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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三中全会顺利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及其历史启示
杨天阳
［摘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顺利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具有多方面的原因；但这种转移是一个过程，也应该包括三中全会后的一段时间，党的十二大是个标志。文中将三中全会与党的八大进行了对比，提出了若干启示。
［关键词］工作重点；转移；启示
［中图分类号］D2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6—2254（2007）04—0115—03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实现了社会主义建设历史上的伟大转折，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决策，随后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为什么在党的历史上多次试图转变的工作重点，只有到了建国几十年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以顺利实现？对此作个研究总结是不无意义的。
一
一般地认为，党的八大提出的党的工作重点转移最终没有实现，而到三中全会才得以实现。对此本人不予赞同，这是把提出和实现等同起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决策，这并不等于说事情就完成了。作出决策是一回事，而能否实现决策又是另一回事，而且能否实现关系更大。工作重点转移是一个过程，三中全会只不过是一个划时代的起点，这个起点为下一步工作开辟了很好的通道，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要实现这个转变，下一步的任务更加艰巨。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一工作重点，提出并实行了一系列的正确政策，克服了“左”右倾的错误思想影响，探索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实践证明，这个转移是在三中全会后顺利实现的。
三中全会开创新时期的20多年实践表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不仅顺利实现了转移，而且被第二代、第三代党的集体领导毫不动摇地坚持下来，这已经为世人所公认。但由此也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工作重点顺利实现转移的时间界限也就是标志是什么的问题。本人认为，党的十二大是它的重要标志。党的十二大作为三中全会后开始全面进行的拨乱反正基本完成的标志，其中之一就是党的工作重点转移，拨乱反正与党的工作重点转移是同步进行的；这时期，三中全会路线被普遍认识，并被作为一条正确路线被广泛宣传和遵循，受到全党、全国人民的认同和执行。
在查阅有关研究工作重点转移的著作和论文时，发现大部分是把党的三中全会作为实现党和国家工作转移的标志，因此也就过多地把眼光注视到了三中全会本身，比较注重从三中全会本身来研究实现工作重点转移的成功所在，而没有放在整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全面考察，造成局限性，也影响了研究的深度。［1］本文试图对此作个比较全面的考察，以求教于大家。
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之所以能够在三中全会后顺利实现，本人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在理论上有了比较充分的准备。社会主义建设几十年的实践证明，再搞“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套已经不行了；教条主义地理解马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机械地照搬苏联的模式也是不行的，甚至是有害的，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进行重大改革。为此，邓小平提出经济建设是我国最大的政治，他科学地分析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指出：“我们的生产力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2］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就是要发展生产力。中国搞社会主义，归根到底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围绕这一根本任务，毫不动摇。
其次，这一决策是建立在坚实的实践基础之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总结了建国几十年的实践经验，吸取了深刻的教训。这些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都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实践证明，搞“左”的一套已经没有市场了，搞“以阶级斗争为纲”，群众运动也不行了，那样只会增加内耗，人为激化矛盾，影响生产的发展。本来，随着建国后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实现现代化。但这个转变没有完成，却转向了极左，并使“左”的错误不断升级，最后导致了十年内乱的发生。经过总结，人们认识到，再也不能搞“以阶级斗争为纲”，而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邓小平就曾经指出：我们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提出一系列方针政策，就是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总结的结果。［3］
第三，当时的社会心态上，也强烈要求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搞“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行“左”的一套政策的结果，生产不仅没有得到发展，反而是后退。“文革”中更是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人民群众经受了长期的难以想像的困苦，三中全会前全国有近2亿农民吃不饱饭，他们再也不想让这种状况继续下去了。大动乱的现实、落后的经济、贫穷的生活，强化了人们思治图变的决心。特别是真理标准讨论形成的思想大解放，更使人们的认识上升为一种开放的民族心态。邓小平1975年提出的整顿以及后来的各项政策，都有强大的群众基础，当时各地农村实行的包产到户责任制，就是这种要求的一种明确反映。中央提出的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决策，更是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焕发出了极大的热情和积极性。
第四，国际因素也是顺利实现这个转移的原因之一。过去过多地认为世界大战很快就要打起来，立足于打国际战争，长期忽视发展生产力，忽视经济建设。这时邓小平坚持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建立了“一条线”的国际反霸战略，并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从而为保证工作重点转移的顺利实现获得重要的外部国际环境。李向前就在一篇文章中提出：1978年底中美建交，对中国正在酝酿的将全党工作着重点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转变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4］不久，中日也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不光是美、日两国，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也得到改善，这无疑对我国工作重点的转移起了作用。
二
考察党和国家工作重点顺利转移问题，不仅不能光从三中全会本身来找原因，也不能只是静止地来考察，而必须是前后联系，进行动态的分析和研究。所以，不能只看三中全会，也不能只看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二大，而要把眼光看得更远一点。
我们说过，工作重点转移是个过程，有开始，有实现，还有坚持巩固，必须联系起来研究。我们说党的八大之后未能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也不是光指哪几年的时间，而是放在几十年的长时期来考察的。八大提出的正确路线没有很好地贯彻执行，很快就中断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这个转移只是提出来了，但没有实现。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转移却不一样，它顺利实现了，而且在其后的20多年的实践也证明，它没有出现较大的反复，一直被坚持下来，这次转移是完全成功的。
对照八大和三中全会来看，对于八大后工作重点未能实现转移的问题，已经有不少的研究文章，提出了不少很有见地的观点。随着思想的解放，不少文章不光从外部因素寻找八大路线未能坚持下去的原因，也从八大本身找原因。不少文章就认为八大路线本身的局限性，如理论准备不足、思想观点存在缺陷和不完备等，这是根本原因。有的更提出“八大”路线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注定了夭折的历史必然性。［5］对于这一点，本人并不认同。从认识规律来说，毛泽东说过：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总是从知之少到知之多，从不清楚到清楚。我们要求对事物的认识从一开始就很清楚，总结出的理论或作出的决策就正确，这是不现实的，也不符合认识论规律。八大本身存在不足，这是很正常的，因为那时候还没有经验，认识不是那么清楚。但八大在中共领导人的集思广益下，毕竟开了一个好头，作出了正确的决策。为什么不能沿着这一正确的路线，在实践中不断地摸索，不断地修改和完善这些不足的地方，最后探索出一条完全正确的路子呢？难道只有必然夭折的一条路。这恐怕不能令人信服。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这种情况也不是没有遇到。就拿遵义会议来说吧，当时并没有因为遵义会议受到当时的局限、存在不足的方面而必然地走向夭折，而是在后来不断地加深认识，最后以此为开端，实现了转变，开创了中国革命史上的新时期，这一点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为什么到现在反而因八大的不足而断定八大路线注定夭折呢？所以，我认为，八大本身存在的问题，只是八大不能坚持下去的原因之一，而不应作为根本原因。八大本身存在的不足，确实是因为“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6］但它只是增加了后来贯彻路线产生动摇的可能性。三中全会公报就指出，毛泽东早在建国初期，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就再三指示全党，要把工作中心转到经济方面和技术革命方面来，但是，由于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缺乏经验，工作指导上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妨碍了党的工作中心转变的完成。
其实，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本身来说，限于当时的认识等原因，也并不是什么都已经清楚，也存在一些制约因素。于光远就提出三中全会并没有“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口号”。［7］当时，华国锋就曾试图在不对“左”的指导思想进行大的调整情况下进行工作重点的转移，“要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试验三大革命一起抓”，［8］如果是这样的话，也许就隐藏着后来容易出现动摇或改变的危险。后来是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等同志与绝大多数与会者力争，主张把讨论工作重点转移与纠正“左”的指导思想和纠正“左”倾错误造成的后果结合起来，才使决策建立在正确的基础上。
从对于八大路线未能坚持下去的原因，我们也可以看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成功，与会后不断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取得成功是分不开的。在这种探索中，我们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有了越来越清楚的认识，更加坚定了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决心，坚持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动摇，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这样才使得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一直没有再发生变动。不可否认，在这20多年的探索和建设过程中，不是没有出现一些干扰因素，甚至遇到了不少重大的事件，如对“包产到户”问题的争论，对强调价值规律和市场作用的“错误观点”的批判，对于价格改革与所有制改革的争论，对经济特区的各种指责，“市场取向”和“计划取向”的大论战，特别是1989年的政治风波以及苏联、东欧剧变等等，这些事件也完全有可能影响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但结果却没有，我们仍然坚定不移地建设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这再一次证明，我们这次转移是不可逆转的，是很成功的。
三
以上的分析，给予我们重要的历史启示：
一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条党的基本路线，是总结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结果，集中反映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和规律，体现了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愿望。在三中全会之前未能完成工作重点的转移，就在于没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教训是极为深刻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已经充分证明了党的基本路线的正确性，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这条基本路线，决不轻易地改变，不受任何其他因素的干扰，紧紧抓住中心不放，就一定能取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
二是一定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三中全会后之所以能够顺利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以及其后改革开放能取得巨大成就，邓小平理论的最终形成，都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阶段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结果。三中全会前后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与当时开展的全国性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有极大的关系。三中全会一致认为，只有全党和全国人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我们党才能顺利地实现工作中心的转变。［9］建设社会主义没有更多现成的经验可循，许多问题必须坚持把马列主义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进行探索。在这一过程中，必须打破许多旧框框的束缚，必然碰到许多新矛盾，要解决许多新问题，提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面对这些，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做不到的。只要我们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我们就能在错综复杂的形势面前冷静应对，做出符合客观实际，符合人民群众要求的正确决策，我们的事业才会无往而不胜。
注释：
［1］《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工作重点转移的成功所在》，《福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
［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2页。
［3］［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3页、第2页。
［4］《中美建交与全党工作着重点的战略转移》，《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1期。
［5］《试论中共“八大”路线夭折的历史必然性》，《求索》1998年第6期。
［7］［8］《改变中国命运的41天——中央工作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亲历记》，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85页、第345页。
［9］《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1978年12月22日通过）。
（本文作者 福建省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福建福州 350003）
编辑/李晓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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