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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后毛泽东农村社会福利思想简析
谢从戎
［摘要］毛泽东对中国农村社会有着深刻的认识。他一生革命的最终目的之一是想让中国数亿贫苦民众过上好日子。新中国建立后，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又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可以说，毛泽东的农村社会福利思想有着丰富的内涵。毛泽东农村社会福利思想的重要核心之一是让农民富裕起来，并与他对农村现代化道路的实践探索紧密结合。毛泽东的农村社会福利思想对减轻农民负担具有重要指导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建国以后；毛泽东；农村；社会福利
［中图分类号］F323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6—2254（2007）04—0053—03
从广义上理解，社会福利通常是指国家和社会为改善和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物质和精神生活而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通过提供福利设施和相关服务，保证全体社会成员更高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1］在毛泽东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生涯中，不断改善和提高中国广大农村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可以说始终是毛泽东孜孜以求的终极目标之一。特别是在建国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致力于提高农村社会福利水平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为后人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目前，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已经把减轻农民负担、解决“三农”问题列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我国广大农村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也正在持续地进一步改善和提高之中，但和城市相比，农村社会福利的整体水平却有被不断拉大之势，因而对毛泽东的农村社会福利思想进行归纳和分析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建国后毛泽东农村福利思想的脉络和内容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高瞻远瞩地从巩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高度出发，指出地方政府应该注意社会救济。1933年，毛泽东在撰写《必须注意经济工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文章时，还进一步在长冈乡进行了细致的社会调查，对当地的裁缝、木匠、泥瓦匠等手工业者的失业状况进行了统计，在充分肯定长冈乡社会救济工作的同时，又对许多地方苏维埃政府忽略社会救济工作、漠视救济困难群众的做法提出了尖锐批评。
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在1937年8月发表《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一文中，提出把改善工人、职员、教员和抗日军人的待遇、优待抗日家属、救济失业、赈济灾荒等问题作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主要内容，突出了社会福利在全民抗日救国中的重要作用。1942年12月，他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文中，更是明确指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 ［2］指出即使在当时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也应该向人民大众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生产和生活环境，保障其基本的生活和生产需要，并在此基础上尽全力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准，这是抗战能够坚持下去并最终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
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以后，毛泽东对新中国农村地区的社会福利尤为重视。1949年，新中国出现了一次面积较大的灾荒，农村地区有12亿亩土地受到了轻重不同的水旱灾，再加上当时国家长期遭受战争，百废待兴，全国共出现了4000万灾民，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农村灾民。对此，以毛泽东为首的新中国政府积极开展了大规模的救济工作。这一救济工作不仅包括单纯的社会救济，还包括大力推行以工代赈的经济救济，即在农村地区开展大规模的水利设施兴建工程，一大批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因为有了收入，使自己和家人避免了外出逃荒的结局，更重要的是，这次大规模兴修农村水利设施之举为后来农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水利基础。
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毛泽东以推进农业合作化为契入点，最终落足点是全面提高农村社会成员的生活待遇和生活水平，这一点在1955年12月21日下发的《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在这一意见中，前10条以推进农业合作社为主要内容，并规划了合作社后的农业产量，保障农民的基本生活，后面数条则把目光拓展到了卫生、教育等方面。例如第七条称：“同流域规划相结合，大量地兴修小型水利，保证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普通的水灾旱灾”；第十二条称：“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若干种危害人民和牲畜最严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虫病、血丝虫病、鼠疫、脑炎、牛瘟、猪瘟等。请你们研究各省区的地方病，哪些是七年内可以基本上消灭的，哪些是要处长时间都能消灭的，哪些是目前无法消灭的”；第十四条称：“在七年内，基本上扫除文盲，每人必须认识一千五百到二千个字”；第十五条，“在七年内，将省、地、县、市、乡的各种必要的道路按规模修好（其中有些是公路，有些是大路，有些是小路）”；第十六条称：“在七年内，建立有线广播网，使每个乡和每个合作社都能收听有线广播”；第十七条称：“在七年内，完成乡和大型合作社的电话网”；［3］等等。尽管这其中的不少规划有脱离实事求是的嫌疑，但毛泽东试图从卫生、教育、交通、广播、通讯等方面构划一个适合农民生活、生产的高质量生存环境，这一点当是不言自明的。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始终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增加农业生产总量的同时，又增加农民个人收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总结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的一些问题，并提出了一些纲领性的指导意见，归结为著名的“十大关系”，其中提到国家、合作社同农民的关系时，强调“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我们的农业税历来比较轻。工农业品的交换，我们是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在合作社的收入中，国家拿多少，合作社拿多少，农民拿多少，以及怎样拿法，都要规定得适当。合作社所拿的部分，都是直接为农民服务的。生产费不必说，管理费也是必要的，公积金是为了扩大再生产，公益金是为了农民的福利”。［4］再如《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针对一些人说农民苦的说法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提出“我们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并更加明确地表示和承诺，“我们准备在几年内，把征粮和购粮的数量大体上稳定在八百几十亿斤的水平下，使农业得到发展，使合作社得到巩固，使现在还存在的农村中一小部分缺粮户不再缺粮，除了专门经营经济作物的某些农户外，统统变为余粮户或者自给户，使农村中没有了贫农，使全体农民达到中农和中农以上的生活水平。”
二、建国后毛泽东农村福利思想的特点
应该说，建国后毛泽东的农村社会福利思想是非常丰富的，归纳而言，其特点主要包括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建国后毛泽东农村社会福利思想的重要核心之一是踏踏实实地为农民群众谋求福利，让农民富裕起来，并以此为他一生为之奋斗的重要目标之一。众所周知，毛泽东出身于湖南韶山的一个农民家庭，从小生活于农村地区，旧中国贫困的农民生活和农村环境对他有着潜移默化的重要影响，在以后的长期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过程中，毛泽东也一直试图保持不脱离农村实际情况的传统。如早在湖南一师求学期间，毛泽东曾深入洞庭湖和两湖地区进行农村调查，进一步加深了他对中国农村和农民的认识；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曾对湖南的萍乡、醴陵、韶山、湘潭、湘乡、衡山等地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实地调查，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等。
正是因为毛泽东对中国农村实际情况有着深刻的了解，对中国农民生存状况和生活要求也有着深刻的了解，所以，毛泽东始终把提高和改善中国农民的社会福利状况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最重要目标之一。在农业合作化期间，毛泽东曾这样论述实行合作社的理由：“要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所有农民都要富裕，并且富裕和程度要大大超过现在的富裕农民。只要合作化了，全体农村人民会一年一年地富裕起来，商品粮和工业原料就多了。”［5］可以说，“让农民富裕起来”，进而让全中国人富裕起来，这不仅是毛泽东推行农村合作化的深层次动力，更是毛泽东一生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层次动力之一。
其次，建国后毛泽东的农村社会福利思想是和他对农村现代化道路的实践探索紧密结合的。如前所述，作为农民的儿子，毛泽东希望中国的数亿农村群众能够彻底摆脱剥削和贫困，为了这一目标，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长期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并建立了老百姓自己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但这并不意味着数亿农村群众就可以完全告别贫困、落后，于是，毛泽东从新中国建立后又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摸索和尝试，在农村地区，则开展了以农业现代化为目标的农村合作社运动。
早在1953年10月份，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强调了农业互助合作社的逐步推进。毛泽东认为，要发展农村经济，“搞农贷，发救济粮，依率计征，依法减免，兴修小型水利，打井开渠，深耕密植，合理施肥，推广新式步犁、水车、喷雾器、农药，等等，这些都是好事。但是不靠社会主义，只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搞这一套，那就是对农民行小惠……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粮食，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是‘难矣哉’！” ［6］在毛泽东看来，土地改革改变了旧中国土地高度集中于地主的不利面貌，使得广大贫苦农民都分得了属于自己的一块土地，但从长远看，把土地分给农民只能仅仅是一种“小惠”。因为，要在农村地区大规模地开展农田水利建设、开渠挖井，要在农村地区大面积推广新式、高效的生产农具，要在农村地区推广机械化生产、大大提高生产效率，从而大幅度地提高粮食产量，彻底改善农民的经济状况，进而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工业化奠定基础，必须把农村土地再次集中起来，也就是实行农业合作社，这就是一条社会主义道路。可见，农业合作化是建国后毛泽东的农村社会福利思想的重要载体之一。
第三，建国后毛泽东的农村社会福利思想体系中，减轻农民负担是毛泽东一再强调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工作中的基本政策之一。
在毛泽东看来，要真正减轻农民负担，立竿见影的办法之一是精简机构，减少国家财政的供养人口。早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时期，毛泽东就曾经多次强调和推行过精兵减政，例如1942年9月毛泽东在《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一文中指出：“精兵简政可以克服鱼大水小的矛盾，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1942年12月又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文中指出：“精简之后，减少了消费性的支出，增加了生产的收入，不但直接给予财政以好影响，而且可以减少人民的负担，影响人民的经济。”
可以说，精兵简政作为行政体制改革的根本原则和要求，是解决一方面国家机构庞大、财政负担沉重，另方面农民负担能力有限的有效方法之一，也是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的一大措施。所以在建国以后，毛泽东仍然高度重视政府部门的精兵简政，1957年1月，毛泽东在《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现在国家机构庞大，部门很多，许多人蹲在机关里头没有事做。这个问题要解决”。1957年2 月，在著名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又专门提出了厉行节约问题，认为“我们在增产节约运动中要求精简机关，下放干部，使相当大的一批干部回到生产中去”。正因为如此，精兵简政一直都是中国共产党提高自身执政能力和效率、减轻农民负担的重要手段之一。
综上所述，在建国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实践过程中，毛泽东从中国农村社会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一系列旨在提高农村社会福利水平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并以此为指导，进行了农业合作化、农村现代化等多项尝试，而其最终落足点，仍在于不断改善和提高中国广大农村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应该说，建国后毛泽东农村社会福利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和当前党中央提出的解决农村“三农”问题、减轻农民负担是完全一致的，建国后毛泽东农村社会福利思想也有理由在新的历史时期得到新的发展。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党中央提出的建设和谐社会，要求党和政府更多地关心农村、关心农民、关心农业，统筹协调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只有城市和农村广大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都处于一个相对稳定、持续的上升轨道时，和谐社会才能够早日到来。
注释：
［1］关于社会福利的定义，国内外有多种理解，本文所采用的说法是比较宽泛的一种意思，可参见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另外比较有影响的定义可参见时正新：《中国社会福利与社会进步报告（200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郑功成：《社会保障学》，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孙红霞：《社会福利思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2］《毛泽东著作选读》（下），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3］《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载《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4］《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5］《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6］《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本文作者 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马列部讲师 福建福州 350013）
编辑/宜洪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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