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闽西“二十年红旗不倒”与闽西共产党人保持先进性的卓越实践
江树高
保持党的先进性是现阶段人们提出的一个新命题，但是它的实践早已存在于我们党的发展历程中。回顾闽西历史，闽西人民革命之所以能创造辉煌而突出的业绩，使闽西成为著名革命老区和中央苏区的一块重要组成部分，赢得“二十年红旗不倒”的崇高赞誉，正是与闽西共产党人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卓越实践分不开的。它主要有以下几个亮点。
亮点一：积极作为，奋力开拓，在全省率先打开土地革命新局面，创造了几个“全省最早”，赢得“福建土地革命之先声”的赞誉
任何马克思主义政党，其先进性表现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要积极作为，奋力开拓，努力实现自身存在的价值。否则，这个政党纵有再好的奋斗纲领，也是一句空话。马克思认为：一打的纲领，不如一个行动。
闽西共产党人从一出现在闽西的政治舞台上，就以积极的姿态努力工作，奋力进取。如创办进步刊物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积极发展新党员、迅速创建党组织和农民协会、发动群众开展革命斗争等。特别在蒋介石集团背叛革命，闽西的反动派也闻风而动，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左派人士后，闽西共产党人没有被吓倒，他们迅速转入农村坚持革命斗争。1927年党召开八七会议，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后，闽西各县党组织及时贯彻八七会议精神，不失时机地领导人民群众，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迅速开拓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创造了几个福建全省“最早”。
最早举行工农武装暴动。1927年秋至1928年2月，闽西党在领导各县农民进行了一些小规模的以减租抗租、反对烟苗捐和反对国民党军拉伕为内容的武装斗争，掀起了闽西土地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第一个浪潮后，于1928年3月至7月，接连领导了后田、平和、蛟洋、永定四大暴动。这四大暴动，一次比一次猛烈，其影响力，被史学界定格为“震撼全省以至南方各省”，在时间上，为土地革命时期福建全省最早，因此有“福建土地革命之先声” 之誉。
最早创立苏维埃区域。四大暴动由于敌强我弱和我方武装斗争经验不足失利后，闽西共产党人不气馁，不畏缩，及时转变策略，继续坚持与敌斗争。他们根据暴动后农村群众高昂的革命热情，不失时机地在永定溪南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创建红色政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在成立了十多个乡苏维埃政府的基础上，于1928年9月中旬召开了溪南全区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溪南区苏维埃政府，并颁布了各种法令。这是福建全省创立的第一块苏维埃区域。这一区域虽然范围不大，也不很巩固，但在当时一片白色恐怖的形势下，得以形成这样一个拥有数万人口区域的红色政权，无疑是对敌人的极大打击，给人民群众以莫大鼓舞。
最早创立一支红军部队。为了实现工农武装割据，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维护苏维埃区域的稳定，中共永定县委在创建溪南苏维埃区域的同时，从暴动农军中挑选了200余人组成红军营。这是闽西乃至全省最早建立的一支红军部队。这支红军部队成立后，立即分赴各乡村投入反“清乡”斗争，给敌以有力打击。几天后，中共闽西特委为了迎接全闽西工农武装斗争更新高潮的到来，又将各县暴动武装编成红军第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3个团。这些闽西最早成立的红军部队后来在迎接朱毛红军挺进闽西，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最早创造土地革命经验。溪南各级红色政权建立以后，群众最迫切得到满足的愿望和要求是分田。但如何进行这项史无前例的工作，当时中央和省委都还没有具体的纲领和政策规定。在这种情况下，闽西党不等待、不观望，而是积极面对，及时尝试。邓子恢和张鼎丞等依靠群众创造性，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分别找一些有经验、熟悉土地情况的老农座谈，和农民代表共同研究讨论，终于定出一套没收和分配土地的政策办法，首先在金砂乡作试点，然后在溪南全区推广实行，很快地分配了十多个乡两万多人口的土地。虽然这套土改分田方法还非尽善尽美，但它简便易行，在短时间内尽快满足了贫苦农民对于土地的要求，摧毁了封建剥削制度，鼓舞了当地及周边地区农民进行革命斗争的信心和决心，也为后来其他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提供了宝贵经验。1929 年7月毛泽东亲自指导召开的中共闽西一大，就对此作了总结推广。
正是由于闽西共产党人从一登上闽西这块政治舞台就积极作为，奋力开拓，因而使闽西革命力量很快积聚，革命烈火很快点燃，待1929年5月朱毛红军进入闽西后，他们又进一步抓住时机，趁热打铁，利用朱毛红军的支持和影响，发动和领导各县乡村全面暴动，打击反动势力，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土地革命，使闽西革命根据地很快局面大定，得到中央和福建省委的充分肯定。当时前来福建指导工作的中央代表恽代英在听取闽西苏区的情况汇报后，高度评价说：“闽西八十万工农群众从斗争中建立的苏维埃政权，获得朱毛红军长期游击战争经验的帮助与指导，在政治上确实已表现了伟大的成绩”，“他们的政治影响在全福建乃至东江赣南工农群众中间都普遍的扩大。”
亮点二：大胆创新，勇争一流，在苏区建设中创造了诸多在全省乃至全苏首屈一指的模范业绩和先进经验
包括闽西在内的中央苏区形成以后，为了巩固和扩大革命胜利成果，粉碎敌人对苏区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苏区人民进行了如火如荼的建设苏区、保卫苏区热潮。在这一历程中，闽西各级党组织继续卓越地发挥核心领导作用，大胆创新，勇争一流，积极探索正确的途径和办法，推动苏区建设在许多方面取得了全省或全苏都领先的成就。如党的建设方面，闽西党迅速发展党的组织，壮大自身力量。 1929年9月，闽西苏区的党员仅3000余人，至1930年2月，发展为5100人；同年5月，达到7756人；7月发展到1万人。这个数字，约占到当时全省党员总数的90％。但更为突出的还是武装建设和经济建设方面。
武装建设方面，古田会议后，闽西党认真贯彻会议精神，为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努力加强人民军队建设。1930年4月至 6月短短3个月内，先后将各县赤卫队编制成立了正规红军3个军，兵力约8000人。与此同时，各级苏维埃政府又再建立赤卫队、少先队等群众武装。至1930年6月前后，全闽西约有赤卫队二三万人，约有少先队5万人。同时，为了培养红军干部人才，1930年1月，闽西特委筹办红军学校。这是我国最早的红军学校之一。它为中国工农红军输送了大批优秀军事干部。
除发展闽西地方红军外，闽西党还动员了大批青壮年参加其他红军。在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闽西共有10万儿女参加红军及赤卫队，成为中央主力红军的一大来源。不少区乡成为全省全苏扩大红军的模范。最突出的上杭才溪区，1929年至1933年，共有3000多青壮年参加红军。据1933年9月《红色中华》报道：上才溪外出当红军做工作的占全部青年成年男子的88％。下才溪外出当红军做工作的占全部青年成年男子的70％。他们的业绩，受到毛泽东的表扬，还被写入《才溪乡调查》一文中；临时中央政府授予全苏扩大红军的“第一模范区”称号，并在全苏“二大”上给予颁发了奖旗。
经济建设方面，为了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因素，刺激生产发展，壮大苏区经济，闽西党积极贯彻毛泽东关于苏区经济建设理论，大胆实践，敢闯敢冒，从政治上、经济上、经营管理上等多方面，探索出了在全省乃至全苏都有首创意义的正确的途径办法，使闽西苏区经济得到快速发展。
如农业上，闽西党除在土改分田上，从溪南经验到中共闽西一大制定《土地问题决议案》、中共闽西特委第一次执行扩大会议制定《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及红四军前委与闽西特委的南阳联席会议作出《富农问题决议案》，摸索并完善了一套在中国土地革命史上都有重要贡献和影响的土地政策外，还在奖励农田基本建设和开垦荒地、组织劳动合作社和耕作队、发展多种经营和组织粮食调剂局、建立多种农业生产管理制度和推广先进农业技术等方面，搞出了许多新创造、新经验，进一步挖掘出了闽西农业发展的潜力，使闽西苏区多数县粮食产量从1930年至1933年每年均以20％的幅度增长。
除大力发展农业外，闽西党还充分注意到社会经济的互补性，注重各产业的平衡发展。如工业和手工业上创办了许多企业如兵工厂、被服厂、织布厂、硝盐厂、造纸厂、印刷厂等，以满足军需民用；在商业贸易上采取了许多如鼓励发展私营商业、创建合作社商业、建立公营商业等政策措施，以疏通流通渠道，使货畅其流；财政金融上通过制定合理的财政税收政策、发动苏区人民献金献粮、创办信用合作社和闽西工农银行等，为支援革命战争，促进苏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亮点三：实事求是，科学决策，从当时当地的实际出发，正确制订对敌斗争策略，使革命斗争在艰苦卓绝条件下赢得节节胜利
革命战争年代，共产党人体现先进性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能实事求是，审时度势，从当时当地的实际出发，制定正确的对敌斗争策略，以赢得斗争的胜利。在二十多年革命战争中，闽西共产党人出色地表现了这一点，尤其是在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
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在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留在闽西南坚持斗争的共产党人失去了与党中央的正常联系，加上国民党军十几万重兵对闽西南苏区残酷“清剿”的情况下，以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为代表的闽西南共产党人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科学分析当时形势，果断摒弃一些人“保卫苏区，等待主力回头”的死守硬拼式的主张，正确制定了闽西南党和红军游击队在当地敌后“开展广泛的、灵活的、群众性的、胜利的游击战争”的基本对敌斗争方针策略。由此熬过了艰难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保存并发展壮大了革命力量，得到党中央、毛泽东的高度评价赞扬。
抗日战争时期，闽西共产党人一方面积极开展抗日救亡，一方面针对闽西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反共摩擦和镇压革命人民手法的变化，科学采取应对措施以保存发展革命力量。如国民党当局策动地方豪绅反攻倒算，企图收回土地革命时被没收分配给贫苦农民的土地时，闽西党发动人民开展以“保田”为中心的一系列斗争；当国民党顽固派对共产党人及革命群众的镇压进一步加剧时，闽西党组织贯彻“隐蔽精干”方针，转入地下斗争，并开展生产自救活动；当隐蔽生产又无法继续下去时，又决定恢复武装自卫，先后成立闽西武装经济工作总队和分队，后又成立“王涛支队”，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保存并壮大了革命力量。
解放战争开始后，闽西党组织贯彻“争取和平民主，实行分散发展”的方针，开辟了广阔的游击根据地。1947年6月，包括闽西在内的中共闽粤边工委创造性地制定了“先粤东后闽西南” 的游击战争方针，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六路进攻”和“十字扫荡”，并进行了反“三征”和减租减息的斗争。 1949年春，闽西党根据形势变化，对闽西国民党军政人员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终于使闽西国民党军政人员4000多人于同年5月 23日在上杭通电起义。同时，还有其他小部国民党地方势力也在此前后举行起义。这些起义，加快了闽西解放进程，减少了人员的流血伤亡。
亮点四：关心群众，依靠群众，筑牢与群众生死相依的鱼水关系，“共擎南方一角天”
关心群众、依靠群众，坚持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保持和发展先进性的一条根本原则，也是党的事业能够取得人民拥护支持的根本原因之一。二十多年革命中，闽西共产党人卓越坚持这一根本原则，因而得以和群众建立起生死相依的鱼水关系，在艰苦卓绝环境中相濡以沫，“共擎南方一角天”。
首先，他们有着强烈的执政为民意识，制订政策十分注重倾听群众呼声。闽西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后，中共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在主持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时就强调，各级苏维埃政府，必须真正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人民大众谋福利。这次会议的决议明确强调苏区政府应精干、高效，“办事需敏速，防止官僚习气之发展”，“各级政府工作，应针对群众要求，为群众解除痛苦”
闽西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的张鼎丞也经常教育手下干部，“我们所做的一切工作要从实际出发，凡事同群众商量”，“广大群众拥护的，也就是群众所要求的，这就是我们制订政策的依据。”
他们这样说，也这样做。如中共闽西一大召开时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案》，对土改分田只注意数量的平均，而忽视了质量的平均，规定分配土地按“抽多补少”原则，“不得妄想平均”。但这一规定被地主富农钻了空子，在分田时他们把好田留给自己，把差田抽出分给贫雇农。对此，广大贫雇农很有意见，要求重新调整。闽西党听到这些反映后，迅速作了改进，规定在原“抽多补少”基础上加上一个“抽肥补瘦”原则，将“不得妄想平均” 改为“不得把持肥田”。这样，大多数群众就很满意了。此外，闽西党在领导苏区经济建设中还根据群众反映，针对“谷贱伤农”、农民增产不增收问题，因各地农忙季节不同形成劳动交流而引起夏收工资暴涨问题，因敌人经济封锁造成苏区工农业产品价格出现“剪刀差”问题等，在深入群众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如创办粮食调剂局、设立闽西工农银行、组织劳动合作社、鼓励商人沟通赤白区流通等措施政策。这些，有力促进了闽西苏区经济的繁荣，鼓舞了苏区人民革命到底的信心。
其次，他们善于做群众的贴心人。如张鼎丞、邓子恢等都经常深入群众，了解群众疾苦，关心群众生活。张鼎丞说：“我们共产党员，依靠谁干革命?我们要依靠群众，力量不在我们这里，力量在群众之中”，“依靠群众，首先要关心群众，对群众漠不关心，就会失败。”1932年冬的一天，张鼎丞在长汀冒着凛冽的寒风走访群众，当他看到一位60多岁的老人在吃力地劈柴，了解到他的老伴已逝，2个儿子参加了红军并有1个已牺牲，家中仅剩一个未满10岁儿子的情况时，当即召集干部开会，决定建立每星期六苏维埃政府干部为烈军属做一二件好事的制度，他自己坚持带头做，很快，这项活动在全闽西乃至全省苏区蔚成风气。三年游击战争中，红军游击队尽管自己物资很紧缺，但仍忘不了经常给困难群众送温暖。当没收了反动地主的粮食、物资，总要分一部分给贫困群众。有时群众怕报复，不敢要，游击队就把被没收地主一家先关起来，然后叫群众不声不响搬粮食，待群众走光后再把地主一家放出来。
刘永生是长期坚持在闽西及闽粤赣边带兵打游击的闽西重要军政干部之一，他被人取了许多外号，其中“老货”、“贴心将军”、 “糍粑团”等，除了与他爱兵如子的品格有关外，也与他敬老百姓如父母，乐与群众打成一片的作风有重要关系。如在战斗间隙，他经常带领战士帮乡亲们干农活；每当攻下敌人据点，打开敌军的粮仓，他首先想到的是救济贫困群众，常常亲自把粮食挑到鳏寡孤独的老人家里；乡亲如有被敌抓捕，他尽量设法营救；对迫害乡亲特别凶的豪绅恶霸，他设法予以打击警告。尤其在部队遵守群众纪律方面，他抓得更为严格细致，做到秋毫无犯。如部队住在群众家里，有指战员想拿群众的地瓜吃，在乡亲们乐意无偿奉送的情况下，刘永生仍坚持要按换率拿大米给他们换；当群众为部队带路被划破裤子时，他拿出自己的裤子坚持赔给群众；部队离开驻地时，他要亲自检查拿来当床板用的门板安回去没有，水缸里的水挑满了没有，如果损坏了东西赔了没有，直到一切无问题了才放心让部队开拔。对违犯群众纪律的事他决不姑息。如1948 年其部队有一个新入伍的炊事员调戏帮挑水的姑娘，被告发后，刘永生怒不可遏，要开全军公审大会枪毙他，在该村老者及受害姑娘父母家人集体求饶的情况下，刘永生才将其改为开除了结此事。
正是由于闽西党和红军有着强烈的群众观念，正确地贯彻了群众路线，因而使得闽西广大群众在二十多年斗争中始终坚定支持党和革命事业，无论环境如何艰苦卓绝，承受多大痛苦和牺牲，都坚贞不屈，矢志不移。
亮点五：忠于信念，铁心革命，无论风云如何变幻都坚定不移，成为引领闽西人民坚持二十年红旗不倒的精神灯塔
早在中央苏区形成伊始，国民党反动派就对中央苏区进行了一次比一次残酷的军事“围剿”，企图摧垮革命力量。闽西地处中央苏区东南门户，敌人的每次“围剿”，闽西都必当其冲。但闽西共产党人毫不退缩，每逢“围剿”都组织军民奋起反击，坚决保卫胜利果实，连续四次反“围剿”都取得胜利。特别在第五次反 “围剿”由于党中央的“左”倾错误而失败，包括闽西在内的中央苏区沦陷后，在白色恐怖中，面对兵力十几倍于我的敌人的疯狂“清剿”，留在闽西的共产党人不畏惧、不放弃，转移至深山老林，领导军民坚持了长达三年的游击战争。在艰苦卓绝条件下不仅没有偃旗息鼓、销声匿迹，反而保存壮大了革命力量。八年抗战时期，由于原闽西红军游击队已全部整编北上抗日，留在闽西的我军政力量非常弱小，但面对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反共摩擦，必欲置共产党于死地而后快，闽西共产党人也不妥协退让，仍坚持采取各种灵活策略，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解放战争时期，闽西的形势依然是敌强我弱，闽西共产党人再次经受住了严峻的挑战和考验，坚持领导军民不屈不挠地展开斗争，粉碎了国民党军队五花八门的“清剿”、“六路进攻”和 “十字扫荡”，为迎接解放大军南下打下良好基础。
更为感人的是，闽西的许多共产党人在面临因敌人的摧残迫害，导致家庭出现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危机，甚至自己身陷囹圄将要人头落地时，仍忠贞不二地选择坚持革命，初衷不改。如闽西南军政委主席张鼎丞，为了革命事业，他一家先后有6位亲人献出了宝贵生命，但他无怨无悔，仍坚持革命。尤其是1936年夏敌人将他的母亲抓进监狱，以此要挟张鼎丞投降，但张鼎丞没有动摇，她的母亲也任敌人如何软硬兼施，丝毫不为所动，反而大义凛然痛斥敌人。杭代县军政委主席廖海涛在双髻山领导游击战争时，敌人将他的母亲、爱妻和幼子抓起来，写信威逼廖海涛下山投降，但廖海涛斩钉截铁地在来信上批复敌人：“只有铁骨铮铮的共产党员，没有屈膝投降的布尔什维克!”结果母亲被杀害，妻子被嫁卖，儿子被丢入河中活活淹死。廖海涛由此被群众称赞为“铁石人”。1941年秋，国民党顽固派将中共闽西特委组织部长魏金水的父母等6个亲人抓去关押折磨，叫人传口信给在山上隐蔽的魏金水说，只有他肯投降，其亲属就可以释放，本人还可以当官。但魏金水闻讯后坚定地对身边人说：“我们站在劳动人民一边，站在抗日救国立场上，胜利必定属于我们。顽固派代表伤天害理的黑暗势力，最终要完蛋。我倒要等着他们向人民投降，这一天你我都会看到。”最后，魏金水仅2岁的儿子、年迈的父亲和年轻的弟媳妇先后都被折磨死于牢中。此外，刘永生、陈茂辉等都曾有过亲人被执后被胁迫投降的经历。但是，最后都以敌人枉费心机而告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闽西还有更多的共产党员在不幸被捕后，面对敌人的种种酷刑折磨、高官厚禄引诱，面对死神的狞笑，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坚持斗争到底，最后壮烈牺牲。如上杭的林心尧、周继英、包究生、卓明，永定的陈康容、罗荣德、苏阿德，龙岩的谢宝萱等。其中罗荣德第一次被捕后，受尽整整一天的酷刑折磨，但坚不屈服，敌人只得将其杀害。但群众在收殓她时，见她尚未断气，将其救活。生还后，她又参加革命工作。不久后又被敌抓捕，再次受到刑讯逼供。但她毫无惧色，拒不吐露半点党的秘密，反而大骂敌人，最后高呼革命口号从容就义。
正是由于这些共产党人信念坚定、以身许国、生死追随革命的高尚气节的引领，闽西人民挺直了风风雨雨坚持二十余年革命红旗不倒的脊梁。
（本文作者 中共上杭县委党史研究室 福建龙岩 364200）
编辑/张朝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