930年安装的美国生产的史端乔式交换机，不仅通话音量小，听不清，而且接通率低。但就是这样水平的电话供需矛盾仍然突出，经常是申请了很久也装不上。省会福州市平均每百人才有电话1部多，电话成了只属于政府机关和部分商家的“专利”。这种状况与福建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省份极不相称。
自中央批准福建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后，往来福建频繁的外商、侨商对福州的电话通信状况则更有深切的体会。有一位外国专家来到福建帮助调试设备，在结婚纪念日想打个电话向妻子问候一下，不得不跑到处于闹市区的东街口电信大楼，排了很长的队后，才打通了这个电话。据说一位性情急躁的日本商人，因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打通的电话模糊不清，气得大骂“这是什么电话”，把电话摔到了地上。外商们无奈地领教了中国邮电的落后，他们对此意见很大。
这种情况也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省邮电管理局提出了从国外引进先进的电信设备，解决通信落后的现状的设想。这一想法得到了省委、省革委会（后改省政府）的支持，也得到邮电部领导的支持。省革委会和邮电部很快批准了引进计划。
在开展这项工作过程中，省委、省政府给予了大力支持，要求省邮电管理局领导要以打破常规的工作方式，适应福建对外开放形势发展。时任副省长的张遗亲自领导福建邮电通信网改造的有关工作，并具体帮助解决了一系列问题。引进工程的立项、可行性研究、系统设备进口合同等工作，全部由省政府办理审批手续，并由省里解决当时甚为紧张的引进所需的300万外汇额度。针对外贸局“引进是对外贸易，应由他们来执行”的提议，张遗一锤定音，“这项工作外贸不要管，全由邮电局管”。
“引进制式”和“引进规模”两大问题上的争论
为了做好福州万门程控电话系统的引进工作，1980年初，省邮电局专门成立了引进办公室，从省内各局和科研单位抽调了一批得力的经济干部和技术骨干充实到办公室，负责抓这项工作。由于省里技术力量不足，省邮电局要求邮电部组织技术力量进行支援，也得到了大力支持。邮电部经研究确定由部设计院和邮电科学研究院上海第一研究所、西安第十研究所派出熟悉程控交换的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参加这项引进工作。同时，为了在组织上更加落实，还成立了福州引进程控电话交换系统工程的领导小组。由省邮电局局长郝峰云任组长，邮电部设计院副院长林钧华和部第一研究所所长舟人任副组长，部设计院的麦强、第一研究所的顾重威和省局的周运元为项目的总工程师。还有其他一些工程技术人员长期参加引进工作。这样，引进办公室共有30余人，力量非常强。
引进办一方面组织力量对现有机线设备、用户分布以及此后发展预测等进行调查研究；另一方面搜集国外主要厂家生产的各种制式的程控电话交换系统的性能、适应条件、价格等资料进行研究比较。1月下旬，召开了有引进办公室、电信总局等11个单位领导和专家参加的技术座谈会。会上，专家们介绍了国外程控交换技术发展情况和北京局引进程控交换机的报价材料，并围绕中继方式、局所设置、设备制式、性能要求以及谈判中应注意掌握的事项等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大部分问题取得一致看法。
但对于引进什么样的设备，从一开始在专家队伍中就存在不同的意见。当时争论最为激烈的是两个问题。首先是对福建需不需引进这么先进的通信系统的问题，在邮电系统内部引起了激烈争论。当时国际上比较普遍使用的是模拟的程控交换机，数字程控属于刚开发不久的新产品。本来模拟和数字之争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现在这个争论又被带到了福建。主张搞模拟的一些同志认为，模拟就够先进了，欧美许多发达国家的通信网还是使用模拟的程控交换机，美国也只有个别的地方用了数字程控交换机。所以只要引进“模拟”式电话交换系统就可以了。而主张引进数字程控的专家则提出：模拟是成熟的东西固然不错，但也是已经落后的东西。数字程控交换机是发展方向是无疑的。我们要引进就得引进先进的东西，不要捡人家的垃圾。第二个问题，就是对是否需要引进1万门的规模存在不同意见。有一些专家认为，福州只是一个中小城市，一下子引进程控1万门，未免口气太大。
因为“引进制式”和“引进规模”两大问题的争论是来自于上级部门专家们的不同意见，这种争论还影响到工作，有的不服还上告，有的则拒绝接受配套工程的设计任务。这对省邮电局甚至省里都形成很大的压力。
马拉松式的技术谈判
当时的省邮电局领导班子，思想解放，对省委、省政府领导要求邮电部门密切配合福建对外开放，促进福建经济大发展有较深刻的理解和强烈的责任感。作为局长的郝峰云是一位南下的老同志，在八路军时期就从事通信工作。他对通信技术发展的大方向必定要走向数字化这一点，思想上的认识非常明确，对问题的主要方面抓住不放。整个领导班子的态度非常明朗坚决，要引进就不要怕超前，就应该引进最先进的，不能老是跟在人家后头亦步亦趋。因此以引进数字程控交换系统为宜，但同时要想办法化解某些技术上不成熟的风险。提出了引进程控设备应掌握“技术先进、性能可靠、价格低廉、能适应福州现有通信网路和发展的需要”四个原则。
当时日本富士通、日本NEC、美国西电、瑞典爱立信、法国TMOMSON和CIT、荷兰、比利时等国的厂家有意向，都进行了报价。随后，开始了紧张的技术谈判。这种谈判真像是一场马拉松式的长跑，因为各个厂家的程控电话交换技术装备虽属同类型，但有时分、空分之分；硬件、软件之别；控制方式不同；单局与多局制、传输与交换结合方法方式不同，以及话务量高低、性能、质量指标等不同条什，都与系统设备的成本价格大有关系。于是，要对不同厂家的不同制式的设备进行仔细的技术经济分析比较，这是一项相当艰巨复杂的工作。
国外每个公司可以说都是有备而来，带来的技术资料总是厚厚的一大本。引进办同志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了解这些设备资料。大家加班加点，天天都是看到深夜。眼睛熬红了，但都为这即将在自己手中实现的任务而兴奋，忘记了疲劳，心情愉快。但因为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与外国人打交道，大家心中都没有底。再加上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而外国则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完全不同的两种经济制度能不能谈得来呢，人们心中不免打上了问号。
尽管在先前我们内部因为不同主张而争得不可开交，但是一旦目标确定后，大家又是共同对外，同心协力地把这个引进项目做好。邮电部的专家们也和大家一起，日以继夜地看材料，了解国外行情，做好可行性研究，充分发挥了集体的智慧和作用。光看外商提供的材料还不放心，经省政府批准，又组织了一个精干的技术小组前往香港、日本考察，对“富士通”公司和“NEC”公司的产品质量及商业作风进行了摸底。同时鉴于引进的设备对操作和维护人员的技术要求很高，省邮电局组织力量，抓紧进行技术培训。
历时13个月，先后与8个外国公司进行了17轮谈判后，1980年12月29日，省邮电局最终和日本富士通公司签订了全套数字式万门程控交换系统合同。整个工程包括一个万门市话局、一个有560条长途电话交换系统的长途局和62系统的DDL—30型PCM设备和计费计算系统。程控设备于1982年3月开始安装，11月投入试运转。1983年4月，市内电话部分交换系统验收投产。
福建尝到了引进的甜头
当时福建的条件并不好，也不是最早筹备引进先进的程控电话交换系统，广东和北京都比福建还早一些，但最后谁也没有想到，福建这个经济落后，资金又严重缺乏，人才也相对较少的省份，竟然一跃而起，成为率先在全国引进了世界上最先进的万门全数字程控电话系统。不仅是最早，而且规模之大，连当时邮电部设计院的专家们也很吃惊。引进的技术也非常先进，还是以不到当时国际市场平均价格的一半拿下来，工期又短，真正实现了多、快、好、省，因此在全国引起了震动。
福州的通信水平一下子跳跃式发展，从五六十年代的第一代通讯设备，跨越到国际上已采用的第四代，一夜之间实现了几代跨越，其“高起点、跳跃式、一步到位”的做法在全国引起轰动。当时，国内能直拨国际电话的大中城市屈指可数，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如香港、新加坡的通信技术也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因此他们对福州通信的大跨越也十分感兴趣。香港电话公司总经理霍加称赞道：“你们有远见，香港公司选用F150型设备是跟着你们的。”
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来福建视察工作，省委书记项南请他参观福州的程控电话局
“什么程控电话?”习仲勋感到新鲜和惊奇，更加想亲眼见识一下。
“这种程控电话有10个功能，其中有个功能可以三方通话。”项南解释说。
“什么叫三方通话?”
“等一下你试试看就知道了。”
当时习仲勋的儿子在石家庄，女儿在北京，项南要了他们的电话号码，叫人一拨，电话马上就通了。习仲勋在福州与儿子和女儿实现了三方同时通话，而且语音清晰。通话后，他喜不自禁地连连说：“这个好，这个好！”他马上向广东推荐，叫广东也要赶快搞。不久，广东省省长梁灵光还特意邀请福建省邮电局的郝峰云和陈慧波去广州介绍引进经验。不久，广东也加快了程控电话的引进步伐。
福州程控电话局开通后，党和国家领导人李先念、王任重、万里、姚依林、杨尚昆等都在来福建视察工作时莅临参观，给予了高度评价。
福建尝到甜头后，一发不可收拾，相继地厦门、泉州、漳州、莆田等地引进了程控电话，逐步普及到全省。福建的率先行动，也引起外省的重视。邮电部在福建开了两次全国性的现场会议，向福建学习，从而推动了全国电话通信水平的飞速发展。
编辑／张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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