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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齿难忘的一段记忆——父亲眼中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龙剑辉
2003年3月，我因公赴美，途经夏威夷时，在这个美丽的太平洋岛屿上停留了两天。当同行的人们尽情地浏览岛屿风光时，我独自去了一个私人墓地，去凭吊中国现代史上的传奇将军张学良。
张学良是“民国四公子”之一，青年时的风流少帅，九一八事变的不抵抗将军，西安事变扣留蒋介石举世震惊，事变后被囚禁五十年，老年后成为虔诚的基督教信徒，他的一生充满着变数和传奇。更因为我的父亲在西安事变后见证了那一段历史，所以我对此极有兴趣，自然不放过机会去悼念这位叱咤风云、慷慨悲壮一生的伟大的爱国者。
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午后，我请了一位香港来夏威夷念书的大学生当向导驱车前往。从我住的港湾到墓地，车程大约在一个小时之内。汽车沿着蜿蜓曲折的柏油路飞奔，满目的阔叶树林、苍翠的群山，带着湿润的气息扑面而来。车翻过一个山垭口，下山的路上可以看见远处幽蓝色的大海。突然，壁立千仞的一面似伸出的五指般的山崖在云雾缭绕中从路的左侧跃入眼帘，山下有一片低矮的山坡，山坡上满目的青草鲜花，车行到近处才看见有一块块墓碑平嵌在地上，原来已到了私人墓地。在面海的一片山坡上，约10余平方米的地上建有张学良和夫人赵一荻的墓，极简朴，墓碑上刻着“张学良、赵一荻”；我在墓前鞠了三个躬，献上了一束鲜花，而后在墓旁的石条凳上小憩，思绪却不能停息。我曾经听父亲在世时讲述的，当年他跟随周恩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旧事又在脑海中一一掠过……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不满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方针，响应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率领东北军、十七路军对蒋介石实行“兵谏”，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杨扣押蒋介石后，立即通电全国，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邀请中国共产党中央派代表团赴西安共商抗日救亡大计。党中央决定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组成代表团去西安工作。我父亲龙飞虎被选派为周恩来的随从副官，亲历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全过程，留下了没齿难忘的一段记忆。
1936年12月15日，父亲随周恩来一行飞抵西安。当时西安城里相当混乱，为了不惊动旁人，他们先在东门地下党联络站的王铁匠家里休息了一会儿，后搬进金家巷张学良公馆。张公馆是三幢三层楼，张学良住在中楼，周恩来和父亲住在东楼，蒋介石就关在前面的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的公馆里。
安顿下来后，张学良设宴招待周恩来和随行人员。宴会后，父亲和吴志坚随周恩来前去同张学良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开始长谈。张学良对周恩来说，蒋介石被扣后，开始不愿谈任何问题，现在已允许谈抗日问题了。如果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张学良就送他回南京，仍然拥护他做抗日领袖。周恩来表示赞同张学良对蒋介石的方针，他说，西安事变是震惊中外的大事，事变有两种前途：一是说服蒋介石团结抗日，只要他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拥护他做全国抗日的领袖。二是蒋介石拒绝谈判，那就宣布他的罪状，公审他给予处置。但这样将引起大规模的内战，给日寇亡华以可乘之机。蒋介石虽被扣留但他的实力仍然存在，目前，西安和南京处于对立状态，因此对蒋介石的处置要十分慎重。要力争好的前途，避免坏的前途。要采取说服蒋介石的方针，我党中央的态度和张学良的方针原则上是一致的。17日上午，父亲和吴志坚又跟随周恩来在张文彬的陪同下到止园拜会了杨虎城。
那几天，周恩来非常忙碌，早出晚归，每天的睡眠不足4个小时。当时，西安的形势非常严峻，东北军、西北军的官兵义愤填膺，一致要求把蒋介石杀掉，南京亲日分子指挥的“讨伐”大军逼近潼关，大规模内战一触即发。周恩来整天不是和张学良、杨虎城谈话，就是和东北军、西北军的军官谈话，给他们分析当时严重的局势，详细地阐述党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蒋介石被扣押后，亲日派的军政部长何应钦立即在公馆内成立临时办公处，筹划进攻西安的计划，欲发动大规模内战，置蒋介石于死地。日本帝国主义在得知西安事变后，十分露骨地希望中国打内战，对何应钦表示公开的支持。蒋介石的亲属宋子文、孔祥熙、宋美龄是亲英美派的代表，他们和何应钦亲日派的政治背景不同，并看出何应钦暗藏祸心，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坚决反对用武力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力主和平解决。宋美龄还请了蒋介石的顾问、一名叫端纳的澳大利亚人去西安。
端纳是新闻记者出身，在中国很多年，曾任过张学良的教师和顾问。12月17日，周恩来与端纳见面会谈。告诉他：我们不想要蒋委员长的命，而是要把他从错误的政策中，从周围蒙蔽他的人中挽救过来。端纳飞回南京后于20日又同宋子文返回西安，宋子文和张学良见面，张学良向他表示西安三方面都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21日，宋美龄、宋子文经代理行政院长孔祥熙同意飞赴西安谈判。23日，周恩来会见宋美龄，双方进行了长谈。周恩来首先表达了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并说明中共没有参加兵谏。接着指出自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的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在1935年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后又变抗日反蒋为逼蒋抗日，但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的团结抗日要求始终不理睬，现在是改变政策的好机会，希望宋氏兄妹劝蒋抗日。宋美龄说：“中共既然有诚意，应该在政府的领导下，共同努力。”周恩来回答：“只要蒋先生同意抗日，中共拥护他为全国领袖。”24日，周恩来与宋美龄进行了第二次谈话，宋美龄明确表示赞成停止内战，以政治方式解决内政问题。
经宋美龄、宋子文的游说，蒋介石终于同意西安方面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24日晚上8时，吴志坚和父亲跟随周恩来在宋氏兄妹的引导下，来到高桂滋公馆。周恩来单独进屋见蒋介石。蒋介石当时躺在床上，见到周恩来还是显得有些紧张。他勉强欠身而起，请周恩来坐下。周恩来先说：“蒋校长，我们十年没见面了，你显得比以前苍老了。”(蒋介石的上下假牙在华清池逃跑时丢失了，满嘴没牙，显得面目苍老)蒋叹口气说：“恩来呵，你既然承认是我的部下，你应当服从我的领导。”周恩来立即针锋相对地说：“只要蒋先生能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服从蒋先生的领导，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指挥。”蒋介石开始只是“哼”、“哈”地应付，后来被周恩来坦诚的态度所感动，作了三点表示：一、停止剿共，联红抗日，受他指挥，统一中国；二、由宋子文、宋美龄、张学良全权代表他与周恩来解决一切；三、他回南京后，邀请周恩来到南京继续会谈。
与蒋介石的会谈大约持续了一个小时。回到张公馆后，周恩来很高兴，立即将会谈取得巨大成功的情况写成详细的报告，连夜向中央发报。但此时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情况。宋子文请求西安方面让蒋介石、宋美龄在25日离开西安回南京。由他负责谈判商定各项内容。宋美龄也要求在25日圣诞节前返回，讨个“吉利”。张学良表示同意，并愿意亲自送蒋介石到南京。周恩来认为走前应该有一个政治文件来表示，也不赞成蒋在25日走，更不赞成张学良亲自送。而张学良在事变发生的当天成立的“设计委员会”内部及东北军的高级将领们在捉放蒋的问题上产生激烈的争论。许多人提出只凭蒋介石空口说白话就把他放走，今后他不认账怎么办?有的主张南京军队必须撤出潼关以东，才能放蒋。有人建议由阎锡山做保证人。更有甚者，有人提出“西安事变是大家提着脑袋干的，不只是张、杨两个人的事，他们想捉就捉，想放就放，不行。现在蒋介石还在我们的手心里，他要不听话，干脆先把他干掉”。张学良得知后非常着急，生怕闹出大乱子。他以为自己是蒋介石的拜把子兄弟，对蒋的阴险毒辣估计不足，因担心夜长梦多，发生意外闯出乱子，遂决定第二天立即将蒋介石送回南京。
25日下午3点多钟，张学良拉着杨虎城瞒着他们的部下，也未通知周恩来就陪着蒋介石夫妇和宋子文悄悄离开驻地，直奔机场。张学良陪蒋介石离开公馆后，卫队营长孙铭九才得知张副司令和杨主任送蒋介石到机场去了。孙铭九急匆匆地赶到周恩来的住处，他见到父亲说：“周先生在吗?我有急事报告!”父亲赶紧请周恩来出来见他。周恩来听说张学良已送蒋介石到机场去时，急得直跺脚，口中禁不住连声说道：“坏了，坏了!”紧接着，父亲跟随周恩来在孙铭九的陪同下乘车赶往机场。一路上周恩来不住地叫司机开快一点，他此时急着见到张学良，想劝阻张学良不要亲自送蒋介石去南京。但当他们赶到机场时，只见腾空而起的飞机不住地升高，轰鸣声渐渐地消逝，机身在云端中变成一个小黑点，最终什么也看不见了。周恩来仰望天际长叹一声说：“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看坏了，他不仅要‘摆队送天霸’，而且还要‘负荆请罪’啊!”
到南京后，蒋介石即翻脸不认人，张学良的飞机一降落，张立刻被军统特务们控制，失去自由，从此遭到长达五十年的软禁。
张学良迟迟不归，东北军的少壮派军官认为主政的王以哲军长指挥不力，决定枪杀他。1937年2月2日东北军少壮派制造了血腥的“二二事件”，王以哲等人被杀，西安顿时笼罩在一片恐怖之中。“二二事件”破坏了东北军内部的团结，极大地削弱了“三位一体”与蒋介石谈判和营救张学良的力量。
那几天是西安事变期间最困难、最紧张、最危险的日子。周恩来十分忙碌，夜以继日地工作。眼睛熬红了，鼻子经常出血。他要和杨虎城及东北军的高级将领商谈如何应对复杂局面，还要做少壮派的工作，所有人都来找他。由于睡眠不足，他十分疲劳，往往是和衣而卧，连皮鞋也不脱。来了客人或中央来电，一定要父亲叫他起来。但只要他出现在客人面前，总是谈笑风生，神采奕奕。父亲作为他的随从副官，党交给的任务就是保证周恩来的安全和健康。父亲跟随周恩来穿梭于荷枪实弹的各派之间，不分白天黑夜地接见形形色色的人，因此十分担心他的安全和健康，但在那特殊的日子里，父亲除了尽职尽责外，也没有别的办法。父亲亲眼目睹周恩来为了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党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朝思夕虑，唇焦舌敝，坚持在西安做各界人士的工作。周恩来置身危域，毫不畏惧，以他的伟大气魄，深深地教育着父亲这些工作人员。
1937年2月8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率中央军宋希濂师和平开入西安。根据周恩来与蒋介石在西安就抗日统一战线谈判时的承诺，顾祝同同意在西安设立红军联络处。2月9日，国民党政府谈判代表张冲到达西安，我党谈判代表潘汉年也到达了西安。当天，父亲等全体工作人员跟随周恩来全部由张学良公馆搬到七贤庄一号，正式成立红军联络处。至此，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在风云变幻，复杂困难的情况下力挽狂澜，胜利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为促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
编辑／张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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