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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三反”运动动因之研究
游 思
“三反”运动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乃至整个中国现代史上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而历来为学术界所重视。对“三反”运动的研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主要是少数理论工作者有一些概况性的叙述。可以说，当时的研究还是初步的，数量也不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除了一般性的叙述外，专题性的研究文章和论著逐渐多了起来，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很大的发展。这个时期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其中，关于发动“三反”运动的历史背景的研究，是一个研究相对集中的问题。但研究的重点在于阐明“三反”运动的必要性，有一些问题并未引起论者的注意。本文力求从一些新视角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动“三反”运动的动因作进一步的探讨。
从1951年底开始到1952年10月结束的“三反”运动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党政军机关内发动的，以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为核心内容，以群众运动方式进行的，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等多个层面的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正因为运动涉及面广，所以其动因也是多方面的。
一、改善国家财政状况的现实要求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接管的是一个“民穷财尽”的破烂摊子。基本的经济状况是：生产萎缩，交通梗阻，民生困苦，失业众多。因此，建国伊始，党和政府就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这一严峻的考验，直接表现为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巨大开支，造成了国家财政状况的巨大困难。毛泽东早在1949年12月5日就指出：“我们今天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要医治长期战争留下来的创伤，要从事经济的文化的国防的各种建设工作，国家的收入不足，开支浩大，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遇到的一项巨大困难。”［1］尽管1950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统一财政收支，集中使用财力，确保收支平衡；统一调度粮食、棉布、工业器材等重要物质；统一管理现金，各单位现金由国家银行统一管理，集中调度使用，以及建立统一的金库、粮库和预算决算制度，并加强干部纪律教育，反对财经工作上无组织、无纪律和贪污浪费及渎职的行为，从而在1950年底，使财政收支达到基本平衡，国家财政状况有了极大的好转。但1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抗美援朝使我国的经济再次进入战争状态，从而给国家财政带来了巨大的负担。
据统计，1950年国防费用达到2801亿元，占当年财政总收入的429%。［2］这对于刚刚建立的新中国来说，要赢得这样一场正义战争的胜利是极其艰苦的。它需要的不仅是强劲的人力资源，更需要充足的物力资源给予保障。为此，1951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重点分析研究了朝鲜战争发展的趋势及其对策。会议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战争必须胜利，物价不许波动，生产仍须发展” ［3］的战略方针，确定了解决财政困难的五点办法：（1）节约兵力，整训部队。全国兵员从610万人减至465万。（2）精简机关，缩编人员。（3）紧缩开支，清理资财。从11月起开展全面增产节约运动。（4）提倡节约，严禁浪费。（5）组训民兵，准备推行义务兵役制。［4］明确提出了开展全面增产节约运动以解决财政困难，支持抗美援朝战争这一策略，并具体要求各地从1951年11月起开展全面增产节约运动。毛泽东在1951年10月23日召开的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的《开幕词》中又进一步加以阐述，他指出：“抗美援朝的伟大战争现在还在继续进行，并且必须继续进行到美国政府愿意和平解决的时候为止。”“为了继续坚持这个必要的正义战争，我们就需要继续加强抗美援朝的工作，需要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中国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因此也就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中心任务。” ［5］至此，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便在全国开展起来。增产节约运动的深入开展，必然是对贪污、浪费行为进行坚决的反对，这就为全国性的“三反”运动的发动埋下了伏笔。
由此可见，爱国增产节约运动是“三反”运动的前奏，“三反”运动是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延伸，而改善国家财政状况，支持抗美援朝战争则成为“三反”运动的动因之一。
应该提到的是，从改善国家财政状况的角度来看，还有一个因素值得注意。那就是党中央决定从1953年开始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当时的形势是：抗美援朝战局早已稳定，和谈在主要问题上已经达成协议，新中国被迫进行的这场战争不久可望结束；民主革命留下来的任务，主要是大规模土地改革的任务，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完成；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尽管受战争的影响并有紧张的社会改革相伴随，但由于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进行得比较顺利，原来设想“三年五年恢复”，现在三年就实现并超过了预期的目标。这一切说明，我国已经获得了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的条件。于是，党及时决定从1953年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而计划的主体，就是国家的工业化。因此，为了迎接大规模的有计划经济建设，开展“三反”运动也就有了更多的现实意义，其中之一，就是为国家创造和节约财富。这就是党中央所指出的，开展增产节约和进行“三反”斗争这一方针，“它是既保证朝鲜战争能够胜利又保证国内物价继续稳定的方针，它是积累资金、取得经验、加速国家经济建设的方针，它又是整肃党纪、提高工作效率和转移社会风气的方针。总而言之，它是带动我们国家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全局都将迅速进步、并奠定将来伟大建设基础的方针”。［6］因此，准确地说，为了迎接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的到来而改善国家财政状况，创造和节约财富，也是“三反”运动的动因之一。这一点是许多论者没有加以足够注意的。
二、打击严重腐败现象的直接反应
新中国成立后，一方面，大量旧思想、旧作风未能及时改造的旧人员加入到人民政府和国营企业的工作中来；另一方面，革命胜利以后，在和平环境之中，我们党内、政府内、军队内、统一战线内的许多同志，特别是领导同志，没有充分警惕资产阶级思想、封建主义思想等对革命的侵蚀作用。因此，从1949年10月到1951年底这两年多来，全国各地党和国家机关中的工作人员犯有各种贪污、浪费等腐败行为的现象比较严重。
在北京市：北京市人民法院自1949年3月1日至1951年11月30日共受理贪污案537件，其中，1949年的10个月中受理110件，平均每月11件；1950年受理196件，平均每月16件；1951年11个月受理231件，平均每月21件。［7］从发案率来看，呈现了一个日益上扬的趋势。在东北地区：这两年多的时间里，东北人民政府财政部就查处了2318个贪污干部，共贪污520余亿元（旧币，下同）。中共中央东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处理的12个县级以上干部，人均贪污额12亿元以上。［8］在苏南地区，据不完全统计，从1950年5月到1951年12月，各地区处理贪污案件295起，其中的50个案件使国家财产遭受损失352亿元。涉案人员中党员310人，其中开除党籍68名，留党察看43名，撤销工作22名，警告99名，劝告46名，不予党纪处分者32名；从部门划分：属于党务36名，政府系统264名（内财经企业占65%），群众团体10名；从党员年龄划分：1945年以前入党者116名，1948年以前入党者124名，1949年以后入党者70名；从职务上划分：县级干部4名，区级干部137名，乡级干部127名，普通党员42名。从这些贪污案件处理的情况看：1950年8个月处理72件，1951年10个月处理223件，1951年比1950年增加1倍以上。而且这些贪污案件多发生在掌握现金物质的部门，如税务、粮食、工商、交通等部门。其特点是：（1）集体性质贪污占半数以上；（2）贪污分子中新干部占90%，其中大多数是从国民党机关中接收过来的人员；（3）不少案件中的贪污分子与商人勾结。所使用的贪污方法主要是：（1）利用职权，敲诈、受贿、索贿；（2）勾结商人逃税，私分税款；（3）涂改缴款凭证，开大头小尾税票；（4）截留公款，放拆利息；（5）伪造账册、单据，或一据两用；（6）谎报空名，从中挪用；（7）套购公物；（8）伪造印章，冒领公款；（9）领取公物，少用多报；（10）盗卖公粮公物；（11）出卖航行护照。［9］
1951年11月29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听取了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第三书记刘澜涛关于天津地委严重贪污浪费情况的书面报告，报告中说：“最近，我们发现了河北省天津地委和专署有严重的贪污浪费和破坏国家政策法令的行为。据初步检查材料证实，现任地委书记兼专员张子善和前任地委书记刘青山，先后运用全专区地方粮拆款25亿元，宝坻县救济粮4亿元，干部家属补助粮14亿元；从修潮白河民工供应站中，苛剥获利22亿元；贪污修飞机场节余款和发给群众房地补价合计45亿元；冒修建名义，向银行骗贷款40亿元。总计贪污挪用公款约200亿元左右投入地委机关生产，作投机倒把的违法活动。为贪图暴利，曾利用蜕化干部从东北盗运木材达4000立方米；勾结私商张文义等，以49亿巨款从汉口贩卖大批马口铁，私商从中贪污中饱，破坏国家政策。张子善、刘青山日常生活铺张浪费，任意挥霍，只有账可查者，两人私用达四五亿元；并向上下级及亲友送礼，有的达一二千万之巨，据有账可查者，达13亿元。” ［10］高层领导干部的腐败行为，在毛泽东等的心中产生强烈的震撼。因此，听完华北局报告的第二天，毛泽东就代表中共中央明确指出：“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11］就在同一天，中央又强调：“反贪污反浪费一事实是全党一件大事”，“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采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12］
1951年11月1日，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高岗向中央做了关于东北地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报告对东北地区“三反”斗争情况做了总结：从1951年9月份以来，反贪污蜕化、反官僚主义的运动在东北一级机关和各省市先后开展起来，并发展成为有领导的民主运动。由于在斗争中揭发批判和打击了各种贪污蜕化行为，大大提高了干部、群众的觉悟水平，从而使贪污现象得到遏制，机关开支大为紧缩。报告还阐述了东北地区开展反贪污蜕化、反官僚主义运动的经验：一是必须开展一个群众性的民主运动，才能收到最大的效果；二是首长负责、亲自领导，对本单位所存在的主要缺点进行诚恳而深刻的自我批评，一次做不好，再做一次，直到把群众发动起来；三是领导必须为群众撑腰，加强思想领导，提高群众的积极性，针对群众的各种顾虑给予解释；四是及时处理已经弄清的问题，这样可以安定坦白者，推动有顾虑而不敢坦白的人坦白，也便于争取群众，孤立坏分子；五是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群众的觉悟逐渐提高，不断研究新的问题与经验，以推动整个运动的前进；六是以一批能力强的干部组成检查小组作为领导的助手，深入检查，及时反映情况，协助领导机关总结经验，指导运动。［13］毛泽东对高岗的报告给予了高度重视，于1951年11月20日代表中共中央指出：高岗所做的关于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是正确的。同时要求：在这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14］这是中共中央首次发出关于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12月1日，中共中央进一步发出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
这些严重的贪污、浪费等腐败现象，特别是党内高层人物的腐败行为，在当时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威信；而贪污、浪费等腐败现象的蔓延，不但损害国家经济利益，更极大地侵蚀了党的肌体。这不能不引起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三反”运动成为打击腐败现象的直接反应，严重腐败现象的存在也就成为中共中央、毛泽东发动“三反”运动的又一动因。
从打击贪污、浪费等腐败现象的意义上说，值得附带提到的是，《共同纲领》第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国家机关，必须厉行廉洁的、朴素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工作作风，严惩贪污，禁止浪费，反对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这就引出了“三反”运动与实施《共同纲领》的关系的问题。应当说，“三反”运动实质上的确是实施《共同纲领》的一项斗争。但“三反”运动开展之初，主要是在党内开展斗争，或者说，在认识上还囿于党内的斗争的角度，所以，还未能从实施《共同纲领》的角度提出问题。但随着“三反”运动的深入，资产阶级及其思想侵蚀党的肌体的严重情况日益展现，尤其是“三反”运动与“五反”运动相结合开展之后，这个问题逐渐被党的领导人所提到，并开始从实施《共同纲领》的角度指导运动的开展。1952年1月19日，薄一波就关于中央一级机关“三反”运动情况和进一步开展这一运动的意见，向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报告。报告提出，为了把“三反”运动推向高潮，必须向干部和群众说明几个政策性问题。这些问题之一，就是《共同纲领》规定的民族资产阶级应有的政治地位仍然没有改变，在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应集中打击少数大的不法工商业家。毛泽东对一报告作了批语和修改。［15］1952年3月27日，毛泽东对中央统战部关于民主党派“三反”运动结束时几项问题的处理意见的指示稿进行了修改。这一指示稿提出：因为民主党派内部本来是包括各部分资产阶级、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以及一部分从地主阶级分化出来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分子，他们和共产党比较起来本来就具有不同的阶级立场与思想，只要他们不违反共同纲领，就不能拿共产党的尺度去要求他们。如果说，这两个事例仅仅说明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开始从实施《共同纲领》角度提出问题的话，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颁布前夕，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则很明确地把“三反”运动与实施《共同纲领》联系了起来。1952年4月中旬，毛泽东对彭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草案的说明稿，作过不止一次的修改。这个说明稿多次提到《共同纲领》，指出“这个条例，是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十八条严惩贪污的规定和‘三反’、‘五反’运动中所揭露的事实和所蓄积的经验而制定的”，“最近这一时期，全国广大人民群众为了制止贪污分子的违法乱纪，制止来自不法资产阶级分子的猖狂进攻，捍卫和贯彻执行共同纲领的路线，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这种斗争是“用共同纲领的原则改造社会上和国家工作人员中的坏作风的斗争；是拥护共同纲领的广大群众对违反共同纲领的不法行为的斗争”，等等。这就阐明了“三反”运动与实施《共同纲领》的联系。
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建国后的前三年，我国社会还处在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时期，从1953年开始进入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共同纲领》第四章“经济政策”，则规定了新民主主义的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的社会经济秩序。而“三反”运动中揭露出来的“三害”现象，现实上扰乱了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经济秩序，是违反《共同纲领》的不法行为。因此，“三反”运动无疑义地成为了捍卫和贯彻执行《共同纲领》的斗争。尽管，从“三反”运动的发动来说，实施《共同纲领》还不是其动因之一，但实施《共同纲领》不能不说是开展“三反”（包括“五反”运动）的历史背景。这个历史背景，也是以往“三反”运动研究的论者没有给予充分注意的问题。
三、社会民主改革的必然延续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以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为目标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但刚刚成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和新生的人民政权还面临着进一步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的严重考验。建国伊始，根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制定的方针，中共中央领导全国人民为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斗争。其中，土地革命和其他各项民主改革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反封建斗争的完成；镇压反革命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消灭反革命势力的完成；抗美援朝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反帝斗争的继续。就社会民主改革而言，党领导全国人民在工矿交通企业中取缔封建把头制度；在社会上，取缔卖淫嫖娼、吸毒贩毒、聚众赌博等丑恶现象；废除封建主义婚姻制度等等。“经过两三年的努力，这些在旧社会屡禁不绝、在西方社会也被视为不治之病的社会病害，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居然都被基本禁绝。这不能不引起全世界的惊奇和赞许”。［16］尽管革命的洪流荡涤了旧社会的污泥浊水，中国社会面貌和社会风气在短短的时间内起了极大的变化，但是，完全清除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遗留的污毒，尤其是封建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和旧习惯势力，却不可能一蹴而就，仍然需要不断的、巨大的努力。
1951年增产节约运动开始后，揭露了大量的“三害”问题。从本质上说，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仍然是旧社会遗留的封建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和旧习惯势力污毒的产物。清除这些污毒成为社会民主改革的必然延续。这个问题，在“三反”运动之初，就引起了中共中央、毛泽东和各级党的组织的注意。1951年12月11日，铁道部党组给中央报告，提出要在“三反”运动中“造成鄙视贪污浪费的新道德观念” ；［17］12月17日，中共中央西南局给中央的报告，提出对“三害”问题要“形成一种有力的社会舆论”，特别是从思想上解决问题；［18］12月22日，中共武汉市委给中共中央中南局并转中央的报告，指出“官僚主义是贪污浪费的掩护物。它最突出的表现是压制民主，压制批评，经封建秩序和恶霸作风来对待群众”。［19］12月23日，中共中央华东局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华东地区贪污浪费现象极为严重，毛主席及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坚决号召全党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为此，华东局决定：“普遍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思想教育，务使全体党员干部及政府工作人员从思想上认识贪污、腐化是最可耻的行为。这一时期各地党内的整风，均应着重以检查贪污浪费，克服资本主义影响和克服官僚主义作风为主要内容。”“充分运用各种宣传工具，揭发贪污腐化、铺张浪费及官僚主义的典型人物和事件，并介绍表扬奖励那些廉洁奉公、保卫国家和人民利益及积极为国家和人民创造财富的模范人物和事迹，使反对贪污浪费与表扬劳动模范成为长期性的群众运动。”［20］毛泽东在1952年元旦发表的《元旦祝词》中说：“我还要祝我们在新开辟的一条战线上的胜利，这就是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21］1952年4月中旬，彭真起草，经毛泽东多次修改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草案说明稿》更是明确指出：“‘三反’和‘五反’运动，是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在毛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和工人阶级领导下，为着清洗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这是我们的国家在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的三大运动之后，又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群众性的社会改革运动。”［22］薄一波作为“三反”运动具体领导人，他在1952年中共中央华北局纪念党诞生31周年大会上，作了《为巩固“三反”“五反”运动的伟大胜利而斗争》的报告。报告就“三反”斗争的重大意义和经验讲了这样的话：“反‘五毒’‘三害’斗争所取得的胜利，是十分辉煌的。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是一个移风易俗的社会改革运动，它改变了人们的传统的观点，过去认为钻营、吹拍、偷窃是干才，现在认为是可耻了。” ［23］
从中共中央、毛泽东以及党的各级组织对“三害”和“三反”运动的定性来看，“三害”现象既作为旧社会遗留的污毒，“三反”运动的反“三害”斗争，也就承担了社会民主改革的任务。“三反”运动也必然就是建国伊始社会民主改革的延续。由此可见，继续深入进行社会民主改革，也是“三反”运动的动因之一。
综上所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之所以发动“三反”运动，主要是为了改善国家财政状况，以支持抗美援朝战争，并为即将到来的大规模的有计划经济建设作准备；为了在实施《共同纲领》、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条件下，打击大量存在的腐败现象；为了继续完成建国伊始就已经开始的社会民主改革的任务。正是由于“三反”运动诸多动因的存在，“三反”运动受到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可以看到，毛泽东指导“三反”运动的具体和细致，似乎是空前绝后的，毛泽东在“三反”运动中几乎到了事必躬亲的地步。而“三反”运动也成为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各个层面的大规模的政治运动。
注释：
［1］［6］［10］［11］《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72页、第475页、第468页、第469页。
［2］转引自董辅礽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3页。
［3］［4］［23］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页、第139页、第146页。
［5］［12］［13］［14］［17］［18］［19］［2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83页、第524页、第514页、第513页、第556页、第587页、第615页、第618页。
［7］［8］王朝彬：《三反实录》，警官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第10页。
［9］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江苏省档案馆编：《“三反”、“五反”运动（江苏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32—33页。
［15］［21］［2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73—75页、第1页、第411—412页。
［16］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78—279页。
编辑/云 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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