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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西安事变
李和平
［摘要］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中华民族危在旦夕，蒋介石“剿共”政策不变，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西安事变震惊中外，国内外反应不一。如何处理西安事变，国民党内部亲日派与亲美派争斗十分激烈。中共中央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周恩来卓有成效的工作，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
［关键词］张学良；杨虎城；西安事变；周恩来；和平解决
［中图分类号］K26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6—2254（2007）04—0128—04
71年前，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我国，中华民族面临危亡的紧要时刻，张学良、杨虎城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和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感召下，出于民族大义和爱国赤诚，毅然发动了震憾中外的西安事变，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经过中国共产党和张学良、杨虎城以及国民党主张抗日的力量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中国由内战到和平、国共两党由分裂内战到合作抗日时局扭转的枢纽，从此，揭开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战争的序幕。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也因他们舍身爱国的崇高义举，成为有功于抗战事业的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
一
西安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在中国内部引起的一系列发展变化的结果。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强占我国东北，建立伪满洲国。1933年又侵占热河、长城各口，威逼华北。1935年制造华北事变，企图把华北五省变成第二个伪满洲国。在日本步步进逼之下，蒋介石却推行不抵抗政策，先后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秦土协定》、《何梅协定》。蒋介石还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调集军队“围剿”红军，镇压人民的抗日活动。
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立即发表抗日宣言，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日。全国人民强烈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坚决要求抗日。各地工人、农民以及市民，不断掀起救亡运动，并迅速形成抗日高潮。
在广泛的群众抗日运动的冲击下，国民党营垒逐渐发生分化。1932年11月，在江西“剿共”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发动起义，参加红军。1932年，上海“一·二八”抗战，明显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抗日要求。1933年，国民党爱国将领冯玉祥同共产党员吉鸿昌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进行武装抗日斗争。同年11月，国民党十九路军爱国将领蔡廷锴联合国民党反蒋力量李济深发动福建事变公开举起反蒋抗日的旗帜，宣布同红军签订《抗日停战协定》。
中国共产党根据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和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形势，于1935年8月1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同胞书》，呼吁各党派、各军队和各界同胞，不论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当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形势时，均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年12月底，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接着，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精辟地论述了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毛泽东指出，目前政治形势的基本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在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必须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1］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提出了“西北大联合”的方针，首先争取以西北地区的大联合推动全国的大联合，用西北的统一战线促进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实现西北大联合，关键是要争取驻扎在西北的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瓦窑堡会议后，我党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方式，对张学良、杨虎城及部下进行了争取工作，使西北地区首先出现了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局面。
东北军司令张学良是一个具有爱国思想的国民党将领。九一八事变时，他执行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率兵退入关内，颠沛流离，倍受歧视，还要代蒋承受不抵抗的骂名，甚至曾一度被迫去职出国。1935年9月，张学良被任命为“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在陕北“剿共”打头阵。最初，张学良对“剿共”颇为卖力，指望借此取得蒋介石的信任，从而扩充实力，以便有朝一日打回老家去。但事与愿违，张学良的东北军在“围剿”红军中屡遭失败。在岷山、榆林桥、直罗镇3个战役中被红军歼灭3个师的兵力。而这时蒋介石对张学良的损失不但不允许补充，反而冷淡他，并取消其番号。“剿共”军事上的失败和蒋介石借机消除异己的政策，对张学良思想震动极大，使他开始对蒋介石的错误政策发生怀疑。“共产党主张抗日，领导全国人民从事热火朝天、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这同自己和东北军全体官兵抗日复土的要求原是一致的”。［2］他看到，共产党和红军的抗日主张是真诚的，再跟红军打仗，是绝无出路的。于是，张学良到南京参加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和国民党五大之后到达上海，会见了前东北义勇军将领李杜，请李杜帮助介绍共产党的关系。与此同时，张学良还会见了东北同乡爱国民主人士杜重远。在那次会晤中，杜批评了张过去的错误，劝他与共产党联合抗日，并希望他搞好与十七路军和新疆盛世才的关系，争取实现西北大联合的局面。李、杜的谈话对于处在矛盾徘徊中的张学良将军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杨虎城是陕西地方实力派的领袖，曾参加过大革命，早年同中国共产党有一定联系，共产党员南汉宸等曾在他那里工作过。他在陕甘“围剿”红军时，也屡遭失败，损失了3个旅，感到与红军作战没有前途，对蒋介石消除异己的手段不满。杨虎城与张学良一样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广大官兵不愿打内战，要求抗日情绪日渐发展的形势下也在寻找出路。
中共中央分析了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处境和现状后，决定对两军开展统战工作，争取在西北地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东北军是一支以张学良为系带维持全军团结的地方军阀武装，争取张学良及以他为核心的上层军官，乃是争取整个东北军联合抗日的关键，因此，我党在对东北军开展下层统一战线的同时，重点对东北军领导集团开展了艰苦耐心工作。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阐述了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对被俘的东北军官兵进行抗日爱国教育，并表示红军愿帮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经过教育的官兵，回到东北军起了很好的作用。在榆林桥战役中被俘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经过学习，了解了中共抗日的坚决态度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表示愿意返回东北军说服张学良联共抗日。1936年1月，高福源见到了刚从上海回来急于要与共产党取得联系的张学良，递交了毛泽东给张学良的信，陈述了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方针，转达了红军同东北军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期望和建议。张学良表示要和中共正式代表会晤，愿意和共产党建立合作关系。1936年二三月间，中共中央派正式代表李克农去洛川与张会谈红军和东北军联合抗日的问题，双方交换了各自的看法和意见，达成了局部停战协议。这时经李杜将军与中共上海党组织联系，刘鼎（后为中共驻张部代表）被派到东北军与张学良将军会见，对帮助张解决一些具体问题也起到了一定作用。1936年4月9日，张学良和周恩来在延安举行秘密会谈。这次会谈除对双方关系、帮助东北军整顿等达成协议外，主要讨论了抗日救国道路及联蒋抗日问题。延安会谈后，红军和东北军正式达成了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建立电台联系、通商以及红军帮助东北军进行抗日教育等项协议，进一步改善了双方的关系。张学良在中共的帮助下，成立了五曲军官训练团，组织了秘密抗日团体“抗日同志会”。
我党对杨虎城的统战工作开始得还略为早些。1935年11月，中共地下党派申伯纯密见杨虎城，向杨介绍了《八一宣言》的主要内容，杨表示赞同。接着，中共中央派汪锋作为代表去杨部联络。汪见到了杨虎城，递交了毛泽东给杨的亲笔信，并详细说明了我党联合抗日的主张，回答了杨所提出的问题，受到了杨的热情接待。应杨之邀中共北方局的王世英于1936年2月到达杨部。王杨会谈，双方表示合作，并就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建立联络，准备抗日等项内容达成协议。从此，中共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建立了合作关系。1936年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王炳南回国到杨部工作。王到杨部后，进一步坚定了杨虎城将军联共救国的思想，加强了中共与十七路军的联系。
这样，经过中共的一系列工作和张、杨的共同努力，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统一战线建立起来了，张、杨从此走上了联共抗日救国的正确道路。
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西北地区的形成，张学良、杨虎城同蒋介石的矛盾进一步激化。1936年10月下旬，蒋介石在解决两广事变之后飞抵西安，布置“剿共”计划，逼迫张、杨“剿共”。蒋介石向张、杨提出两个方案：（一）服从命令率所部进攻陕北苏区。（二）将东北军、十七路军分别调至闽、皖两地，陕甘两省由其他部队进驻“剿共”。这两个方案张、杨绝对不能接受。因为他们已与红军达成共同抗日的协定，不愿再替蒋“剿共”；而离开西北，他们的部队迟早要被蒋所吞并。双方商定先对蒋介石实行“苦谏”，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如果“苦谏”不成，则采取“兵谏”设法捉蒋，逼蒋抗日。张学良、杨虎城向蒋一再进谏，劝其放弃“剿共”政策，为拯救国家和民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恳切要求派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开赴抗日前线，收复被日本侵占的国土。但蒋介石根本不听张、杨的劝告，一意孤行。“几次苦谏，均被申斥、拒绝，绝无改变他的主张和希望”。［3］再加蒋介石下令逮捕救国会领袖，命令枪杀西安纪念一二·九运动周年请愿的学生，又要张惩治部下等等。这一切促使张学良认识到蒋介石“坚持错误到底了”。正如张学良讲“我同蒋委员长政治上的冲突，到最近阶段大抵已经无法化解，非告一阶段不可，谁也不能放弃自己的主张”。［4］张、杨“费尽千方百计，不能实现主张”。［5］他们感到“苦谏”毫无用处，只好兵谏了。
1936年12月12日晨5时，按照预先的分工，东北军包围华清池活捉蒋介石，十七路军在城内行动，解除了蒋系警察、特务的武装，逮捕了住在西京招待所的陈诚等二十余名蒋介石的高级军政人员。
事变爆发的当天，张学良、杨虎城联名通电全国，提出抗日救国的八项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四）释放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自由；（七）确定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并说明事变动机在于抗日救国，对蒋本人乃“促其反省”。［6］
综上所述可见，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由奉行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到坚定联共抗日是诸因素促成的，其中主要是由于他们的爱国思想及中共建立和实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结果。西安事变的发动正是张、杨坚持他们的政治主张与蒋威逼他们继续奉行“剿共”内战政策矛盾激化的结果。
二
西安事变的突然爆发，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国内外各种势力从各自的利益出发，提出了各种不同主张，出现了极其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
在国际上，日本帝国主义竭力挑拨南京与西安的关系，支持亲日派何应钦向西安进兵，企图挑起大规模内战，趁火打劫。英、美非常担心蒋介石垮台后，自己的利益受损害。所以极力主张和平解决，以便维持住蒋介石的统治。他们积极出面支持宋美龄等人反对讨伐派，并声言愿意担任调解。后来端纳飞西安，就是执行英、美这一方针的。苏联在事变后，《真理报》、《消息报》均发表社论和评论，坚决支持中国抗日，希望事变“能早日迅速和平解决”。［7］
在国内方面，事变当晚，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东北民众救亡会、学生救国联合会等14个团体代表举行紧急会议，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和华侨救国联合会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代表们一致认为，张、杨举行的“兵谏”行动和所提出的八项主张，是反映了时代和全民族要求的具有重大意义的爱国行动；会议发表通电，表示坚决拥护和支持。全国许多爱国群众团体纷纷致电张、杨，表示拥护张、杨的八项主张。有的还派代表到西安向张、杨致敬，表示支持其爱国行动。
全国几家有代表性的大报对事变也作出了迅速反应。上海的《申报》认为，西安事变如何解决，关系到我国生死攸关的问题，极力反对可能爆发新的内战，强调要保证蒋介石的安全。《新闻报》则提出，西安事变的发生和解决应求得民心的安定，秩序的稳定，建设不受梗阻。这两家大报的共同要求是要抗战，不要内战。惟独国民党的喉舌《中央日报》发出一派杀伐之声，大肆叫嚣出兵讨伐张、杨。
宋庆龄、何香凝等知名爱国人士积极主张和平解决事变，释放蒋介石，避免内战，全国一致抗日。工商界、学者、名流也纷纷发表谈话，希望团结抗战，保护蒋的安全，和平解决事变。地方军阀中的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和川系刘湘以及晋军傅作义部比较明确支持张、杨。其他军阀则不敢明确表态。
事变爆发的当天，国民党和南京当局以何应钦等为代表的顽固分子立即作出了激烈的反应。1936年12月12日晚，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临时会议及中央政治局会议，立即议决张学良“劫持统帅”、“违纪荡纪”，“应先剥夺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所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12月16日，国民党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讨伐张学良之决议》，颁发“讨伐令”，委何应钦为“讨逆总司令”。［8］与此同时，派大军开进潼关，以数十架飞机，对渭南县城和赤水车站狂轰滥炸，并扬言要“炸平西安”。一时战云密布，大规模内战的确有一触即发之势。但是，南京当局内部以宋子文、宋美龄、孔祥熙等人为代表的亲美派坚决反对“讨伐派”的主张，坚持营救蒋介石，反对对西安采取军事行动，争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宋子文表示他“极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尽最大之努力亲赴西安”。［9］宋美龄亲自召集黄埔系军官和空军人员开会，让他们拒绝何应钦的命令。亲日派与亲美派争斗十分激烈，最后亲美派的主张在南京政府中占了上风，于是他们马上派端纳前往西安，探明情况，居中调解。随后，宋子文、宋美龄等赴西安救蒋。
蒋介石被扣后，他不吃饭，不与张学良谈话，也不许移居他处。张学良与他谈事变所提八项条件被拒绝。那时，张学良和杨虎城部下许多人主张杀掉蒋介石。张、杨的想法也不一致。张学良自始抱定主意，只要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仍然拥护他做领袖，杨虎城却倾向于惩办蒋介石。
围绕着西安事变展开的斗争，实质是在于扩大内战还是和平解决，而这个问题的焦点集中在如何处理蒋介石上。由于张、杨发动事变前，未能拟就处理事变的明确方针，事变后又看到国内外反应的歧异和讨伐派的气焰嚣张，感到紧张和为难，大有骑虎难下之势，因此，他们特别盼望中国共产党赶快派代表团来共商解决事变的方针。
三
中国共产党对西安事变的发生高度重视，事变当天下午，党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认为，西安事变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中的实力派之一部，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刻停止“剿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肯定了事变的进步性质。同时，根据国内外形势，指出事变可能有两种前途，一种前途是爆发大规模内战，另一种前途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实现第二个前途，中共中央于12月19日向全党发出《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主要内容是：（一）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二）用一切方法联合南京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达到推动南京走向进一步抗日立场。（三）同情西安的发动，给张、杨以积极的实际的援助（军事上的与政治上的），使之彻底实现西安发动的抗日主张；（四）切实准备“讨伐军”进攻时的防御战。目的依然是为了促成全国性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发动。对蒋介石的处置，中共中央认为，只要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应当释放他。应张、杨电邀，中共中央派出由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组成的代表团，于12月16日抵达西安。
在西安，中共代表团首先与张、杨两将军深入进行会谈。周恩来在与张学良的会谈中，详尽地分析了国内形势，以及事变的性质、前途和处理方针，使张学良对逼蒋抗日的信念更加坚定了。周、张会谈最后决定“蒋如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放蒋，使西安事变走上和平解决的道路”。［10］杨虎城虽与张学良一起发动兵谏，但他对和平解放事变缺乏信心。周恩来与杨虎城会谈，“杨对周所谈的和平解决的方针，极有疑虑，疑蒋是否能抗日，更疑蒋的报复”。［11］周恩来对杨的疑虑表示理解，同时，对杨作了全面、深入的解释，指出：“蒋介石本人现在是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因此促使他改变政策，实现对日作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至于蒋介石是否会报复，并不完全取决于蒋介石个人。只要西北三方面团结一致，进而团结全国人民，形成强大的力量，蒋徒有报复之心，也不可能实现。” ［12］周恩来的分析，终使杨虎城对和平解决事变树立起信心。他说：“我是追随张副司令的，现在更愿意倾听尊重中共方面的意见。既然张副司令同中央意见一致，我无不乐从。”［13］周恩来细致、深入地做张、杨的工作，统一了张、杨的思想认识，这样就为事变的和平解决打下了坚定基础。
其次，12月23日，周恩来和张学良、杨虎城一起与宋子文、宋美龄进行谈判。谈判一开始，周恩来代表中共提出和谈主张六条，作为和谈的依据。中共和谈六条主张是：一、双方停战，中央军撤到潼关以东;二、改组南京政府，肃清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三、释放政治犯;四、停止“剿共”，联合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五、召开各党派政治会议;六、与同情抗日的国家合作。周恩来代表中共提出的六条主张与张、杨先前所提的八项主张基本一致，张学良、杨虎城即表同意。宋氏兄妹在个别问题上作了讨价还价，但通过谈判，三方基本上达成了协议。
此后，为进一步了解蒋介石的态度并使谈判结果得到蒋的明确承认，周恩来于12月24日晚亲自面见蒋介石。这是自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国共两党高级领导人之间的第一次会晤。为了尽量解除蒋介石对中共的疑惧心理，使国共两党已经开始的上层接触继续保持下去，以便早日实现国内和平与一致抗日，周恩来向蒋介石详细解释了中共在现阶段的方针。周恩来严正指出，当此民族危机之严重关头，只有抗日，才能救国。蒋介石对中共以民族利益为重、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诚意深感意外，当即向周恩来明确表示同意三方谈判议定的六项协议，重申了以下三点：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由宋、张全权代表他与周解决一切;他回南京后，周可直接去谈判。至此，南京与西安之间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谈判基本结束。25日，蒋介石获得释放。
由上可知，周恩来提出和谈的基本方针，以及直接会晤蒋介石为事变和平解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西安事变虽然和平解决了，但因张学良个人的错误行动，却造成了东北军内部的混乱。张学良在未与周恩来商量也没有告诉自己部下的情况下，送蒋介石返回南京，反被蒋扣押。以张学良卫队营长孙铭九为首的东北军少壮派，主张只要蒋介石不放张学良回西安，就同南京决一死战，而以王以哲为代表的东北军大多数老将领认为，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从整个国家民族利益出发的，营救张学良应通过和平谈判，反对使用武力。为此，两派关系日益紧张，最后发展到少壮派（主战派）于1937年2月2日枪杀主和派将领王以哲将军的“二·二事件”。为避免事态扩大，巩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成果，周恩来力挽狂澜，妥善处理了东北军内部主战与主和两派分裂的斗争，巩固了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团结，从而就从根本上巩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成果。
注释：
［1］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著作选读》（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5—80页。
［2］申伯纯：《争取张学良联合抗日的经过》（上），《纵横》，1986年6期。
［3］《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2版。
［4］［6］《张学良对总部全体职员训词》，《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0版。
［5］《吴家象的广播词》，《西北文化日报》，1936年12月17日。
［7］苏联：《真理报》，1936年12月14日社论。
［8］南京：《中央时报》，1936年12月13日。
［9］《南京日报》，1936年12月17日。
［10］［11］《西安事变资料选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54页。
［12］［13］罗瑞卿：《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人民出版社1978年出版。
（本文作者 宁德职业技术学院南校区学生处、历史科高级讲师 福建宁德 355019）
编辑/宜洪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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