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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谭震林对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贡献
蒋科林
［摘要］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开始长征后，蒋介石调动反动武装约20万兵力，集中对闽西南地区进行惨无人道的轮番“清剿”。谭震林和张鼎丞、邓子恢等一起领导留在闽西南革命根据地的红军战士进行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不但在极端险恶的环境里奇迹般地生存下来，而且保卫了土地革命的成果，巩固了10万人口的革命根据地。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也因成功领导南方游击战争而被誉为“南方三杰”。谭震林作为南方游击战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其所作的贡献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
［关键词］谭震林；三年游击战争；贡献
［中图分类号］K26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6—2254（2007）04—0066—03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央主力红军不得不实行战略大转移，于1934年10月离开中央苏区，开始进行长征。中央红军向西突围后，蒋介石调动反动武装约20万兵力，集中对闽西南地区进行惨无人道的轮番“清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形势日益严峻，党的机关和部队都被迫转入农村和山区。在这紧急关头，中央分局决定将留在中央苏区的部队分成九路，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其中一路便是由陈潭秋、谭震林率领的红二十四师七十一团第二营。谭震林等率部队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跋涉，冲破敌人的层层封锁到达闽西永定，与张鼎丞顺利会师。1935年4月，在中央代表陈潭秋的主持下，召开了“赤寨会议”。会议宣布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张鼎丞任主席，邓子恢任财政部长，谭震林任军事部长，方方任政治部主任。会后，谭震林直接领导红二十四师百余人、卓林大队［1］及上杭、永定、长汀等县独立营组成的游击队，活动在永定、上杭地区。当谭震林率部队来到双髻山时，敌人出动5个师进行疯狂的“驻剿”、“堵剿”、“搜剿”、“追剿”，以几十倍于红军游击队的兵力撒网合围，砍伐红军游击队经常出没的山林，在农村采取“移民并村”、“保甲连坐”、“自首自新”、“五光”、“十杀”等高压手段，妄图切断群众与红军的联系，还推行“计口购粮”、“计口购盐”的封锁政策，妄图困死饿死红军游击队。在这样极端险恶的斗争环境里，谭震林充分发挥我党我军的政治优势，依靠干部战士的觉悟，依靠苏区广大群众的支持，带领游击战士们克服了常人无法想象的困难奇迹般地生存下来，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与敌人灭绝人性的“清剿”作顽强地斗争，有力地打击了敌人。谭震林和张鼎丞、邓子恢等一起领导闽西南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战士坚持了持续三年的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保卫了土地革命的成果，巩固并发展了革命根据地。1937年，毛泽东在延安接见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政治部主任方方时说：“你们坚持三年游击战争，保留了这么多干部，保留和发展了部队，保留了20万亩土地，保卫了苏区广大群众的利益，这是伟大的胜利！”“你回去问候张、邓、谭各同志好！你告诉他们，你们三年的苦斗有很大的功绩。”［2］谭震林、张鼎丞和邓子恢因成功领导南方游击战争而被誉为“南方三杰”。笔者试从战略战术、统战工作、政治思想工作及群众工作四个方面简略论述谭震林对南方游击战争的贡献。
实施正确的战略战术
面对敌人凶残猛烈的“清剿”，谭震林与张鼎丞、邓子恢等领导人研究制定出“开展广泛的、灵活的、群众性的、胜利的游击战战争”的战略方针。所谓“广泛性”，是指游击战的范围不限于狭小地区，而是要依靠现有地区，不断向新区扩展，造成烽烟遍地之势，使得敌人疲于奔命，无法应战，逐渐削弱。“灵活性”是指游击战应采取灵活的战术，时而集中，时而分散，时而活动，时而隐蔽，声东击西，神出鬼没，使得敌人捉摸不定，处于被动地位。而我军则处于主动，占据有利地位。而“群众性”是指游击战不限于部队的军事行动，还要协同地方党领导群众进行斗争，从利用合法的斗争转到非法的斗争，从和平斗争转到武装斗争，从游击小组的秘密活动转到游击队的公开活动。这样从多方面牵制敌人，打击敌人，配合部队作战，使部队逐渐壮大起来。所谓“胜利的”，就是遵行毛泽东多年规定的游击战争原则，即敌情不明不打，无胜利把握之战不打，有胜利把握但伤亡过大的仗不打。不仅要打全胜之仗，而且在打后要使群众不受摧残或少受摧残。
谭震林领导红军游击队，创造性地运用了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并在实际斗争中不断地加以丰富和发展。他指出部队集中在一起，很容易被敌人发现目标，红军游击队应采取分兵游击的形式，开展分散的游击战，建议张鼎丞留在永定作战，邓子恢率部队到永定东部活动，自己则到上杭地区打游击。这样以永定居中，作为主要山头，遇到紧急情况，两边可向中间靠拢，中间也可向两边疏散隐蔽。灵活地集中或疏散以避开敌人的优势兵力，以保存游击队的有生力量。他反对硬拼蛮干，主张猛打快收，能收能散。“收，就是收得拢，集中力量消灭敌人：散，就是散得开，分头做群众工作”。在反对敌人第三、四、五次“清剿”的斗争中，谭震林指挥闽西南各地游击队采用“隐蔽窥伺敌人，分散迷惑敌人，埋伏消灭敌人，突击战胜敌人”的战术，化整为零，出奇制胜，使穷凶恶极的来犯之敌陷于“死伤、消耗、疲惫的困境而一筹莫展”。
谭震林还从斗争中总结出一套“散兵群”的游击战术。红军游击队运用这一战术曾创造了6颗子弹打退敌人一个连，17名战士、200发子弹击退敌人一个团等许多广为传颂的战例。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曾印发了《“散兵群”战术研究》，作为红军游击队的军事教材。此外，谭震林还提出了铲除叛徒的措施，要求各级领导和游击队干部、战士提高警惕，在反“清剿”中加强同叛徒、敌特的斗争。
在敌强我弱的十分危急的斗争情势下，在饥寒交迫的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里，要保存有生力量，扭转局势，夺取胜利，能否实施正确的战略战术方针就成为克敌制胜的关键。实践证明，谭震林在领导南方游击战争中制定实行的战略战术方针是完全正确的，这也正是他在南方游击战争中所作出的贡献之一。
大力开展统战工作
1936年6月，广西、广东发生了“西南事变”。谭震林，邓子恢、方方等领导人密切关注着形势的发展和敌情的变化，认为这个事变说明了敌人内部的分裂。对两广的抗日反蒋行动应予以支持，并以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的名义发布了《为西南事变宣言》和《关于西南事变与目前党的紧急任务的决定》，指出要抓住这个有利时机，“集结我们比较优势的兵力，组织广大群众，联合一切友军，开始局部反攻”，以粉碎敌人的“清剿”。但是蒋介石通过与两广军阀谈判，很快又与之联合起来对付红军，并与8月间调集粤军入闽进行第三期“清剿”。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及时地作出《关于在西南事变中我们工作检查与目前紧急任务的决议》，认真总结了对付此次事变中的经验教训，重新估量了形势变化的特点，指出了红军游击队的斗争任务，要求部队针锋相对地开展“拉打并用”的“政治仗”，进行统一战线工作。
在关系复杂形势多变的斗争中，谭震林能够及时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决定当前政策，细致深入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针对国民党实行的阴险恶毒的“保甲连坐”的高压政策，谭震林十分重视做好争取与改造小股土匪以及区别对待保甲长的工作。谭震林提出对敌占区保甲长要“区别对待，晓以利害，争取好的，团结中间，打击坏的”，要把消灭保甲制改为利用保甲制的斗争策略。对于保甲长中最顽固最反动的分子，坚决进行无情地斗争，用各种办法去消灭他们，为革命斗争扫除障碍。尽量团结那些动摇不定的中间分子，尽可能地争取他们同情红军游击队，同情革命战争，促使他们跟游击队合作，利用他们保甲长的合法身份掩护游击队的活动，掩护群众的革命斗争，并跟他们“约法三章”：“不准危害红军游击队及其家属，不准摧残群众，不准阻拦红军游击队通过乡村。”把他们变成为红军游击队站岗放哨、通风报信的“白皮红心”的革命派。充分利用敌人看似严酷的组织形式为我所用，“变敌人的保甲政策为赤色联防，变敌人的堡垒政策为赤色据点”。
在国民党疯狂的“清剿”中，双髻山游击根据地遭到敌人的前后夹击。为打破敌人的阴谋，谭震林亲自写信，派廖海涛、蓝荣玉、陈茂辉等做工作，成功地争取和团结了傅柏翠领导的地方武装。傅柏翠此前和谭震林是同事，曾任红四军四纵队司令员。1930年，傅柏翠与闽西特委其他领导人发生意见分歧，在1931年闽西苏区发生肃清“社会民主党”的“左”倾错误时，他被打成“社会民主党”而离开红军队伍，投靠了国民党。但是国民党地方当局一直对傅柏翠持不信任态度，认为他有“通共嫌疑”。谭震林分析认为只要做好统战工作，是可以争取和团结傅柏翠的。通过我方的努力，傅柏翠与红军游击队达成了保持中立，双方“互不侵犯”的默契。因而，红军成功挫败了敌人的阴谋，取得了战斗的胜利。
谭震林后来回忆南方游击战争时曾说：“我们在闽西的斗争为什么那么顽强……就是学习了列宁的论述，贯彻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谭震林等人的领导下，红军游击队成功地达到了化敌为友，瓦解敌人的目的，为自身争取了相对宽松的生存环境和相对有利的斗争形势，为南方游击战争夺得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重视政治思想工作
在艰难困苦的斗争岁月里，红军战士常常在连续几个月的时间里没有粮吃，没有衣穿，完全靠吃竹笋、野草、野菜、野果充饥。谭震林身为高级干部，从不搞特殊，住山寨，夜行军，风餐露宿，始终与战士同甘共苦。谭震林一心想着战士们的安危，时时关心着战士们的疾苦，想尽办法为他们排忧解难。他提出采取“化装购粮”、“破仓分粮”、“虎口夺粮”等多种办法来解决红军的粮食问题。很多战士在激烈的战斗中把鞋跑丢了，他亲自带领大家上山寻找适合打草鞋的茅草，并且手把手地教会那些不会打草鞋的战士，解决战士们没有鞋穿的困难。在战斗中遇到危险情况，谭震林总是冲锋在前，他身先士卒的领导作风和视死如归的革命气魄感染了红军战士，激励着他们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更加骁勇顽强地与敌人作殊死斗争。谭震林还经常深入指战员当中，和大家促膝谈心，教育战士们不但要懂得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更要明白红军游击队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打仗。他说：“我们这杆枪，什么时候打？这就要让干部、战士都知道子弹打出去，对群众有利还是有害？有利就打，有害就不打。”
愈是在艰难险恶的斗争中，谭震林愈是注意做好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开展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帮助教育工作，使红军战士们更加明确斗争的目的和意义，更加坚定了战胜顽敌的决心和信心，使红军战士在艰苦的战斗中依然保持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旺盛的革命斗志，从而使军队的士气高涨，战斗力进一步加强。这为红军的浴血奋战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持，也为南方游击战争取得胜利提供了思想条件。
切实做好群众工作
在谭震林对南方游击战争的贡献中，开展群众工作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面对敌人来势汹汹的残酷“清剿”，谭震林深知，在这样险恶的形势下要把红军游击战争坚持下去并取得胜利，就必须把广大的群众发动起来，为相对孤立弱小的红军赢得更广大的支持，凝聚更强大的力量共同抗敌。谭震林带领部队分散进村寨，深入村村户户，走访贫苦农家，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分析革命形势，指明革命前途。广泛发动贫困群众支持革命，并鼓励他们踊跃参加斗争，共同投入到反“清剿”斗争中去。谭震林还指出红军游击队不仅要依靠群众进行斗争，而且还要使党领导的各项斗争“群众化”。他亲自带领红军游击队在双髻山、鸡公山一带“开展反对豪绅地主收回土地的斗争和反对买卖婚姻的斗争……抗捐、抗税和减捐、减税的斗争，以及进行分粮斗争，开仓赈济贫苦农民，等等。这样，就在斗争中恢复和建立了基层苏维埃政权，发展了游击队组织，将群众更紧密地团结到了党和红军游击队的周围”。［3］
谭震林追述当年的斗争时说：“闽西南三年游击战争，环境那样险恶，怎么坚持下来的？就是靠群众。如果没有群众的支持，我们就站不住脚，吃不上饭，无法活下来！”历史证明，正是因为有了苏区广大群众的支持，红军游击战士才能在几近生存的绝境中坚持三年的苦斗，游击根据地才能得以巩固和发展，南方游击战争才能取得伟大胜利。因此，在群众工作方面，谭震林的领导也是卓有成效的。
“三年游击战争，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上，是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同样的辉煌昭亮”，［4］是中华民族优秀子弟在我国革命斗争史上谱写的一曲轰轰烈烈、雄壮磅礴的凯歌。谭震林等同志为南方游击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谭震林作为南方游击战争主要领导人之一，在战争中所做的领导工作更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是卓越而成功的。
注释：
［1］“卓林大队”是借用谭震林当时的化名卓林为名的红军游击队，即随陈潭秋、谭震林突围来到闽西南的红二十四师第七十一团第二营。
［2］江华、江渭清、谭启龙、陈水：《刚直无畏功垂千古》，《人民日报》，1992年4月25日。
［3］谭震林：《三年游击战争的经验与教训》，1939年5月10日。
［4］方方：《三年游击战争》，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
（本文作者 湘潭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湖南湘潭 411105）
编辑/张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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