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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情暖胡兰畦
胡启伟 贾昭衡
被誉为“国之瑰宝”的宋庆龄先生，既是一位杰出的革命家、妇女运动领袖，也是一位有着博大爱心的伟大女性。上世纪30年代，她曾给予被誉为“蜀中女杰”、后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授予少将军衔的胡兰畦以无私的关心与帮助，在历史上留下了一段动人的佳话。
相识异国情如海，投桃报李心连心
1930年初，在江西参加了邓演达发起的革命行动委员会的胡兰畦，因从事反蒋活动，被蒋介石亲自下令驱逐。几经辗转，她来到德国首都柏林留学。
6月间，胡兰畦前些年认识的何香凝先生由儿子廖承志陪同，也来到柏林。何先生与胡兰畦住在一起，而廖承志则到汉堡读书。没过多久，胡兰畦便由廖承志介绍，加入了德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积极从事反帝反法西斯的革命活动。
这时，因蒋介石背叛革命愤而出国的宋庆龄，也从苏联来到柏林。因为她经常来看望何香凝，便与和何香凝同住的胡兰畦熟识了。听到两位德高望重的女性经常谈论中国革命的前途，谈论德国革命的历史，年轻的胡兰畦受到了许多有益的启迪。
宋庆龄的热情和朴实，很快就使得两个年龄相差8岁、经历大相径庭的女性达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何香凝回国后，宋庆龄仍时常到胡兰畦的寓所倾心相谈。
得知胡兰畦经济上有些困难，宋庆龄便每周买上一些鸡、鱼、肉、菜，特意来到她的寓所，做一顿可口的中国菜肴。胡兰畦还发现，宋庆龄每次带来的东西，都差不多够自己吃一个星期的了。不用问，这是宋先生在巧妙地帮助自己解决困难啊!
胡兰畦心里的感激之情无以言表。早听说宋庆龄是一位伟大的女性，不说别的，仅仅从这样一件小事上，就可以看出她怀有怎样一颗博大的爱心。
1931年7月，宋庆龄的母亲不幸去世。她准备回国奔丧时，特意来到胡兰畦的寓所，征询地问：“不知你愿不愿意陪我回国。如果回去后你愿意留在国内工作，我一定替你解决。如果还想继续到国外求学，我也一定资助你再到德国来。”胡兰畦爽爽快快地答应了。
宋庆龄由胡兰畦陪伴着上路了。她们经过多日奔波，风尘仆仆地赶回上海，胡兰畦被作为亲属，陪伴宋庆龄参加宋太夫人的灵柩出殡和祭礼。
背负暗箭又陷囹圄，导师义伸救援之手
这年10月，胡兰畦在宋庆龄的资助下重新回到德国，继续从事求学和反帝反法西斯的活动。
可就在这个时期，她却突然遭遇自己营垒中的暗箭。
那次举行庆祝淞沪抗战大会，胡兰畦担任主席。开始，大会开得十分热烈，凡有爱国心的各个党派都参加了。考虑当时蒋介石接受了日本的哀的美敦书，准备退出南京迁都洛阳，也考虑应该突出宣传红军参加抗战，来反对蒋介石的投降政策，胡兰畦在大会临结束时提出议案：“反对南京政府迁都洛阳！”“拥护红军参加抗战！”
可是由于她缺少经验，事先没有在同盟内统一思想，提案一提出，同盟内一位同志当场就拍着椅子站了起来，厉声高喊：“我反对!南京政府不能代表我们！我们不承认南京政府！”
语惊四座，全场愕然。霎时，那些国民党的留学生和中间派学生一个个蹦起来针锋相对地反驳：“南京政府国际上都承认，你们为什么不承认?”“没有南京政府，那么谁来领导抗战?”
“蒋介石态度消极，凭什么让他来领导抗战！”“南京政府对日本一再妥协，就是没有资格代表整个中国!”
双方越吵越凶，不知是谁高喊了一声：“这个会还有什么开头！走走走!”于是一哄而散。
几天后，在德共中国语言组柏林小组的一次会上，胡兰畦被指责犯了政治错误，最后突然提议将她开除出党。
胡兰畦霎时呆若木鸡，只觉得流血的伤口又被人重重地剜了一刀。
胡兰畦当然不会对这种随意伤害同志的极左行为服气。于是，一封封带着苦涩泪水的申诉信，分别寄到了德共中央、莫斯科中共代表团和法共中国语言组……
挫折，委屈，丝毫没有浇灭她腾腾烈焰般的革命热情。她仍然以共产党员的身份，积极地参加所住街道德共小组的活动(那里的人们始终是承认她的)。而反帝同盟的各项工作，仍在她的领导下展现出勃勃的生机。
胡兰畦对自己党籍的申诉，也引起了德共中央的重视。经过一番核查，泼到胡兰畦身上的那些不负责任的污水被彻底地洗去。负责调查的共产党国会议员奥托·堡，召集又增加了一些新党员的柏林小组全体成员开会，公开宣布：“经审核，胡兰畦是个好同志。从今天起，要把党证发还给她。”
会议之后，柏林小组某些同志并没有执行上级党组织的决定，既不将党证发还给胡兰畦，也不通知她去参加党的会议。
没几天，粉墨登台后的希特勒法西斯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国会纵火案，德共中央遭到严重破坏，胡兰畦的党籍问题，就这样成了一桩无人过问的悬案。
1933年的一天清晨，一群身穿黑裤褐衫的武装人员和便衣警察闯进胡兰畦的住处，以“有敌视德国的行为”为由逮捕了她。
法西斯的监狱，虽然折磨着胡兰畦的肉体，但也铸炼着她的灵魂。她和德国难友们利用一切机会，向法西斯展示革命者不屈不挠的意志。
胡兰畦无辜被捕，紧紧牵动着中国同志和德国朋友的心，给她送来生活用品乃至鲜花。一位叫程登科的好朋友心急如焚，马上写信将此事告诉了在国内的宋庆龄。宋庆龄很快回信，表示要竭尽全力营救胡兰畦。不久，她就和鲁迅先生以中国人权保障大同盟的名义，向德国驻中国领事馆提出了严正抗议，要求德国政府无条件地释放胡兰畦。法西斯不得不将关押了3个月的胡兰畦释放出狱，但又一次向她下达了限期离开德国的驱逐令。
“万人丛中一握手，使我衣袖三年香。”
从德国来到法国，此刻一个藏了很久的愿望在胡兰畦的心头悄悄地萌发了。走出劫难，那难以忘却的历史或许并不仅仅属于自己。如果把在德国女牢中的亲身经历公之于世，不也可以让善良的人们进一步认清希特勒法西斯的反动本质吗？
于是，正在市郊一所工农补习学校学习园艺的胡兰畦，便开始抽空撰写文学回忆录《在德国女牢中》。
每写完一部分，她就把它寄给由法国大文豪巴比塞主编的《世界报》。巴比塞和《世界报》主笔乌地阿罗和汉斯先生读后，倍加赞赏，不仅决定将稿子在《世界报》上连载，而且还请人把这些文章翻译成了俄、英、德、西班牙四种文字。
胡兰畦的名字翩翩走进了法国及许多国家人民的心中。
《在德国女牢中》发表后，也在社会主义苏联引起了巨大的反响。1934年8月，苏联召开第一届作家代表大会，特邀胡兰畦参加。文学大师高尔基知道了她的斗争经历，在一次盛大的家庭晚宴中，面对来宾，指着坐在身边的胡兰畦，热情地赞扬道：“这是一个真正的人。”
胡兰畦回到国内后将发表在法国《世界报》上的连载文章进一步整理、充实，不但在篇幅上扩至十余万字，而且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纪实性和文学性的统一。随后，她把稿子交给了沈兹九主编的《妇女生活》杂志。
很快，连载这篇长文的《妇女生活》杂志飞向大江南北。之后，生活书店出版的单行本也出现在各个书店的柜架上。
1936年底，她应邀到广西，随同李济深进行抗日救亡工作。不久，西安事变发生，李济深让胡兰畦作为自己的特使赴上海，将力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四封信转交给宋庆龄、何香凝以及国民党要人张群、吴稚晖。
12月27日，胡兰畦赶到上海。她先到何香凝那里递交了信件，接着便来到莫利爱路宋庆龄的寓所。
分别5年，胡兰畦有多少话要向敬爱的宋庆龄先生说啊！久蓄心底的感激之情不由自主地溢出，将话语浸泡出了浓浓的情意：“宋先生，非常感激您和鲁迅先生营救了我!”
“这没什么，出来了就好。”宋庆龄不经意地一笑，脸上的神情像一位母亲随手扶了即将摔倒的孩子一把那样平淡。
完成李济深交给的任务之后，胡兰畦便留在上海，在何香凝先生手下从事妇女工作，并担任上海妇女慰劳会执行委员。她通过各种形式推动抗日救亡工作，慰劳前线将士，并创办了向普通群众宣传抗日救国道理的通俗刊物《小把戏》。
后来，她接受何香凝的指示，组建了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并担任团长，率领一批女青年在战火纷飞的前线宣传和动员群众，支援抗日军队，并用文艺节目慰劳前线官兵。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她和团员们的足迹留在了华东、华中的山山水水……她们在烽火前线创造的业绩，使得胡兰畦和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名闻遐迩。
1939年夏天，胡兰畦受命来到重庆。不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颁布委任状，任命她为战地党政委员会少将指导员。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一个女人能当上少将，不能不算是一件新鲜事儿。尽管此事当时在重庆也引起了一阵波澜，羡慕者有之，嫉妒者有之，但对于战地服务团的成绩，却是人们所公认的。
“万人丛中一握手，使我衣袖三年香。”在以后的岁月里，宋庆龄那真诚的爱不断在胡兰畦身上散发着不尽的热能，使她生命的犁铧在历史的原野上不断耕耘出崭新的沟痕……
编辑/彭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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