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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枪的女兵
王于耕原作
在如海的往事中，我的女兵时代，像几朵披了晨光的浪花，斑斓如锦，令人眷恋不已。
女兵与枪
1938年初冬，史沫特莱到了皖南新四军军部。她约访女兵，周纫蕙和我来到她的住处，好像是在离军部不远的南保村军医处。她头剪短发，身穿宽大的灰色连衣裙，外罩男式夹克衫，脸型瘦长而有皱折，面色白中带黄。她一见我们便喊道：“哦，女兵!”又是握手，又是亲吻。在这位久闻大名的外国女记者、作家面前，我们原来的陌生感很快消失了，和她谈得热烈而随便。我们那种青年人的热情、活泼，她颇为喜欢。她说：“我简直是爱上你们了。”她提的问题是有趣的。
“你们为什么要当女兵啊?”
“你们为什么不继续去读书呢?”
的确，周纫蕙再有两年就大学毕业了，而我还没有读完师范，她说：“你们还年轻呢，应该进学校!”
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理直气壮地回答了。国家危亡，人民受难，救国人人有责，到抗战最坚决、最进步的新四军来当女兵，多好哇!光荣感使我们情绪更加活跃，话多起来，她频频点头。那天的翻译是位军医。他同我们一样，又翻译，又说他自己的看法。
我们说，我们的部队就是抗日的大学校，或者叫革命熔炉。抗战，不是简单的战争，这里面有多少学问值得学习啊！炮火连天，正是一种特殊的教育。
“你们不想家吗?”当她问过我们的家庭情况后，关切地问。
“怎么能不想家呢?家在日军的铁蹄下，你瞧着吧，我们一定要打回老家去的。”“其实，部队就是我们的家，我们这里就是一个革命大家庭，我们相亲相爱，非常温暖。”
“你们女兵为什么不到前方去打仗?”她做了个手势，“背上枪去前方呢?”
我们笑了，前方我们去过多次了，可没拿枪打仗，因此用开玩笑的口吻回答她：
“史沫特莱女士，您不是也在参加中国抗战吗？您并没有拿枪去打仗呀!”她笑了，我们也高兴地笑了，因为我们所肩负的工作被理解了。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需要有人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动员千千万万人民起来，和我们的部队一起作战，才能赢得战争，而我们这些女兵，正承担着各种各样的工作。
虽然如此，战争中的女兵们仍然和枪有缘分。
在与史沫特莱相见之前，我们已受过当兵的训练，平时战地服务团也持枪站岗放哨，晚上也会威风凛凛地大喊：“站住!哪一个，口令?”步枪扛在肩上，对我这个不足20岁的学生出身的女兵说来，颇觉沉重，却又深情爱恋，抚弄它时，总想到有一天将要用它向敌人开火。
当然，抗战八年，我没有用步枪向敌人开过火。这可不是我的遗憾，因为后来我有过手枪和驳壳枪，并使用过它们。
1941年春，我被部队派出，带一个民运工作队到如西县去工作。因为是开辟新区工作，敌情复杂，出发前，发给了我一支日本手枪。我立即向老兵学会了用手枪的动作和擦枪技术。手枪挎在腰间皮带上，人也英俊挺拔起来。我真兴奋，走路时常要摸摸它，从此同它结下了不解之缘。晚上，我把它放在枕下，不时醒来摸摸手枪是否安好地放在那里。村里只要有狗吠，我就持枪坐起来。多时下来，这成了我的习惯动作。
这年盛夏的一天，我正在县委开会。那正是在我们开展减租减息运动之后，敌人已开始了“扫荡”。县委驻在如西县的芦港，是个大村子。村西头忽然响起了枪声，农民们大喊：“鬼子来了!”县委、县政府立即向村东头撤出。我立即跑回到我的住处，那里有我刚领来的100颗手榴弹，是给刚组织起来的如西县江安区民兵领的，这可是宝贝，必须设法带走。我急忙叫来房东，请他挑着随我突出村去。他仓皇地说：“同志，有鬼子啊!”我挺在他跟前说：“你看，我有手枪，我掩护你，你挑上快走!”他见我手中持枪，胆壮起来，挑起就走得飞快，我紧跟后面，这样我们迅速出了村子，碰见县委找我的人，我们跟县委向东转移了。
1942年，我当如西县渡军井区区委书记。这个区紧靠如皋城，敌伪封锁线把我们划在一个方格子内。这里据点林立，村庄稠密，地方也富裕，鬼子和伪和平军常小股或零散数人下乡抓鸡拖猪，因此，我们区不但有区中队(相当一个连)，村村也都有民兵。来三五个敌人，民兵就可解决，敌人多了区中队就会驰援。我兼任区中队的指导员，感到手枪射程太短，就和区长(他兼中队长)都换了驳壳枪。这种枪在频繁战斗情况下最适用。我用这种枪约有半年光景。敌人来来往往，使枪的机会就多一些，我对这种枪就熟悉了。后来调了工作，我把驳壳枪交给我的后任区委书记，我仍使用手枪。
难忘的第一课
1939年春，抗战进入第三个年头。我被编入新四军战地服务团三队，在朱克靖团长率领下，随同叶挺军长、邓子恢主任等领导同志到皖北地区工作了半年。这是一次难忘的行程，使我获得了很多的锻炼。特别是邓子恢把我调去做民运工作，它在我生命中，开始了新的一课。
表面上看，邓子恢像个农民老干部，没有任何知识分子架子。在皖南军部，他亲自领导服务团200来名团员组成的一支庞大的群众工作队伍。他们分散在军部周围数县。后来不少人成了出色的地方干部或骨干。这次到皖北，他带的干部不多，我是幸运者，被他选中了，放在江北指挥部驻地附近的一个乡里。
当时，我忐忑不安。我是一个来自城市的学生，对社会简直是一无所知。入伍虽近两年，也只会做点宣传工作，还时时暴露着自己的幼稚。当我到邓子恢住处报到时，我惶恐羞怯，脸都红了，嗫嚅地说着：“我行吗？”邓子恢哈哈地笑着，他常常是这样哈哈地笑，他拉起我的手，一面按我坐下，一面说着：“行，你一定能行，做群众工作，你学得会。”
我坐着听他的交代。先干什么，当然是社会调查，他口述调查提纲，我低头记录，要我们先到离指挥部五六里路的一个乡去。我站起来，他又着重交代：“最根本的是去了解农民的米缸。对!记着是米缸!农民有饭吃吗?养猪吗?农民院子里有鸡吗?别看这是小事，关系到他一家老小。你想想，养鸡生蛋，妇女就有了针线，结婚时，走亲戚时，买个耳环戴上，小孩子买本书读读。要关心农民!”他盯着我着重说。
邓老就这样把我送到农村。
我们5个人(3女2男，我是工作组长)在一个农舍前刚把背包放下，就围上了一层层的群众。他们是来看新四军女兵的，新四军还刚到这一带，农民从来怕兵，可现在却围观我们了，他们互相推着，挤着，到我们面前搭话了。我跨上台阶，就说开了：我们是新四军的工作组，到你们这里来，同乡亲们一道抗日，就住在村里，大家可多谈谈，等等。我们顺利地被引着住进了普通的农舍。我像嫁到这个村的新媳妇一样，小心翼翼地、勤快地为房东扫地、抬水、抱孩子、抹桌子，饭后抢着洗碗。我同妇女睡在一张床上，头碰头谈心。男同志同单身雇农住在一起。白天黑夜地走门串户，访贫问苦，问寒问暖，教儿童识字、唱歌，同村里人相处融融，这样我们较快地弄清了这个乡的基本情况。一星期后，我带了十几页的汇报材料回到指挥部。邓子恢亲自听了我的啰啰嗦嗦的汇报。我按提纲一条一条地说着，像我在学校回答考试题一样，心里又紧张，又怕漏了什么。他不时提问，还征询同时听汇报的其他干部的意见，又促着我：“说呀，说呀!”“别紧张，慢慢说。”我逐渐松弛下来，竟像对导师答辩一样，滔滔地说了下去。他是那样专注倾听，还不时在手边记录。
在这次汇报中，邓子恢要我召开一次贫雇农会议。他说人不要太多，有一二十人就够了。要晚上开，不影响生产。“我也去参加。”他说。这太好了，我高高兴兴地回去了。
组织好了会议，我就去指挥部接来邓子恢。
记得邓子恢穿着过分宽大的军衣，军帽也嫌大了，像盖在头上，散着裤脚(那时我们都裹绑腿)，穿双布鞋，哪像个军队首长呢，简直是个农民样子。他一面走，一面和我谈，教我怎样开好这次会。
会场设在一户农民的堂屋，二十来个农民围坐在一起，邓老在一旁悄悄地坐下，努努嘴，示意我坐在他身边。农民们并没有特别注意到他。我宣布开会，把人们引到了议论组织农抗会的事，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
我生平第一次主持农民的会议，有些紧张，不时回头望望邓老。他总是笑笑，微微点点头，努努嘴，听我说点什么，有时又努努嘴，叫群众说。我胆子慢慢大起来，放手让大家议论，会议的目的达到了，到会的农民高兴地离开了会场。我站了起来，伸手去扶坐久了的邓老，才发现自己的手心里都是汗。我在军衣上抹抹自己的手，长长地舒了口气。
就这样，我们组成了农民抗敌协会，接着成立了妇抗会、青抗会和儿童团。男女老少每晚集中在我们的农民夜校里。又建立了农民自卫队(也就是民兵)，发展了3个党员，成立了支部，后来成立了新的乡政府。这时我调回了服务团三队。
编辑／彭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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