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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和谐之路
陈莉芳
和谐，不仅是稳定的保证，更是发展的助推器。中国共产党于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和谐战略，这是我们党对历史的一个总结，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理论思考。它继承和发扬了我们党发展史中的和谐思想，并为我们创造和谐社会提出了一个奋斗目标。本文试从党群和谐、党际和谐及国际和谐这三个方面来具体论述和谐策略在党的发展历史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一、党群和谐
党群和谐是我们党的一个优良传统，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走群众路线是我们党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之一，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很好的体现。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就十分注重党群关系的和谐。为了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建立和谐统一的党群关系,党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土地革命。1929年7月，在毛泽东的指导下，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提出：“自耕农的田地不没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要没收，但在革命初期“不没收其土地”，也“不废除其债务”；“对农村小地主要没收其土地，废除其债务，但不要派款及其他过分打击”；“对大小商店应取一般的保护政策（即不没收）”。大会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案》还规定，“分田时（在原耕地基础上）以抽多补少为原则，不可重新瓜分妄想平均以烦手续”。其后逐步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给富农以经济出路，给地主以生活的出路。
建国后，为了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新中国，党再次领导全国人民进行土地革命运动，加强党群的和谐一致。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同年冬起，在新解放区陆续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到1952年冬，除台湾省和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全国的土地改革基本结束，使3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包括老解放区农民在内），分得了约7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
此外,为了社会和谐，我们党还根据具体情况作出规定响应决策。例如《论十大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等。在“文化大革命”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和谐发展时，党和国家领导人经过慎重考虑，以大无畏的勇气提出了改革开放战略，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和谐。
二、党际和谐
我们党不仅注重走群众路线，促进党群关系大和谐，而且也注意党际合作以使社会安定和谐，这可以体现国共合作及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政策。
（一）国共合作
1924年至1927年和1937年至1945年期间，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为完成民族民主革命而进行了两次的政治合作。
辛亥革命后，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篡夺了革命成果。为了挽救共和，孙中山先后领导了护国运动、护法运动，另组中华革命党，但旋起旋败。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孙中山看到中国革命的新曙光，开始与苏俄和中共建立联系。1922年6月，中共发表的时局宣言肯定国民党是“革命的民主派”。同年召开的中共二大作出《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不久，中共中央举行特别会议，接受共产国际建议，决定中共党员可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会后，陈独秀、李大钊、马林等会见孙中山，建议他根据革命形势的需要改组国民党。孙中山欣然接受。1923年6月中共三大进一步讨论了国共合作问题，通过《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正式确定了两党合作的方针。由于实现了国共合作，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出现了以推翻北洋军阀为直接目标的大革命高潮，工人、农民运动蓬勃开展起来。在此基础上，广东革命政府组织了北伐战争，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势力。
大革命失败后，国共两党处于军事对抗状态。从30年代起，日本加紧对中国的侵略活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基于民族大义，中共中央于1935年8月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同年12月，中共召开政治局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由于国内外形势发生的巨大变化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国民党当局推行的安内攘外政策日益受到抵制和批评，不得不考虑作适当调整。自1935年11月召开的五大以后，国民党政府对日态度逐渐强硬，谋求改善对苏关系。同时，国共双方在国际、国内通过多条渠道进行秘密接触。
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留蒋介石，逼蒋联共抗日。事变发生后，中共从民族利益出发，主张在有利于抗日的前提下和平解决，并派周恩来等到西安调停。经过周恩来等人的努力，迫使蒋介石同意以下条件：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释放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自由；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召集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迫使国民党当局放弃军事“剿共”的政策，粉碎了日本和国民党亲日派扩大中国内战的阴谋，标志着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开始。
1937年7月7日，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次日，中共中央发布全民抗战的通电。15日，中共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交国民党。17日，周恩来等在庐山与蒋介石会谈。蒋发表准备抗战的谈话。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了全面抗战的主张。同时将所属武装力量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广播了中共关于两党合作的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这样，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它在组织动员全国人民奋起抗战，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在我国长期革命和建设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也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共同创造的。其基本特点是：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合作的政治基础；以“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作为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合作的基本方针；中国共产党在多党合作中处于领导地位，各民主党派在政治上都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有着共同的奋斗目标，共同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在国家政权中，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与执行；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均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民主党派享有宪法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范围内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和法律地位平等。
1990年2月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中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1992年，中共十四大把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列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1993年，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载入宪法，成为国家意志。1997年，中共十五大把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纳入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
三、国际和谐
在促进国内和谐的同时，党和国家领导人以更高战略眼光，追求在国际上大和谐。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非常多的例子，如建国后的大亚非会议。
1955年4月18日，在化解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殖民主义国家重重阻挠后，代表了世界人口将近三分之二的29个亚非国家代表，第一次在没有任何西方殖民主义国家代表参加的情况下，聚首万隆举行了七天紧张的亚非会议。当天下午，伊拉克代表团团长贾马利竟诬蔑共产主义是“新殖民主义”，使得这次会议的气氛骤然紧张。4月19日上午，菲律宾的罗慕洛更是鼓吹美国殖民统治的“好处”，并诋毁共产主义。各国的记者甚至都等待着中国代表团的爆发，以便写出爆炸性的新闻。不过由周恩来总理带领的中国代表团在大会濒临破裂的时候提出了“求同存异”、“和平共处”的原则，表达了中国人民希望世界和平的美好愿望，扭转了乾坤。
此外，我们还在经过几十年的摸索后，突破历史的局限观点，挣脱冷战的束缚，从中美破冰到中日建交，开始实现与资本主义社会和谐相处，并积极参与国际事物，履行一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应尽的义务，努力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发展。
总之，我们党的历史，也可以说是一部共产党人注重和谐、促进发展的历史。
（本文作者 漳州城市职业学院讲师 福建漳州 363000）
编辑/张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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