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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李大钊对中国史学研究的贡献
方 遥
［摘要］李大钊是最早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先驱，其最为主要的贡献在于最早研究和传播唯物史观。针对当时中国史学研究的困境，他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应用到历史研究，在历史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方面对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
［关键词］李大钊；中国史学；唯物史观；贡献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6—2254（2007）04—0046—03
一、李大钊与当时的史学研究
20世纪初，中国已经完全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面对当时现实的剧烈变动，人们难以从史学中获得解决方案和精神支柱，它所宣称的的诸多功用在现实社会的种种问题面前显得无能为力，使得当时的学人不得不开始对旧史学进行反省。在梁启超看来，旧史学的弊病有四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由以上四弊又生出二病,即能铺述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显然，这与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是不相适应的。
在此之后,史学界掀起了一股革新的思潮,反对君史和单一政治史的史学格局，摒弃旧史学的所谓的史法、史例，批判历史循环论和历史倒退论，转而提倡民史和社会文化史，提倡用明白易懂的语体撰写史书，并且要求更新历史观点,在历史进化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新史学的历史观。梁启超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但是，随着新文化运动的迅猛发展，西方学理的大量输入，以及一大批具有新思想的年轻学人的崛起，一时间各种学说风起云涌，思想发展一日千里，打乱了当时正在进行的渐进式史学革命的步伐，使得像梁启超这样昨日的革命先驱者、领导者感到疑惑和无所适从，对自己的前途和思想也是一片迷茫,不知该何去何从。特别是梁启超欧游之后，受李卡尔特、柏格森、倭铿等人的影响，加上欧洲革命风暴对他产生的巨大压力，逐渐对进化论、因果律等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产生了怀疑和失望，在思想上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实际上否定了自己提出的新史学理论。
面对这种情况,李大钊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历史与社会,提出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从历史观念到学科形态进行根本变革的主张。在李大钊看来，“史学家当有一种历史观”，“不过不要采了个偏的历史观,差的历史观罢了”，而“史学家的历史观,每渊源于哲学”。［1］因此，要进行史学革新，关键在于要依据进步的史观去重作历史，也就是要用先进、科学的理论指导新时代的史学研究，而这个进步的史观就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二、李大钊对中国史学的贡献
（一）把唯物史观运用到历史本体论
从历史本体论上看，一直以来都是唯心史观占统治地位。不论是宣扬君权神授,把神和上帝当成人类历史的主宰，还是从帝王、圣贤、英雄的历史观出发,把帝王将相的活动看作历史发展的原因，都无法完全解释历史认识的最基本问题。到了近代，梁启超等人虽然已经开始运用进化论学说,把历史当作一个发展过程去考察,强调古今事变的因果关系,但因其阶级的局限，仍未能找到社会历史领域基本问题的正确答案,最终又把历史归结为“英雄的舞台”,“舍英雄几无历史”,［2］还是未能跳出唯心主义的老路。
对此，李大钊特别注重历史本体论的研究，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指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唯物史观的最基本原理。他认为，“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这是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的变化而变化。我们可以称这些精神的构造为表面构造”；［3］“经济构造是社会的基础构造，全社会的表面构造，都依着他迁移变化。”［4］他还指出马克思“以‘物质的生产力’为最高动因：由家庭经济变为资本家的经济,由小产业制变为工场组织制,就是由生产力的变动而决定的”，［5］“生产力与社会组织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一有变动,社会组织必须随着他变动”，［6］从而把生产力看作最活跃的因素，看成历史发展的最高动因和最终原动力，是它直接推动经济基础的变化，使上层建筑随之发生变化，并最终决定社会形态的变化。这样，也就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发现社会历史演进的规律,从而使社会的发展成为一个合规律的过程。
同时，针对历史上的循环论和倒退论，专门撰写了《古与今》、《时》、《史学要论》等文进行批判，认为社会发展从整体上看，是作螺旋型的前进上升运动。他明确指出，“历史的进路，纵然有时一盛一衰，一衰一盛的作螺旋状的运动，但此亦是循环着前进的、上升的，不是循环着停滞的，亦不是循环着逆反的、退落的”，［7］“人类不但不是永远退落的，而且在震动不已的循环中，渐渐的升高。这就是螺旋状的进步。”［8］
早年，李大钊就曾提出民彝可以创造历史,而历史不可以束缚民彝的观点，在接受唯物史观后，更是明确指出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观点。在他看来，人类社会的历史,“都是靠我们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不是哪个伟人圣人给我们造的,亦不是上帝赐予我们的”，［9］“人类的真实历史，不是少数人的历史……历时的纯正的主体，是这些群众，决不是几个伟人。”［10］ “彼其英雄,守一定之限度,以代众庶而行众意可也；越一定之限度,背众庶以独行其意不可也。”［11］因此，杰出的人物不过是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带领群众随着历史的正确方向前进而已,离开了人民群众,任何人都将一事无成。英雄人物只有遵循客观事物发展之规律,顺从人民群众的需要和愿望,才能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
（二）把唯物史观应用到历史认识论
历史认识论主要研究的是“人们如何认识历史的问题,研究作为历史认识主体的人对于以人为主体的各种历史现象的认识过程及其规律的理论。李大钊虽然不认为历史认识论是历史哲学的主体性内容,但他承认历史认识论的意义,并在这一领域进行了探索,为历史哲学体系的建构作了准备性的工作”。［12］
首先，李大钊认为历史是社会的变革，是全人类的生活，是有生命的、进步的、发展的、周流变动的。照此看来，过去浩如烟海的史书,无论怎样重要,只能说是历史的记录,是研究历史必要的材料,而不能说就是历史。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明确提出“历史是亘过去、现在、未来的整个的全人类生活。换句话说，历史是社会的变革,再换句话说，历史是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生及为其产物的文化”，［13］它应包含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其次，李大钊区分了“历史的事实”和“实在的事实”两个概念，将历史上曾经发生的客观历史实在称为“实在的事实”，将进入历史学家认识视野、经过历史学家作用的历史称为“历史的事实”，并且认为“实在的事实”与“历史的事实”是不同的。“实在的事实”是唯一的、不变的,而“历史的事实”则是随时变动的。面对同一史实,一人的解释与他人的解释不同,一时代的解释与他时代的解释不同,甚至同一人对同一史实的解释也有可能分出昨日与今日的不同。因此，在他看来，历史的事实是解喻中的事实。由于时代的不断发展,知识不断的更新，不同时代的人有着不同的历史观和不同的认知水平，人们对于历史事实的解喻自然要不断地动，所以“只有充分的纪录,不算史的真实；必有充分的解喻,才算历史的真实。”［14］
再次，李大钊坚持历史需要改作和重作。所谓历史的改作和重作,就是历史的认识过程,也就是历史认识主体不断作用于历史认识客体的过程。这种努力之所以必要,就在于它使历史认识不断向前推进。“依据人生的史观重作的历史,补正了依据个人的史观作成的历史不少；依据物质的史观重作的历史,补正了依据个人的史观作成的历史不少；依据物质的史观重作的历史,补正了依据神权的史观作成的历史不少；依据社会的史观重作的历史,补正了依据精神的史观作成的历史不少；依据进步的史观重作的历史,补正了依据退落的或循环的史观作成的历史不少”。［15］因此，“历史不怕重作,且必要重作”，［16］只有不迷信史籍记载，本着新的眼光去改作旧历史，才能得到比较近真的历史。
（三）把唯物史观应用到历史方法论
由于李大钊注重从科学意义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解，认为唯物史观具有实证特征和科学意义，具有反神学、反玄学的特点，因此，他十分强调唯物史观的科学方法论意义，把唯物史观视为指导认识中国并改造中国的最有效的方法。
在他看来，唯物史观的方法是实证的、经验的科学方法，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一样，受因果法则的支配。提出唯物史观的第一个特殊方法是经验归纳法，它体现了唯物史观的科学精神。他认为，归纳法是科学发展的新成果，唯物史观就是运用这一科学成果而形成的。“科学界过重分类的结果，几乎忘却他们只是一个全体的部分而轻视他们相互间的关系，这种弊象，呈现已久了。近来思想界才发生一种新倾向:研究各种科学，与其重在区分，毋宁重在关系；说明形成各种科学基础的社会制度，与其为解析的观察，不如为综合的观察。这种方法，可以应用于现在的事实，亦可以同样应用于过去的记录。唯物史观，就是应这种新倾向而发生的”。［17］
在此基础上，李大钊指出唯物史观的归纳法还有其特殊的表现形式。一是着重于人类精神的考察，不以外在的原因，而是历史的考察人的活动、人类精神的创造性；二是着重于社会、历史的经验的叙述，而不是自然事实的简单搜集。这两个特殊性表明，唯物史观的经验归纳法是一种综合的归纳法，是历史的经验归纳法，其巨大的历史感和现实感，使得唯物史观对社会历史的考察具有实证性。
历史进化方法是李大钊提出的唯物史观所具有的另一特殊方法，体现了唯物史观与以往历史观的根本区别。以往历史观虽有不同形态，但从方法论上讲主要有两种，一是神学的方法，以上帝的意志说明历史的发展；二是自然主义的方法，运用自然进化的规律比附、代替历史的规律。而唯物史观的历史进化方法则是自然进化法则与历史的结合，是对以往两种方法的超越。它既使唯物史观区别于人为革命说和上帝意志说，揭示了历史的客观性，又使唯物史观区别于自然进化说，避免了机械唯物论。这两者的结合就构成了唯物史观的要义:历史上一切社会制度的变化是随着经济制度的变化而变化的。
据此，李大钊还阐明了唯物史观的历史进化方法不同于自然进化论的特点，即特别注重以经济为中心和基础来说明人类文化的变动，并且强调人的创造性和历史主动性，突出阶级斗争在历史中的作用，指出“以前的历史,几乎全是阶级的争斗史”，［18］从而把阶级斗争看作马克思说明历史进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从李大钊对唯物史观方法论的这些说明中不难看出，唯物史观是一种具有实证性质和科学意义的历史哲学，因而它能成为一种指导人们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方法论。正是这种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使得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实践一开始就联系起来，从发端之初就有一种巨大的历史感和现实感，并且成为一场伟大革命运动的指南。
诚然,由于时代和环境的局限，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解和解释在某些方面还比较初步,并为后来的研究者所超越，但与同时代的其他人相比,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显然更为深厚,哲学思想也更为深刻。同时代的郭湛波在《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一书中曾这样评价:“李(大钊)先生是研究历史最有成绩的人，也是唯物史观最彻底最先倡导的人；今日中国辩证法，唯物论，唯物史观的思想这样澎湃，可说都是先生立其基，导其先河；先生可为先知先觉，其思想之影响及重要可以知矣。”［19］郭湛波对李大钊思想的评价可以说是客观的、公允的。从对中国史学研究的突破来看，李大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注释：
［1］［7］［8］［9］［10］［11］［13］［14］［16］［18］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24页、第763—764页、第71页、第305页、第330页、第339页、第720页、第717页、第267页、第551页。
［2］梁启超：《新史学》,《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岳麓出版社1985年版,第243页。
［3］［4］［5］［6］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9页、第53页、第53页、第59页。
［12］吴汉全：《李大钊与历史哲学理论》，《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2期。
［15］［17］李大钊：《李大钊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0页、第316—317页。
［19］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北平人文书店1936年版，第151页。
（本文作者 厦门大学哲学系 福建厦门 362000）
编辑/李晓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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