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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方针
杨彩娟
［摘要］“一边倒”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为新中国确立的外交方针之一。从形式上看，“一边倒”是毛泽东构想的新的历史背景下的国际统一战线模式；从本质上看，“一边倒”是毛泽东构想的新中国外交工作的权宜之策。它是在对美外交努力夭折的情况下，毛泽东做出的倒向苏联的无奈选择。由于美苏援助新中国可能性的存在和要价的不可避免性，既不能断然否定“一边倒”外交方针的历史作用，也不可过分夸大其作用。
［关键词］新中国；“一边倒”；外交方针
［中图分类号］D8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6—2254（2007）04—0117—05
“一边倒”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为新中国确立的外交方针之一，它和“另起炉灶”、“打扫屋子再请客”等方针一起编织出一幅独具特色的新中国的外交图景。从历史反思和现实实践的角度出发，很有必要对这一方针的含义和形成的原因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正确评价这一外交方针。
一、“一边倒”方针的含义
毛泽东第一次公开表述“一边倒”的思想是在1949年6月30日。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在批驳各种错误思想时，以战略论战的口气说：“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1］后经政治协商会议讨论通过并写进了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使得这一方针法律化。新中国成立后，中苏建交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标志着这一方针的具体实施。
从形式上看，“一边倒”是毛泽东构想的新的历史背景下的国际统一战线模式。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在总结党的经验时指出，在国内“结成国内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统一战线”，［2］而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3］按照毛泽东的意思，所谓的“国际革命力量”就是指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及各非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所谓“联合国际革命力量”，就是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一边。毛泽东构想的新的国际统一战线和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不同，是排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于统一战线之外的，它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力量的大联合，它是“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4］我们中国就属于这个统一战线。
从本质上看，“一边倒”是毛泽东构想的新中国外交工作的权宜之策。二战后世界格局日趋两极化，正在筹划新中国的毛泽东在外交上有两点要考虑，一是在新中国的建立和巩固需要大量的国际援助的情况下，中国最有可能获得来自何方的援助？二是中国在美苏抗衡中，持什么样的立场，是亲苏、亲美还是骑墙？这两个问题是交织在一起的必须全盘考虑的。“一边倒”方针，正是毛泽东在两极对抗中在立场上的选择，也就是取苏舍美。这种立场上的选择，一方面是与中国争取外援的迫切形势有关。毛泽东认为要想获得英美的友谊是“幼稚”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另一方面，也与毛泽东的外交理想有关。毛泽东构想的中国理想的外交是同世界所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外交必须是平等的；而毛泽东认为，“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妨碍了“我们和外国做生意以至妨碍我们和外国建立外交关系”，［5］因此我们“一边倒”的目的就是扫除一切妨碍新中国与其他所有国家建立平等关系的国内外敌人。这样，就使得“一边倒”的方针带有战略性质，而非终极的目标；也使得“一边倒”的方针带有很强的对抗性。
简言之，所谓“一边倒”是建国前后，毛泽东根据经验，权衡形势，取苏舍美，构建以联苏为核心的新的国际统一战线，以赢得中国在国际上的平等地位，并取得可能的国际上的援助的权宜之策。
二、“一边倒”外交方针形成的原因
“一边倒”，作为一项外交上的权宜之策，在新中国成立时期，最主要的服务目的是获得必要的国际援助，这种援助既包括政治上对新中国的承认，也包括经济上对新中国必不可少的支援。“一边倒”外交方针是在中美苏三国与国共两党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中，美苏对国共的取舍，中共对美苏的取舍的基础上形成的。
（一）中共对美苏的外交努力
中共对美外交努力的夭折。自中共诞生至1979年尼克松访华的半个多世纪里，双方的关系以对抗为主。中共一成立，即把反对帝国主义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之一，而美国则长期以来对共产主义事业持敌视态度。但双方之间也有过接触，并曾有两次合作的可能，一次是在抗战胜利前夕，一次是在解放战争前夕。
抗战时期，中共与美国的关系一度比较乐观。这种积极的关系是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30年代随着日本对华侵略的加剧，毛泽东适时调整党的内外政策，对外提出了放弃“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政策，并明确指出，“对于中国的民族运动表示同情赞助或守善意中立的民族或国家”，我们应与之“建立亲密的友谊关系”。［6］苏德条约签订后，毛泽东虽然对美英的认识及策略上有所反复，但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后，英美放弃所谓中立政策，开始援助苏联，中共也积极做出响应。毛泽东发表《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党内指示，指出：“在外交上，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7］次月，毛泽东电告周恩来，指示“不管是否帝国主义国家，凡反法西斯就是好的，凡助法西斯就是坏的，以此来分界限，不会错的”。［8］
中共的努力也得到了来自美国的回应，由于抗战时期中共力量的增强，也由于美国对日作战的压力，美国开始亲近中共，表现之一就是史迪威把美国的援华物资的一部分分配给中共，表现之二就是美国向延安派出了军事观察组。毛泽东对美军观察组的来访很重视，认为美军观察团的到来，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9］
美国军事观察组对延安的访问，开始了中共对美国正式的外交接触。毛泽东不失时机地向观察组表示了自己的意向。毛泽东对观察组成员说：“中国必须工业化。在中国，工业化只能通过自由企业和外国资本帮助之下才能做到。中国和美国的利益是相同和互相关联的。我们可以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相互配合。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合作。”并说“中国战后的最大需要是发展经济，但中国缺乏独立完成这一任务的必要的资本主义基础”。“为了建设，毫无疑问我们需要外国资本，特别是交通运输和工业方面”。［10］这样，毛泽东对战后政府的组建中，对美国能帮助中国实现工业化，中美之间进行经济合作，寄予了厚望。
在中国内战一触即发的情况下，在美国的对华政策明显倒向国民党一方的情况下，毛泽东在1946年4月20日仍致电周恩来，指示“不要准备对国美两方面同时弄僵。我们坚决反对国民党内战与独裁方针，力争和平与民主，为此目的，不怕与国民党弄僵。但对美国除非他恢复赫尔利政策，公开全面地赞助国民党实行内战与独裁，我们不应和他弄僵”。［11］1946年6月，美国国务院向国会提出十年军事援蒋法案，公开支持蒋介石进行反共。援蒋法案的出台，对于毛泽东谋求与美国建交无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内战爆发后，中共与美国公开处于尖锐的对抗状态。为了对付美蒋，鼓舞士气，毛泽东于8月6日被迫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双方的对立公开化。
尽管有美国的支持，中国战况却日益朝着有利于中共的方面发展，美国立即作出政策上的调整。美国为了取得对未来中国的主动权，一方面开始准备抛弃蒋介石，停止对其援助，在国民党阵营中扶持新的代理人，策划所谓的划江而治；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对中共进行外交上的试探。1949年渡江战役之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并没有随蒋介石南下而是留在了南京，以进一步观望中国的局势，从而决定对华外交的新思路。作为回应，毛泽东指出：“现美国方面托人请求和我建立外交关系，英国亦极力想和我们做生意。我们认为如果美国（及英国）能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问题。”［12］同时，中共派黄华同司徒雷登从5月13日就双方建交问题进行会谈。谈判虽然最终未达成一致意见，但双方谋求合作的意向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一直存在着。对美外交努力夭折，对中共而言，失去了一个外交选择的可能性。
毛泽东对苏外交的无奈选择。30年代，苏联的外交已开始抛弃列宁时代的国际主义精神，而开始恢复旧沙皇时代的大国沙文主义。众所周知，中共是在共产国际与苏共的帮助下建立的。在初创时期，苏共与国际给予了中共诸多的帮助。但我们也不能忘记，苏联与中国的接触是从孙中山开始的。苏俄建立后，为了在外交上争取中国，采取了脚踩三只船的战略：一是与当时的北洋政府多方接触，二是帮助孙中山的国民党改组，三是筹建中国共产党。也就是说，中国的当权派也好、革命派也好，都是苏联争取的对象，不仅如此，苏联还在中国培植自己的意识形态后备力量。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共与苏联的关系，不仅仅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合作问题，还牵涉到民族利益及国际战略等方面的因素。因此，中共与苏联的关系，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两党之间长期以来存在诸多的不愉快，这种不愉快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苏共及国际对中国形势不太了解的情况下，进行盲目遥控而导致中国革命多次受挫，比如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中的右倾主义，土地革命时期盛行的“左”倾暴动主义就是典型的例子。二是把中国作为其在远东的一个战略屏障，利用中国与美日英抗衡，尤其是30年代日本开始侵华的情况下，苏联更是寻求足够的力量来对付这种来自日本的威胁。苏联当时认为中国在维护其在远东利益方面有特殊的作用，而且认为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有这个能力实现其战略上的需要，而共产党是没有这个能力的。1944年在赫尔利绕道苏联来华途中，斯大林曾向赫尔利保证，苏联“将尽最大的努力促进中国在蒋介石的领导下统一”。因为他说：“共产党领袖中没有一个是有力到足以统一中国的。”［13］
抗战结束之前，斯大林参与签订的《雅尔塔协定》，有两个方面是值得注意的，一是攫取了在中国的一部分领土利益，表现了大国沙文主义，二是与美国等就中国形势达成一致，共同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这实际上是牺牲了中共的利益。后来内战爆发，苏联指示中共不要反抗，事实上是在遵守《雅尔塔协定》中对于西方世界的承诺。
对苏联的所有这些举措，毛泽东心里是很清楚的。正因为苏联对中国及中共的这种不公正的态度，一方面使中共对苏联心存芥蒂，对苏联能否援助新中国是没有把握的。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苏联对中共及中国的大国沙文主义，使中共在对美政策上持积极态度。中共虽不满苏方对华及对中共的态度，但对中共而言，仍然没有放弃取得苏方支持的努力。1939年毛泽东发表了《斯大林同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的生日祝文，表达了这种愿望。1947、1948年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多次提出前往苏联，但斯大林都因故而一再推迟毛泽东的行期。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发表《反对北大西洋公约声明》，这个公告把苏是中国“盟友”的观点宣布于世。1949年渡江战役后，尽管苏联驻华大使罗申随国民政府南下广州，但毛泽东还是于5月4日致电斯大林说：“现在我们有两大任务：军事任务与经济任务……解决第二个任务……并不比第一个任务次要，为前途着眼比第一个任务更重要……很需要你们的帮助。不解决这一经济建设和任务，我们便不能巩固革命的果实，便不能完成革命”，“因此，请您满足我们的请求派遣苏联专家给我们。”［14］1949年5月30日，苏联撤出了随蒋南下的外交使团，并同意刘少奇去苏联，同斯大林就建国问题、技术合作问题及国际形势进行会谈后，毛泽东即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阐述“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一边倒”外交政策正是在苏方政策大转变，刘少奇出国前发表的。文章所阐述的“一边倒”的外交思路，为刘少奇的莫斯科之行制造外交舆论。刘少奇此行主要在三个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其一是关于承认新中国的问题，其二是化解两党历史上的恩怨，其三是商讨中苏之间的结盟问题。刘少奇之行开始了“一边倒”政策的初步试探。1949年10月2日，苏联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表明中国的这一外交试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一边倒”外交方针的具体实施。
总之，中共与美国之间的关系以对抗为主，但双方都谋求过合作。中共与苏联之间虽有意识形态上的亲缘关系，但也存在着许多恩恩怨怨，这些恩怨使毛泽东对能否获得苏联的支持是没有把握的。也就是说，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在外交上是倒向苏？美？或同时与二者合作？在这一问题上，在毛泽东的战略中，如果能与二者都建立合作关系，那是再好不过的事了。但如果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的情况下，是倒向苏？美？无论哪一种选择，对毛泽东而言，都只能是权宜之策，而不是他所期望的。在某种程度上，毛泽东的这种选择只能是被动的。毛泽东的最终选择是由两方面决定的，其一，中国的国家利益，其二，美苏对华外交的战略需要。
（二）美苏对华外交的战略需要及运作
从战略上讲，中国对于战后的美国和苏联，都是其对外战略上一个重要的筹码。
对美国而言，战后崛起的苏联，是其称霸世界的惟一障碍，因此美苏之间由战时的同盟关系而最终分裂、对抗。争取作为远东大国的中国，以抗衡苏联势力的膨胀，抵制共产主义潮流，是最理想不过的了。但在抗战中力量日益壮大的中共的存在，在他们看来，对于一个统一的中国，对于一个强大的中国而言，无疑的是一个问题。是国共两党你死我活，还是两党继续联手合作，共建中国的民主政治，是美国在抗战后的远东战略中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对于蒋介石的你死我活的武力手段，美国是比较犹豫的。美国视中共为问题，但又对蒋的反共内战政策持犹豫态度，是有原因的。
在抗战时期，美国在中国设立战区，再加上大量的到红区的民主记者及后来美军观察组对延安的考察，使美国的军政界决策层对中国的状况了解的比较客观，尤其是对国共两党的势力分析比较真实。他们认为国民党“已失掉在抗战初期使他们赢得人民忠诚的十字军精神……他们已经堕落腐败，争夺地位权力，依赖美国为他们赢得战争并保全他们在国内的无上地位”。［15］美国人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国民党在战后的权力竞争中会证明它竟无力维持其权威。美国要争取对中国的主动权，但对中国国民党腐败的认识使其对国民党的能力发生了怀疑，因此，他们“为了显见的理由，仍旧继续倾全力援助国民政府”。［16］那么，对美国人而言，显见的理由是什么呢？那就是与社会主义苏联的对抗。美国人与国民党政府打交道时，并没有阻止国民政府与苏联的交往，也就是说，美方认为亲美的蒋介石既使与苏联交往，但在他与苏联的天平上，蒋永远是向着他的；而一旦共产党的中国成立，如果中国与美苏同时交往，那么，在他和苏联的天平上，他认为中国无疑会向对方倾斜。因此，无论如何，美国不能允许一个共产党的中国存在，他宁愿希望国民党进行一定的民主改组，从而接纳共产党，使中国的问题能够和平解决。从这一点上讲，美国是支持中共提出的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的，也正是因为此，在内战爆发的情况下，美国又派出马歇尔和平调解团奔赴中国。但是蒋介石政府拒绝改组，对中共提出的组建联合政府的议案持不合作态度。蒋介石一意发动内战的决心，使中共与美国合作所出现的第一次转机就此划上了句号。
如果是国民党执政，美国可以允许中国政府既与他交往，也与苏联交往。但是现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权终于要建立了，对美国而言，争取中国的战略是不会改变的，也就是说，承认新中国并给以一定的经济文化援助也是必定的，但美国人由于上面所说的原因，害怕共产党的中国在他与苏联之间的天平上向苏方倾斜，这是他不愿看到的。因此，在1949年黄华与司徒雷登的谈话中，美国可以迅速地从青岛撤军，但不能容忍中国政府与他建交的同时也与苏联建交。美方的这一条件，无疑地是戳向了毛泽东的痛处。在外交问题的决定中，毛泽东强调中国的外交要坚持灵活性，但这种灵活性是要与原则性结合起来，中国革命的任务之一就是要赢得民族的独立，美国的这一条件，实际上是在明目张胆地干涉中国的内政。
对苏联而言，实际上长期以来，执行的是和美国一致的对华政策，即亲蒋。据统计，自1937年至1939年，苏联给予蒋介石的援助单是在华中作战的空军就达25亿美元，而几乎没有给延安提供任何与战争有关的物资。抗战结束后的中国，是苏联用以平衡与美关系的一个重要支点。在抗战胜利前夕，苏联对国民党要挟。对美国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资本，除了在二战中对法西斯作战的功劳外，他还有两张王牌，一是对日作战，二是中共。苏联以这两张王牌，不仅攫取了在华的利益，而且公开与美国达成了一致的对华外交上的共识，那就是一心扶持中国国民党，完成中国的统一。
美国的亲蒋不是因为美国认为国民党的强大而支持国民党，而是在无奈中把死马当活马医，从而使其在中国问题上处于主动地位。苏联则恰恰相反，他支持蒋介石，却是因为他认为中国只有蒋介石有能力统一中国，而中共没有什么能力。1945年9月赫尔利来华时曾绕道莫斯科与斯大林会晤。斯大林曾向赫尔利保证，苏联“将尽最大的努力促进中国蒋介石的领导下统一”。虽然美苏支持蒋的出发点不同，但根本目的却是一样的，那就是为了争夺在中国的利益，获得对中国事务的主动权，从而在其整体的外交战略中，处于主动地位。苏联的亲蒋政策，对蒋介石来说，无疑是吃了一颗定心丸，这使他毫无后顾之忧地一心想要挑起内战。一旦内战爆发，亲英美的蒋介石自然会得到来自美国的源源不断的援助。而美国的援助，自然对于中共与美国之间的关系来说，是致命的打击。美共关系破裂，对苏联来说，仍然可以在侵犯中国权益，不公正对待中共的情况下，享有与中共单独合作的优势地位。同时，苏联的亲蒋政策，也使得美国对无奈支持蒋介石多了一层理论支撑，也就是中共再强大，如果得不到任何外援，那么统一中国，统治中国的将仍然是蒋政权，因此，在中国内战爆发不可避免的情况下，美国在国共两党之间选择蒋介石而不是中共。
解放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苏联方面仍然执着地信任国民政府，这虽然与怕失去《中苏友好条约》中已获得的在华利益有关，斯大林对中共、对毛泽东的能力仍然持怀疑态度。但是，斯大林在重大问题的决策关头，转弯的速度却是惊人的。1949年5月30日，苏联撤走了随蒋南下的外交使团，标志着苏联彻底地放弃了他的亲蒋政策，而是迅速地走上了与中共合作的道路。因此，最终毛泽东选择苏联而不是美国，除了苏联在对中共长期外交中的优势地位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苏联外交的灵活性和高效性。而这一点，也正是美国当时所不及，美国对国民党的不信任的支持，对中共认可的打击，对中国政策上的犹豫不决，使美国“丧失了在中国的机会”。
总之，美苏为了其国际战略的需求，战后积极谋求对华外交。在中美苏三国与国共两党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中，美苏对国共的取舍，中共对美苏的取舍，最终形成了新中国在外交上“一边倒”的格局。这种格局本非中共与美国所愿，对美国而言，无疑是全盘皆输的一次较量，对中共而言，只能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而这种格局，对苏联而言，是这场外交周旋中真正的赢家。
三、“一边倒”外交方针的历史评价
在国际关系中，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国与国之间因共同的利益而走到一起，结成同盟；因利益上的分歧难以调和而分道扬镳，成为仇敌，已司空见惯。任何一项涉及国与国关系的方针政策，从价值评判的角度，无所谓对，也无所谓错。同理，对于“一边倒”的外交方针的评价，讨论其应该还是不应该，对还是错毫无意义。但从反思历史的角度，给予正确的定位，还是必要的。对于“一边倒”外交方针的历史评价，最便捷和客观的莫过以美苏对新中国外交要价的事实说话。
不管是新中国与美苏中的任何一方建交，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解决抗战后期，根据《雅尔塔协定》的精神，国民政府与苏美所签订的《中苏友好条约》及《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毛泽东对新中国外交的基本思路的第一步是“打扫屋子再请客”。这一思路要具体地落实下去，尤其是在新中国有求于强国的情况下，双方的关系基本由对方定调子的情况下，如何能做到“打扫屋子再请客”，是比较困难的。
事实是美国与新中国的合作格局并没有形成，因此我们不能妄下断语。但从上文双方谈判中美国干涉新中国不能与苏联建交的条件可以大胆地推测，即使新中国与美国的合作格局形成，美国开出的新的要价也不会低。
分析一下中苏有关解决旧约和签订新约的问题，对我们认识“一边倒”方针是有益的。依毛泽东的思路，苏联与国民党签订的不平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一定要废除的。1949年刘少奇秘密访苏期间，试探性地提出三种处理旧约的方式，当时斯大林除了表示这是个不平等条约，并表示苏军可以立即从旅顺撤兵，其余都不作明确答复。刘少奇的试探为毛泽东访苏期间就这一问题进行进一步的谈判摸了一个底，那就是斯大林是不愿意废除旧约的。
一方要废除，一方不愿废除，这在两国的建交谈判中是相当棘手的。毛泽东访苏期间，就这一问题与斯大林磋商。在中国政府当时有求于苏联的情况下，毛泽东同意了斯大林所谓的保留形式，而对实际内容做一修改的意见，但毛泽东提出签订新约的问题，斯大林同意了。这种不废除旧约而签订新约的作法，在国际上是很少见的。在毛泽东的努力下，中苏之间签订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
斯大林提出不废除旧约，虽有出于平衡与英美关系的战略考虑的因素，但从根本上，旧约的废除意味着苏联在雅尔塔会议上得到美英承认的在华经济和军事权益的丧失，这是他不愿意的。但为了在与美国争夺中国的较量中取胜，苏联同意了与新中国签订新约。与中国建交、与中国签订新约，对苏联来说，壮大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从意识形态上来说，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在与美国的较量中，苏联得到了新中国的青睐，这是他外交上的一大胜利；而与中国大量经济合同的签订，使苏联几乎独家垄断了中国的市场。因此，“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从显见的和潜在的利益来说，苏联是最大的受益者，只不过是苏联在这一要价的操作与实施中，相对于美国而言，更加隐蔽，更加灵活而已。而这正是美国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对华政策中所不及的，这也是导致其与苏在华争夺中失败的重要原因。
之后，苏联已不再满足于与新中国建立所获得的政治上的和经济上的回报，开始对中国寻求领土上的要求，这是中共领导人无法容忍的。50年代后期，中苏之间分歧的出现，与其说是意识形态上的争论导致，无疑说是中苏之间民族国家利益冲突加剧的反映。建国初期，毛泽东在即成事实的国家主权问题上可以有灵活性可言，是形势所然；但在共产党的中国已经立足的情况下，如果某一个国家再来寻求在中国的领土要求，毛泽东无论从哪一个角度而言，都是无法接受的。
虽然对美国与新中国合作的要价问题，我们不能主观臆断，但从苏联对华要价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中国而言，在弱势情况下，是没有免费的早点的。因此，我们的外交，不管是与谁交往，不管是倒向何方，最核心的一点，就是达到互惠，这也是毛泽东孜孜以求的外交理想，因此，我们虽不能全然否定建国初期“一边倒”外交方针下，中国获得的来自苏联的援助，但也不能过分夸大这种作用。
总之，就苏联而言，承认新中国，提供给中国政府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援助，对新中国渡过难关，是很重要的；作为回报，中国政府在经济上给予苏方极其优惠的政策也是应该的。但当这种交往处于不平等格局的时候，问题就会随之而来，中苏关系的破裂正是这种不平等交往的一种必然结果。美国与新中国失之交臂，这是历史的遗憾，美国与新中国合作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中国政府争取美国的援助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当我们回过头来看历史的时候，不能简单地轻易地下结论曾经存在过的就是惟一合理的。实际上，曾经存在过的只是一种模式，不曾发生的潜在的也是一种模式。我们要善于对存在过的模式的利弊做客观的分析，更要善于挖掘潜在的模式运作的可能性。毛泽东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在实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时，不仅没有堵死挖掘潜在模式的大门，而且积极寻求一切机会和条件，建立新的模式，后来的人往往看不到这一点而曲解“一边倒”的外交政策。
注释：
［1］［2］［3］［4］［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3页、第1472页、第1480页、第1476页、第1473页。
［6］俞祖华主编：《中国通史教程教学参考》，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8页。
［7］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6页。
［8］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中），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页。
［9］［10］吕星斗主编：《毛泽东和他的事业》，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797页。
［11］［12］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下），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版，第71页。
［13］［14］陈爱菲、曹志为:《走出国门的毛泽东》,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5］［16］《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32页。
（本文作者 陕西教育学院政法系教师 陕西西安 710061）
编辑/张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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