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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辟新区 与敌周旋
叶 飞原作
中央红军长征不久，敌人即抽调大批兵力，向赣东北、闽北、闽东各红色根据地大举“清剿”。闽东苏区邻近福州，更是首当其冲。当时压向闽东苏区的敌人有8个师，加上地方保安队和民团，约有10万人。1935年1月，敌人分4路向闽东苏区进行“围剿”，这是闽东地区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开始。
洋面山会议揭幕闽东三年游击战
由于一直没有和党中央取得联系，闽东党不了解中央红军长征和北上抗日先遣队失败的情况，因而对战局的变化没有准备，直到敌人一切部署就绪、大举逼进时，我们方才发觉。这时，敌八十七师已经进驻连江，派舰艇封锁了东冲海面，切断了罗源、连江地区和特委的联系，使连、罗地区陷于孤立境地。敌又以两个旅和一个多团的兵力，包围了霞浦苏区。寿宁苏区也遭到敌刘珍年师的进攻。闽东独立师在闽东苏区中心福安陷于敌军重重包围之中，情况非常严重。在这种情况下，闽东特委在福安洋面山上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对策。这是闽东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一次重要会议。
特委紧急会议由我主持，特委代理书记詹如柏、闽东苏维埃主席马立峰、独立师师长冯品泰、副师长赖金彪、政治部主任叶秀蕃等出席了会议。经过讨论，会上作出决定：独立师给进攻的敌人一个打击之后，即转移到苏区外围，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新的游击区以支持和配合苏区坚持斗争。苏区被敌人占领，党政机关和地方武装（县独立营、区中队）在原地坚持，上山打游击，把苏区变为游击区。
特委紧急会议结束之后的第二天，独立师即在福安东区洋面后面的西竹岔同敌新十师展开作战，由西竹岔一直打到楮坪。激战终日，敌人伤亡很大，但我军伤亡也不小。这是独立师成立以来进行的最大一次战斗，是一个消耗战，没有什么缴获。但这一仗给深入苏区的敌人一个迎头痛击。独立师打了这一仗以后，即由楮坪经福安、寿宁、政和、周墩，最后转移到宁德的杨梅岔。这时，独立师只剩下500多人了。但是主力保存了下来，跳到苏区外围宁（德）、屏（南）、古（田）边区开展游击战争。
独立师一突围，敌人就像洪水一样，几乎淹没了整个根据地。敌人采取“分兵清剿”的战术，较大的村庄都筑起碉堡，驻上部队，封锁大小路口，由地方反动分子作向导，搜山“清剿”。对根据地人民则采取毒辣的“五光”政策，烧杀抢掠、移民并村。我们地方工作同志没有做好准备，受到极大的摧残。这时，剩下的根据地被敌人分割为3块：宁屏古、福安、寿宁地区和霞浦、福鼎地区。在敌人残酷的“清剿”、疯狂的镇压下，一部分人经受不住考验，有的脱离革命逃到外地去了，有些人作了可耻的叛徒。独立师师长冯品泰在敌人“清剿”开始时就悲观失望，以后竟发展到阴谋叛变投敌，经特委决定，将其处决。
这时，闽东遭受了一次痛心的损失，那就是苏维埃政府主席马立峰、副主席叶秀蕃、特委代理书记詹如柏等同志牺牲。主要领导干部的牺牲，加上敌人的破坏，闽东苏区全部陷入敌手，各县的游击武装与上级的联系都中断了。这是闽东斗争形势最危急最困难的时期。但大多数干部和革命群众没有低头，阮英平、范式人、许旺等不少特委、县、区的负责同志带领少数武装，坚持斗争。独立师仍然存在，干部群众抱有希望，许多人直至饿死在山上，也不向敌人投降。
1935年三四月间，敌人占领了闽东苏区的广大村镇，杀害了一批知名的群众领袖，收罗一伙叛徒，扶植了一批反动民团，编好了保甲，地方豪绅还乡又作威作福欺压劳苦人民。他们以为革命力量已经消灭，“清剿”任务已经完成，敌军主力遂逐渐撤出苏区。其实，我们红军的骨干力量在闽东人民的支持下，宁屏古新的游击根据地发展起来了，独立师也逐渐扩大。我们不断派人与苏区联系，得知苏区也在逐步恢复。于是，独立师抓住这个时机，返回苏区进行反攻。闽东独立师首先同在福安、宁德边区坚持斗争的阮英平会合，后到达福安、寿宁地区与在福寿边区坚持斗争的范式人会合。独立师主力返回苏区的消息传开后，群众斗争情绪高涨，纷纷下山，摧毁敌人据点，恢复工作。
1935年5月底，闽东特委在寿宁含溪重建，我为书记，阮英平、范式人、许旺为委员。根据当时各个地区被分割的情况，特委决定下设4个办事处（相当于地委），统一领导各个地区的斗争：宁屏古地区办事处由阮英平负责，福安、寿宁地区办事处由范式人负责，霞鼎地区办事处由许旺负责，鼎平地区办事处由郑宗毓负责。同时，决定把独立师分为3个纵队，以纵队为单位在各个地区活动，恢复和开辟地方工作。从此，闽东各块根据地的武装都开始积极活动，灵活地打击敌人，取得了不少胜利。
“白皮红心”斩断“保甲锁链”
在长期的艰苦斗争中，我们实行了革命的两面派斗争策略，对付敌人的保甲政策。敌人在根据地编保甲，实行法西斯统治，是很毒辣的。保甲一经编成，我军和地方干部就很难进行活动。我们最初提出破坏敌人的“保甲锁链”，发动群众拒绝户口登记或杀掉伪保长，这对鼓舞群众，震慑敌人，是有较大影响的。但是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必须采取更为灵活的政策。
对于国民党基层政权的联保主任、保甲长，必须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在这些人中，一部分是属于作恶多端、死心塌地为反动派效劳的顽固分子，坚决予以镇压；另一部分人，只是应付敌人，则采取争取政策，使其中立；还有一部分人，出身较为贫苦，带有被迫性质，对人民群众接近，对我们靠拢，这是我们的团结对象。根据这个分析，我们对保甲长、联保主任的政策，采取镇压反动分子，争取中间分子，团结同情分子。我们公开对中间立场的保甲长讲：你们可以做两面派，保护群众并供给我们情报。我部队驻你这里，你要保密；我们走后，你可以去报告敌人。
采取这种对策，解除了他们的顾虑，效果很好，多数保甲长为我所用。我们通过这些人购买禁运物资，探听敌情，安置伤病员。古田县大甲珠洋的联保主任和程际村伪保长，为我们购买弹药和医药用品，还经常到古田、福州了解敌情报告我们。我们还指派一些没有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充当保甲长、联保主任，公开应付敌人，暗地进行革命活动。利用敌人的保甲制度来掩护革命工作，我们把这叫做“白皮红心”的政策。有了这个政策，紧张对立的局势便大大扭转过来。我们在敌占区的工作开展起来了，这很有利于坚持斗争。
敌人除了政治上加紧对群众的统治，企图割断我们与人民的联系，还实行经济封锁政策，想把我们困死在山上。针对敌人的经济封锁，我们依靠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群众把粮食藏在竹筒中、灰粪里，把日用品装在双层底的煤油箱内，瞒过敌人岗哨的检查，送上山来。有的群众上山砍柴时，宁愿自己挨饿，把午饭留给游击队员吃。闽东地区红白对立不尖锐，我们还采取了“买卖公平，不伤害白区来的商人利益”的商业政策，得到商人的拥护。他们不但供给我们很多东西，包括枪弹药品等，还供给我们情报，回到白区又替我们宣传。
此外，我们还在经济战线上对敌人展开了反击：我们提出不给国民党交粮交税，不给地主送租还债，粮食不准运到白区。在红军经常活动的地区，就用武力镇压催粮、索税、逼租、讨债的反动派；武装力量薄弱的地区，就发动群众“推、拖、避”。党还领导群众开展了“五抗”斗争，当青黄不接时，有些地区还进行了分粮斗争，解决了贫苦农民的口粮困难。我们对待土豪的政策也作了改变，一般都是到白区抓土豪，根据地内则采取“借款”的办法。各县还作了一些具体的规定，例如福安规定向土豪派款，一般按其动产的百分之二十为标准。这就能根据实际情况办事，容易筹集款项。
正由于闽东党根据斗争的实际情况，制定并执行了这些正确的政策，领导根据地群众和强大的敌人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进行了顽强而又机智的斗争，终于粉碎了敌人多次“清剿”和严密封锁，不但在这块孤立的滨海根据地内站稳了脚跟，并且得到一些发展，重建了12个县的政权，闽东独立师还分别到屏南、古田、政和和浙江的泰顺、景宁、庆元等地活动，开辟新的游击区。党的基层组织分布到各个重要村庄，各新区先后建立了游击队和革命委员会(周墩和鼎平地区)以及青年团、妇女会、少先队等革命群众组织。我们的斗争方针也更加明确，坚持老区斗争，必须开辟新的游击区，部队才能生龙活虎，老区才有掩护。闽东的革命形势又活跃起来了。
1934年冬天，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闽浙赣、皖南遭10倍于我之敌包围，不幸覆没，粟裕、刘英率突围出来的部队，组建为“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1935年2月，挺进师进入浙西南广大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了浙西南游击根据地。8月，国民党军队开始“围剿”浙西南游击队，在敌人的猖狂进攻面前，挺进师主力撤出浙西南中心区，转战于闽浙两省交界的景宁、庆元、松溪、政和、建阳一带。10月间，粟裕、刘英率领挺进师百余人在福建省寿宁县的郑家坑和闽东特委会师，双方共同组建了闽浙边临时省委。临时省委成立后开始的一段时间里，闽东和浙南双方不但关系很好，而且很密切。挺进师还抽调了一些干部帮助闽东地区和闽东独立师的工作。但是，以后就发生了内部分歧，并最终导致了闽浙边临时省委的彻底分裂。此后，闽东特委接受闽赣省委的领导。
畲族山民是我们的依靠
1936年秋天，斗争形势又紧张起来。国民党以刘建绪为绥靖主任，对闽浙、闽赣边区红色游击队进行“清剿”，先后增派八十师、九师、保安独立旅等到闽东，配合地主反动武装分驻在根据地周围，进一步用“五光”、“十杀”、“移民并村”等残酷手段，再度“围剿”我闽东根据地。闽东党和闽东人民已有长期艰苦斗争的思想准备，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反“清剿”斗争。地方武装在原地坚持斗争，独立师仍以纵队为单位在根据地周围开展游击斗争。
这里应该特别提一下闽东地区的少数民族——畲族。这个民族人数不多，20多万人，有一半以上散居在闽东太姥山脉、鹫峰山脉的崇山峻岭之中，自称“山民”。他们在旧社会历来受到歧视和凌辱，身受几重压迫，在大山上含辛茹苦，饥寒交迫。历史上，他们也曾自发地掀起过几次斗争。闽东党很早就重视民族政策，注意在畲族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但在初期，畲族人民对汉族是不信任的，有戒心，工作很难开展。后来，发展了一个畲族党员，在畲族中的工作才开展起来。以后畲族群众有许多人参加了红军游击队并成为骨干。
在闽东三年游击战争最艰苦的年代，畲族人民的作用是很大的。他们具有两大特点：第一，最保守秘密，对党很忠实；第二，最团结。在最困难的1935年至1937年对革命斗争支援最大，我们在山上依靠畲族掩护才能坚持。白云山支脉的竹洲山和屏峰山，闽东独立师的后方医院和修枪厂就设在这里。1936年10月至1937年2月，国民党军伙同当地民团曾3次焚劫了这里6个畲村。敌人抓住雷银弟等8位老人和妇女，逼问红军医院和修枪厂的所在，结果只得到“不知道”3个字。敌人烧了他们的4幢房屋，用马刀砍头威胁，捞到的仍是“不知道”3个字。敌人以更大兵力合围竹洲山，枪杀了村苏维埃主席雷良俊，烧毁全部茅屋，把避在山林的畲胞赶下山，实行并村，编保甲，订连坐。可是共产党员雷成波等同志仍然活跃在怪石嶙峋、灌木丛生的群山之中，掩护着红军后方医院和修枪厂。在这困难的日子里，闽东的群众冒着生命危险保护我们。特别是少数民族，对我们没有一丝隔膜，把我们当自己人，成了我们的依靠。
闽东党就是这样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下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清剿”。到1937年，大部分根据地已逐渐巩固。连江、罗源的部队则由海路南下莆田仙游地区，与莆田中心县委领导的游击武装会合，坚持闽中地区的斗争。我们的部队活动范围直到离福州只有15公里的下店，我党在白区城镇的工作也开展起来了。军事、政治形势对我们更有利了。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全国抗日战争爆发了。我们正式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经过种种努力，我们与国民党福建当局达成协议，在当时的《福建民报》上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闽东特委共赴国难宣言》。此后，闽东的红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任命我为团长，阮英平为副团长，全团约1300多人，开到屏南县城集中。1938年2月14日，我们奉命离开了战斗多年的闽东，踏上抗日征途。
编辑/张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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