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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出重围坚持斗争
张鼎丞 邓子恢 谭震林 原作
1934年年底，张鼎丞奉命回永定活动。当时省委未给武器，张鼎丞只在永定留汀难民中动员了一些人，带少量步枪、手榴弹，同范乐春、刘永生、简载文、陈茂辉诸同志回到永定。1935年3月间，经陈毅建议，项英派谭震林、邓子恢率领1个支队，突破敌人重重封锁围攻，回到永定与张鼎丞会合，组成闽西南军政委员会。
当时，留在闽西坚持游击战争的武装部队很少，除了红八团、红九团、明光独立营，谭、邓带回的支队，红十七、十八团残部等共1200人左右以外，岩、永、杭3县各只有近百条步枪，而大举压境的敌军则有8个正规师。1935年4月，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永定溪南里召开。在充分地分析了当时的敌情民情我情之后，会上确定新的战略方针就是开展广泛的、灵活的、群众性的、胜利的游击战争。至此，闽西三年游击战争全面展开。
当时，红八团在龙岩、漳平两县之间积极活动，他们时而集中，时而分散，常常穿插于马路碉堡周围。他们往往早晨在龙岩的黄坊、白土之间，而晚上却转到了适中的三坪头、竹子坂一带，过几天又出现在紫金山麓之赤水、石牌前一带；白天在山坑马路上埋伏打军车，晚间又在东桥坂放火烧飞机场；时而化装敌军，喊开碉堡楼门，一下子将民团枪支全部收缴，时而又化装成挑担农民把抽收货担捐的反动派打死。竹子坂铁鸡岭一仗，把李默庵主力1个团杀得尸横遍野，死伤惨重。是年秋天，正当李默庵在龙岩准备开“剿匪祝捷大会”的前夕，邱金声团长亲率一连人夜袭龙岩城，占领了西门外的虎岭，控制其碉堡，进入敌军医院，没收其药品，向伤兵宣传红军政策。临走时邱金声还在电话中与李默庵通话，警告他小心一点，不要乱吹牛。弄得李默庵目瞪口呆，慌忙派兵出援。但等援兵到时，红八团早已扬长而去，无影无踪了。白土是红八团的重要据点。因此李默庵便派了1个旅驻扎白土，每天搜山抓人。但就在这样严重的情况下，红八团一支12个人的岩永游击队却仍然驻在白土。他们经常在夜间贴标语，杀反动派，毁碉堡，打哨兵，弄得这个旅日夜不安，束手无策。游击队完全与群众打成了一片，敌人一有行动，群众就告诉他们。12个人整整与敌人周旋了几个月，弄得敌人毫无办法。
红九团和岩杭永地方武装也在各地积极地行动起来，化装袭击、伏击的战例不胜枚举。红九团的一、三营部队，从1935年夏就执行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关于开辟新的游击区与闽南红三团连成一片”的指令，常采用远程奔袭的战术，配合便衣短枪活动。他们在永定、平和、南靖、大埔、饶平几县边境上消灭了许多反动基点。由于红九团勇猛善战，经常活动于闽粤之间，同红三团取得了联系，并在饶平之下善击溃广东军李汉魂部1个营，在平和之刺牛岗击溃敌八十师一个团，在大小芦溪击溃敌数路进攻，震动了闽粤边敌人。永定游击队一部分由刘永生率领，也积极活动于金砂、合溪、丰稔市、蓝家渡、芦丰以至峰市一带；另一部分则由范钦洪率领，以溪南里西溪为中心向东溪、湖雷和永定城郊活动。他们横冲直撞，弄得八十三师和杭永民团无法应付。岩连宁一分区的部队，一直挺进到连城的姑田、小陶、清流和永安的边界，消灭了许多地主武装。
这个时期，红军部队实际上是一支武装政治工作队，部队流动性大，接触群众多，因而党的政策通过他们得以影响广大地区。当时，红八团、红九团以及各县红军游击队都严格地执行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实际行动来影响、争取群众。龙岩外山前十八乡的群众，因受反动派的欺骗宣传，害怕我们，当红八团第一次到那里时，群众都上了山。那一天恰巧下雨，又是收割稻子的时候。战士们看见稻子还晒在场上，就帮助收起来，又给群众喂猪喂鸡。他们在群众家里煮了饭吃，也按价给钱，还留下信。部队走了，群众回来一看，非常高兴。第二次去时，大多数群众不跑了；第三次去时，群众不但不跑，还拉红军在家里住。
在游击队积极活动、不断胜利的鼓舞下，群众斗争也开始活跃起来，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结合，和平斗争与武装活动相结合，反迫害斗争与保持土地和反捐税斗争相结合。在这些斗争中，各地群众创造了许多出色的经验。例如在龙岩白土(即东肖区)，敌人到处放火烧山。有些乔木林，树高烧不着，敌人便要乡保长强迫群众去砍树，这不利于我军的活动，对群众更不利。当时东肖区委和岩永游击队便动员一些老人到乡公所去请愿，要求免砍，乡长不允许则拖，拖不过则派一些妇女老弱去磨洋工，并与游击队约好，在砍到中午时，游击队在山上打几枪，老百姓便借此一哄而散，砍树便停顿下来。驻白土敌人知道后田是主要红色据点，要后田保长强迫群众修炮楼。党支部书记张溪兜便动员群众向保长要求免修，照例不准，便一拖再拖。后来拖不过，便动员一批老人、小孩、小脚婆，扛着破锄头、漏粪箕，慢慢磨。等炮楼盖到丈把高时，又通知游击队夜间去把它扒掉。这样盖了几个月，炮楼也没盖成。敌人明知是我们搞的鬼，但无法对付，只好派了1个营，自己动手才盖起来。
为了阻挠游击队活动，并挑拨红军与群众关系，敌人下令各乡村群众，见红军来就“鸣锣报警”。群众明知不利，但无法反对。后与我们商量好，我们来时不打锣，等我们走远了才打锣，敌人跑来扑个空。有时候我们没来群众也打锣，甚至一夜打几次，弄得敌人来回跑个不停。敌人明知这是群众故意捉弄他们，但又无法责备群众，只好取消这个命令。岩杭永敌人都实行“计口购粮”，实际上是限制农民购粮，使我们不可能再通过农民之手买到粮食。农民不能坐视红军得不到粮食，就告诉我们一个办法：由游击队突然到保长和地富家里，要他们出卖或代购粮食，我们照价给钱。这样保长和地富自己就先犯了“济匪”之罪，再也不敢追究别人。以后我们再逐渐到一般群众家里去买粮，敌人的禁粮令便失去作用。
开始，我们在村子里贴了布告、标语、传单，群众就要受摧残。后来，我们干脆把布告和标语交给群众，要他们晚上贴，拂晓撕下来送给联保主任，沿途还高喊布告内容：“不好了，红军出布告了，收租的要杀头!”这样我们的口号就由群众公开宣传出去了。群众要我们杀几个收租的，我们就杀。有一次，我们在永定西溪乡杀了几个收租的。事后，国民党来了1个营包围了西溪李田坝村，捉去群众100多人，说他们“通匪”，要杀头。群众据理申辩说：“红军早有布告，我们也报告了联保主任，地主们不顾红军布告，自作自受，与我们何关，有什么理由说我们通匪?”驳得国民党区乡长无话可说，无可奈何，只好将群众放回。
初期，部队在没收反动地主粮食的时候，只注意维持自己的给养，没有注意到吸收群众参加分粮。有时虽然以部分粮食分给群众，群众怕地主报复，也不敢要。后来才改变办法：在没收粮食时把反动地主家里人都关在一间屋子里，不准他们出来，再叫贫苦群众不声不响地去搬取粮食，群众走完后才将地主放出来。这样群众得到了实惠，而又不致被反动地主察觉。这个办法在岩、南、漳一带，特别是在新区，深受群众欢迎。群众经过了几次秘密参加分粮斗争以后，便慢慢组成了游击小组，最后又逐渐变成了公开的游击队，或者参加到红军中来。
对待保甲长、壮丁队的政策，我们也是从维护群众利益出发，允许群众“白皮红心”，应付敌人。我们了解到保甲长中有不少两面派分子，真正忠实于国民党的是少数人。因此，决定争取保甲长，利用保甲制度来掩护群众工作和群众斗争。对壮丁队，我们的政策是区别对象，晓以利害关系，争取好的，团结中间，打击坏的。并给他们约法三章：不准危害我们的工作人员和红军家属，不准摧残群众；敌人命令带路搜山时，可以照办，但必须事先通知我们，或打枪让我们知道；当红军通过乡村时，不得阻止，等红军走远，可以朝天打枪，好向敌人交代。这样，我们便利用了敌人的组织形式，为我们服务；利用了敌人内部矛盾，争取了许多保甲长和壮丁队来掩护游击活动和群众斗争。
这个时期，岩、永地区许多老土匪都被敌人消灭或者收编，有些收编后又跑回来。我们对土匪的政策则是晓以大义，指出革命出路，并告诫他们不得抢农民，不打我们，这样我们也可以不打他们。傅柏翠部虽然投到敌人那边，听敌人指挥，但他也知道，他是生存于国共斗争的间隙之中，如果我们失败，他也难以幸存。古蛟区正在我上杭双髻山游击根据地的背后，又是我岩杭交通线的侧翼，我们也需要争取他。这就形成了我们与傅柏翠之间的微妙关系：双方互不侵犯，我们不打他，也不到古蛟区公开活动；他对我们平时不禁粮，敌人向我进攻时不积极配合，只是虚作声势，敷衍了事。除了红色据点外，我们还有意识地保存了一部分灰色据点，故意不在那里打仗，不在那里贴标语，不在那里公开发动群众斗争，使敌人不注意这个地方，以便于我们刺探敌情，休整部队，安置伤员，采购物资。
由于闽西党采取了正确的方针和灵活的政策，密切联系群众，我们的武装力量保存下来了，而且更加强大了。到1936年七八月间，闽西各个支队都发展到三四百人，各县义勇军也发展到一二百人。
“西安事变”后，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在永定召开会议，研究中央文件，讨论当前形势与新形势下我们的行动方针。会议一致拥护中央的方针，并决定在闽西积极活动，以推动国民党抗战，推动全国的抗日高潮。
我们印刷了大批标语、口号以及告粤军书、告群众书等文件，提出“国共合作，停止内战，枪口对外”、“闽西南红军愿与粤军和平合作共同抗日”等口号。当然，也有“拥护蒋委员长抗日”和“实行革命的三民主义”之类的口号。红军部队和地方干部，人人宣传，处处宣传。在公路上拦汽车，在河道边拦船，也分头进行宣传，散发传单。有时还到市镇上，举行飞行集会。
许多新编的山歌、小调在群众中流传开来，成为群众自我教育的武器。还记得当时传唱最广的一支宣传抗日的小调，名叫《七劝救国歌》，歌词如下：
第一劝来劝农民，国家要粮来养兵，
你是有心来救国，耕田种地爱认真！
第二劝来劝劳工，铁厂打铁爱烧红，
制造刀枪送前线，打得鬼子叫阿公!
第三劝来劝商家，贩卖日货差又差，
拿出银钱帮鬼子，制造枪炮打自家。
第四劝来劝学生，敌人凶狠唔使(不要)惊，
宣传大家打鬼子，收回失地好名声!
第五劝来劝军人，莫怕死来莫贪生，
开到前线打鬼子，勿再来打自家人。
第六劝来劝女人，唔使烧香去求神，
你是有心救中国，劝郎劝子当红军。
第七劝来劝大家，人唔(不)团结十分差，
大家武装来抗日，要知有国才有家。
这时候，我们在军事上是：全力进行武装宣传活动。除被迫自卫外，不主动进攻粤军主力。粤军是“两广事变”后到闽西南的，本来不是蒋介石嫡系，现在日军逼境，厦门危在旦夕，而我们又宣传“愿与粤军合作”、“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他们在政治上便陷于被动地位。
除了向群众宣传外，我们又用张鼎丞、邓子恢的名义，分别向漳州、厦门、汕头等地的同乡会、知名人士、同学、亲友等写信，说明我们顾全大局，愿停止内战，停止土改，希望他们多方推动当局和平谈判，共同抗日。连自诩反共20年的龙岩大绅士郑笔山，我们也写信给他，请他斡旋和谈。我们的主张深得各地旅外同乡拥护，他们写信给粤军劝和，有些还汇款接济我们。向富户要钱时，也改名为筹募抗日捐，请他们支持我军抗日军费。
联蒋抗日政策在部队中最初曾遇到很多人的反对。抗日谁也没有意见，可是对打了我们10年的“蒋该死”，现在却忽然要拥护他，许多人思想不通。6月间，又传来闽南漳浦事变的消息，红三团受粤军的欺骗而被缴械，这件事更使部队哗然。我们一方面公开申斥粤军背信弃义，严正声明不准漳浦事件重演，要粤军发还人枪；另一方面，又在部队中进行说服解释工作。由于我们开展了宣传，在群众中造成了一股声势，街谈巷议，到处是抗日之声，迫得敌人不得不稍稍敛迹。接着我们又开展与一些区、乡保长订立和平协定的活动；向国民党的区、乡、保长晓以大义，保证互不侵犯，并为他们保守秘密，订立口头协定。他们非常欢迎这种办法。于是许多过去与我们为敌的人，现在也中立了。经过这种种活动，形势逐渐缓和下来，广大群众情绪提高了，并且都拥护“联蒋抗日”的政策。部队也从实际工作中看到，只有这样才能联系广大群众，因而从思想上转变过来。
与这些工作开展的同时，我们设法与粤军联系。龙岩适中有个谢再发(即谢光辉)，大革命时期是个左派，曾经与我党合作过，大革命失败后，他跑到广东军去了。这时，他在漳、厦一带，听到我们的主张，便回到龙岩适中，找到谢开华，表示他愿意介绍我们与广东军谈判。7月10日，闽西地区国共和谈成功。
1937年12月，新四军军部成立，我们被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张鼎丞任支队司令，谭震林任副司令，支队下率三、四两团。三团由白沙集中的部队编成，汀瑞游击队编入三团，黄火星任团长，邱金声任副团长。四团则由金丰下洋集中的队伍编成，并加上闽南收集回来的部队，卢胜任团长，叶道之任副团长。雷光熙所率领的闽中游击队约百余人则编为支队部的特务连，全支队约2000人。
1938年1月，我们将部队全部集中到龙岩白土，宣布了番号，调整了编制。3月1日，闽西人民的子弟兵终于实现了开赴前线抗日的夙愿，告别了亲爱的父老兄弟，告别了可爱的的家乡，离开了洒遍自己血汗的土地，结束了3年艰苦奋战的游击生活，激昂慷慨，挥泪高歌，踏上了新的征途。
编辑／张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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