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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界的抗日统一战线和南方局的区域文化策略
邓 静
［摘要］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总的大政方针，运用到各行各界的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在重庆的南方局在深切领会统一战线原则的基础上，在大后方进行了一系列自上而下的文艺统战工作，将大后方的进步文化人紧密地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为抗战文艺运动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关键词］文艺政策；文艺界统一战线；区域文艺策略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6—2254（2007）04—0098—04
在抗战初期，民族的危难大过于国内的任何政治与社会矛盾，共产党从民族大义的立场出发，再次提出了“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时期的两党，都相互作出了一定的妥协，放下了对立的阶级利益，投入到对民族命运的关注中。政治上与军事上的政策和策略成为两党在制定任何政策和策略时的重点，也是两党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共产党提出的建立全国各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在得到国民党的认可后，国民党政府也就共产党发表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作出回应，发表了自己的《抗战建国纲领》，开始了两党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式合作。
对共产党来说，此时的首要任务是如何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在战线建立后如何巩固这个战线。在过去的革命斗争生活中，共产党的工作重点主要是放在了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上。抗日战争的打响，共产党认识到要真正动员全国人民，仅靠工人和农民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将统战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由国民党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地方实力派、海外华侨华人等领域。与国民党的合作，在与这些群体的统战工作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就如统一战线的定义中所说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包括全国各党各派各军各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样，在抗战的八年中，共产党始终在“有理、有利、有节”地努力经营与国民党之间的合作关系，同时也不忘加强与其他群体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从大革命时期到左翼运动时期得出的经验中，共产党认识到国民党所代表的阶级本身所具有的妥协性和两面性使它在革命的面前不具备坚定的立场，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只有掌握在具有坚定立场的工人阶级代表共产党手中，才能有始有终地坚持抗战到战争的最终胜利。于是，共产党在与国民党和其他群体建立统一战线的同时，也在争取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这一基本的原则表现在统一战线的政策上就是对外坚持抗战对内推动政府改革的民主运动，而统一战线总的政策在文艺上的体现就是文艺界的统一战线政策。
一开始，共产党并没有制定相应的战时文艺政策，只是将文艺界纳入人民群体中的一部分。在毛泽东1937年8月25日发表的《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中，他提到“全国人民除汉奸外，都有抗日救国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武装抗敌的自由”，“全中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参加抗战，实行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1］在1939年12月1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写的一个决定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文章中，他也强调了：“一切战区的党和一切党的军队，应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加入我们的学校，加入政府工作。只要是愿意抗日的比较忠实的比较能吃苦耐劳的知识分子，都应该多方吸收，加以教育，使他们在战争中在工作中去磨练，使他们为军队、为政府、为群众服务，并按照具体情况将具备了入党条件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吸收入党。对于不能入党或不愿意入党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也应该同他们建立良好的共同工作关系，带领他们一道工作。”［2］可以看出，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中央是比较看中知识分子在抗日战争中的影响和作用的，但仅仅是提出要求知识分子加入到抗战的洪流中，并没有明确地指出知识分子（包括其中的文艺家）如何参与抗战的方式。而党内其他一些文件对毛泽东这句话作出了一定的解释。1937年7月15日，由中央书记处签署的文件《中央关于组织抗日统一战线扩大救亡运动给各地方党部的指示》中指出：“这种统一战线的名义，可依照各地方的情形来决定，如救亡协会或援助抗战委员会等。各地党部应即派出适当人员出面，向当地党、政、军、警、学、商各界接洽，组织这类团体。如此种统一的组织，一时不能得到多数的同意，可先推动各界组织各自的救亡团体，同时宣传组织统一团体的必要，以待时机一到，即成立此项组织”，“共产党员应实际上成为各地救亡运动与救亡组织之发起人，宣传者组织者；以诚恳、坦白、谦逊之态度与努力的工作，以取得信任及这类团体中的领导位置。”［3］将分散的群众集中起来，以团体的形式存在，是集中力量的一种方式；再通过发起、组织的过程中去影响这一团体，从中取得共产党在团体中的领导地位。此后的一些文件都是将文化界或文艺界作为整个统一战线中的一部分，总体地规划了统战工作中的各项细节。
真正详细地对文化界统战工作进行界定的是1940年1月5日洛甫在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这份文件提到由于抗战开始以后，日本侵略者在其占领区进行奴化政策和奴化运动，利用汉奸文化人宣扬奴化理论，进行奴化教育，“利用与提倡中国买办性的封建主义的旧文化、旧道德、旧制度。强迫尊孔、祭孔、读经、实行复古运动，以此作为它的‘精神总动员’与‘新生活运动’的基本内容”，“提倡迷信、盲从、落后、诲淫诲盗。组织佛教会、道德会、盂兰会、盛德坛、遍设妓馆烟馆”，甚至“利用各种下流无耻的、多种多样性的宣传鼓动方法，如挑拨离间、伪造文件刊物、造谣中伤、利用旧形式等，以达到它奴化之目的”。“因此，我们必须同日寇的奴化活动与奴化政策进行坚决的斗争”，“在文化上、思想意识上动员全国人民为抗战建国而奋斗，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以最后巩固新中国”。［4］文章分别从日寇灭亡中国的奴化运动与奴化政策、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及其中心任务、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内容与性质、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与旧文化、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与外国文化、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与三民主义、中华民族新文化与社会主义、关于中华民族新文化与大众化问题、关于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形式问题、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历史发展、中华民族新文化运动历史发展中的特征及其前途、中华民族新文化运动当前的具体任务、关于抗日文化统一战线其特点与工作、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基本队伍——广大的青年知识分子（包括广大的青年学生）等14个方面全面具体地论述了中国新文化运动在抗日战争中的任务、地位和作用。其中，第十三点关于抗日文化统一战线其特点与工作一节中，作者认为：“文化统一战线是思想意识上的统一战线。因此，凡各个文化人对于当前某个政治问题或某个文化问题有共同思想上的一致，即可联合起来。”“发扬文化人的精神生活，为实行他们的理想而奋斗，提高他们创作与研究的积极性，关心他们创作的命运——这是发展与巩固文化统一战线的最重要的方法。”在发挥文化人的力量上：“必须经过刊物、书籍、小册子、画布、木板、讲演会、讨论会、座谈会、展览会、公演等形式，去求得他们的创作与作品的发表，并以此直接或间接传达到大众中去，以影响大众。同时经过这些组织形式，也最容易建立统一战线。”在文化界的统战工作方式上，要“善于尊重共同工作的文化人，其人格，其事业，其创作与意见。要同他们有真诚恳切的交谊，要有大气量，要谦逊”［5］等。这份文件可以说是对过去几年共产党的统战工作经验的总结，从里面也可以窥探出共产党在文化界的统战工作上的一些共性。
在中央文件的基本原则的指导下，各地方需要的是将这些基本原则与地方特色结合起来，开展自己的工作。周恩来主持的南方局，由于在国民党政府的陪都重庆，具有与陕甘宁边区的单一政治环境和群众组成截然不同的政治形势和丰富多样的社会群体。因此在开展文艺界的统战工作时，其鲜明的地域特点就显露出来。
南方局所在的重庆，所做的统战工作主要对象就是位于这里的国民党政府。于是，周恩来主持的南方局在中共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掩护下，制定了一套自上而下的文艺界统战政策和策略。
其一，利用政府给予的公开合法身份，组织从官方到民间的统一战线组织。抗战打响后，重庆成为全国大部分文化人聚集之地，作为宣传工作中的重要力量，把这一部分文化人统一起来，发挥他们在战争中的特殊作用，就需要组织起文化界的统一战线。针对过去对文化人报有的一些偏见，周恩来认为：“第一不能仍拿抗战前的眼光去看他们，因他们已经进步了，已经过一次考验了。第二不能拿抗战前的态度对待他们，因为他们已经过一些政治生活，不是从前上海时代的生活了。第三，我们也不能拿一般党员的尺度去测量他们，去要求他们”，他们是“群众革命精神宣传者和歌颂者”。［6］因此，抓好文化界这一部分的统战工作是共产党在抗战时期一个重要的文艺政策。
在重庆开展统战工作是南方局首要的工作，从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来说，分为官方的机构和民间的组织。对于官方组织，共产党曾有文件规定：“可能时，应该同各地政府与军队进行各种具体的统一战线的活动与组织，并尽可能的吸收其他党派及人民团体参加进来。凡已有这类官办团体的地方，我们应该积极的参加，逐渐扩大内部的民主，使之更加群众化。”［7］武汉时期，在国民党政府比较开明的时候，为了统制抗战文艺运动，国民党政府曾设立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并邀请周恩来出任副部长一职。周恩来出任这一职位，实现了国共两党较为融洽的政治合作，它是整个抗战时期中共在国民党军政界部门担任的惟一要职，也是国共合作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一个重要体现。更具有现实意义的是，周恩来认为这样一个职位，为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进行公开合法的统战工作带来了便利。在政治部下属的第三厅，是主管文化宣传的，国民党政府选中了郭沫若担任厅长的目的，显然在于笼络人心。周恩来认为：“我们如果有一个政府机构，哪怕是很小的机构，也可以利用它为全面抗战作许多事情。目前是要突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到前线去，到后方去，去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使大家团结起来，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我们拿着三厅这个招牌，就可以用政府的名义，组织团体到前线去，也可以到后方去，到后方大大小小的城市乡村去，公开地、合法地、名正言顺地进行宣传，既可以宣传民众，也可以宣传士兵。” ［8］在周恩来的指导下，第三厅的进步文人坚持抗日统一战线总的方针，认定“第三厅必须建设成以共产党为核心的，动员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民主人士来参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机构”。［9］实际上，第三厅成立后组织发动的很多项抗战文化活动都有共产党人，特别是有周恩来的直接参与。比如第三厅成立后就举行“以鼓动民众同仇敌忾之士气，坚强民众抗敌救亡之意志”的武汉抗战扩大宣传周。在宣传策划上，周恩来就多次与第三厅的同志进行研究，他说：这次扩大宣传，一要扩大宣传的对象，二要扩大宣传的范围，要深入到劳动阶层中去；要到工厂农村里去，到前线、到战壕里去，去提高广大工农的抗敌意识和鼓舞激励战士们的杀敌情绪。文字宣传要力求具体通俗和生动；口头宣传要力求普遍、通俗和扼要；艺术宣传要更加普遍、深刻和激越感人。［10］周恩来事无巨细地指出了如何才能使宣传到位的各种方式，从这个侧面也可以看出，政治部第三厅虽然表面上是国民党政府下属的一个管理文化的行政机构，但是在周恩来主持的南方局的工作人员的努力下，这个机构一开始就扮演着共产党在国民党政府里的统一战线组织的角色，真正地为抗战做出了不少的工作。
另一方面，周恩来也十分关注民间统一战线组织的建立。在共产党中央作出要在各行各业，根据其职业特点组成行业内的统一战线组织的指示后，当时还在武汉的南方局就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组织文化人积极的筹备文学艺术界的各个抗敌协会，后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以及中华全国歌咏抗敌协会和中华全国漫画抗敌协会等相继成立，显然同共产党在这方面的工作分不开。周恩来在1938年3月27日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上发表的讲话中提到“诸位先知先觉，是民族的先驱者，有了先驱者不分思想，不分信仰的空前团结，像（象）征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一定可以凝固的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是第一点感想。其次希望作家多多取材前线将士的英勇奋斗，与战区敌人的残暴，后方全民众动员的热烈，一定可以发扬举国同仇敌忾，加强战胜敌人的信心！第三，在今天抗战过程中，我们还负有建国的任务。文学家应分布各战场，各内地，更多接触内地的人民生活，同时要承继祖先遗下的优秀文艺传统。第四，不仅是对抗战文艺，民族文艺，即对世界文艺，也负有重大的责任”。［11］既表明了共产党在抗战中支持文艺家抗战的立场，也鼓舞了文艺家抗战的热情。文协作为全国最大的民间文艺组织，是两党都希望对其施加影响按照自己意图发展的，但是从种种资料表明，由于国民党政府中后期的文化统制政策正在逐渐丧失人心，文艺家们渐渐信奉共产党积极的全面抗战政策，也渐渐地向共产党靠拢。比如在1940年左右文协的工作很活跃，为了统一大家对文艺的看法，经常组织各种座谈会，会刊《抗战文艺》上面也登载了不少对文艺问题进行思考和评论的文章，例如“文艺与抗日的关系”、“民族形式”等问题，南方局文化组首先要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和研究，并指定了《新华日报》给予配合和指导，于是在《新华日报》上也可以看到一些对当下文艺问题的社论、评论文章，这实际上是南方局通过刊物对刊物的影响对重庆抗战文艺运动进行的一种引导。周恩来和其他南方局工作人员也常常与文艺家交朋友，沟通思想，传达共产党方面对文艺问题的看法。通过组织统一战线组织和对出版物的引导，共产党渐渐地取得了在文艺界的领导权，引导着抗战文艺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
其二，在统一战线中组织文艺界进行了一系列争取民主促进社会体制和政府机构改革的文化运动。早在1937年5月3日毛泽东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中指出：“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和人民的自由权利，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纲领上的重要部分，同时也是建立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条件。”［12］在随后发表的《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中，他再次强调：“对于抗日任务，民主也是新阶段中最本质的东西，为民主即是为抗日。抗日与民主互为条件，同抗日与和平、民主与和平互为条件一样。民主是抗日的保证，抗日能给予民主运动发展以有利条件。”［13］在毛泽东看来，民主的政治是维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条件，尤其是在1942年皖南事变后，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变得微妙复杂，统一战线几度走向破裂，共产党人更加认识到民主制度对完成民族革命的重要性。然而，民主的获得却要通过斗争的方式。共产党人看到抗战时期的民主运动具有了与大革命时期和左翼时期民主运动截然不同的特点，那就是一切都要以破坏统一战线为基础。在总结过去的斗争经验中，共产党得出了一套专门用于抗战时期的民主运动策略——即有联合有斗争，在斗争中求联合。落实到文艺上的具体方案，是在抗战初期，当国民党政府还比较开明的时候，周恩来就利用自己国民党政府军委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领导第三厅的进步文艺家借政府机构组织发起了一系列的抗战宣传活动，比如“抗战扩大宣传周”；抗战一周年纪念活动及“七七”献金；组织了十个抗敌演剧队、四个抗敌宣传队和领导了“孩子剧团”，深入到前线后方，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工作；进行戏剧改革，将戏剧演出纳入到抗战宣传中等等。到了抗战中后期，国民党政府的政策骤变，在南方局大批地疏散文化人后，重庆的文化运动逐渐萧条，与南方局“文委有关系的书店及杂志亦因种种限制，不能出版新书及杂志、日报”，“由于当局之种种压迫，过去文化活动的方式已不能用，被迫产生新的方式。借文化人的红白日，郭沫若氏之五十寿辰，冯玉祥之六十寿辰，张冲之追悼会等等，以此方式进行一些文化活动”。［14］在这样的文艺运动策略下，重庆的文艺界多次举行鲁迅逝世周年纪念会。通过纪念鲁迅和鲁迅精神的方式，来达到希望文艺家学习鲁迅以笔来针砭时弊，促进国民民主精神的觉醒，呼吁政府实行改革的目的。
在刊物上，也通过编辑文化名人的特辑来进行民主活动。比如在《抗战文艺》上就多次编辑了鲁迅纪念特辑和其他名人特辑，在1942年6月15日的第七卷第6期登载了《郭沫若先生创作生活二十五年纪念》特辑共8篇文章以及鲁迅先生逝世五周年特辑共5篇文章。第九卷又登载了“老舍先生创作生活二十年纪念文选辑”等等，这是一种利用刊物特辑进行民主思想宣传，以唤起民众的觉醒，参与到民主运动中来进而推进社会体制和政府机构改革的方式，也是在政治形势紧张的重庆灵活运用斗争方式的一种体现。在1945年，当战争的胜利近在眼前的时候，共产党也加紧了推动民主运动的进程。在《关于大后方文化人整风问题的意见》中，周恩来认为“因目前民主运动正在开展，正好引导文化界进步分子联合中间分子，向国民党当局作要求学术、言论、出版自由的斗争，向顽固分子作思想斗争，揭露国民党文化统制政策的罪恶，并引导其与青年接近，关心劳动人民生活，以便实际上参加和推动群众性的民主运动”。［15］在南方局的推动下，社会上民主运动蓬勃地开展起来。1944年5月发表的《重庆文化界对言论出版自由意见书》中就表明了文化人已经开始团结起来向专制的政府要求创作出版的自由了。意见书中指出“七年以来，言论、出版、学术研究、戏剧公演等所受之限制，实至繁且苛。数年以来，禁出著作及禁演戏剧不可胜计，许多翻译名作，学术专著，以及描写战时现实或过去历史之文化作品，虽绝无违背‘抗战建国纲领’及妨碍国家民族得益之处，亦均在‘不合国情’、‘不合国策’、或‘不合抗战要求’等等笼统批驳之下，遭受禁止出版并扣留原稿，致使作家深感动辄触禁之苦，其已准出版者，更有在再版时复审而遭禁止，或甲地审讫通过之书，运至乙地又被查禁没收；而各地党政当局及军警人员任意干涉书刊发售之事，亦不一而足，致使书店蒙受无穷之损失。尤以杂志期刊一项，近年吊销登记禁止发行之纯正学术文艺刊物，更不胜列举”。“近年来，出版数量锐减，造成全国精神食粮之恐慌现象，过分严苛之图书杂志审查制度之存在，实为其主要原因之一”。［16］因此，要求政府当局“（一）取消图书杂志及戏剧演出审查制度。（二）杂志一面出版，一面申请登记，在登记证未发下以前，一律准行邮寄。其既经出版，不得借故吊销登记证，或停止发行，过去因故停刊之杂志，亦得复刊。（三）书刊出版之后，非经法律手续，不得禁止发行，各地军政当局，不得禁扣书刊，干涉演剧。（四）严令各地方当局切实遵守法令，保障言论出版自由。（五）以前未经通过而被扣留之一切著作、戏剧，除破坏抗战建国，违反民族利益者除外，应请一律发还原稿，并解除禁令”。［17］1945年2月22日的《新华日报》上发表了由308位文化人签名的《对时局进言》，进一步表明了文化界对实现民主的要求。1945年《抗战文艺》配合政治形势出版了《抗战文艺——文协成立七周年并庆祝第一届文艺节纪念特刊》，这个特刊也可以说是“民主与文艺”特刊，它主要是通过十多篇相关文章讨论了民主的空气对文艺发展的重要性，直到抗战胜利后，民主运动中的文化力量也对促进国内和平建设具有重要的作用，在1945年10月19日的重庆文化界纪念鲁迅逝世九周年的集会上，周恩来发表讲话：“现在虽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但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还没有完成，文化界，艺术家在这样的时代，一定会认识到政治与文化是脉息相关的。鲁迅先生的话告诉我们文化工作者不能离开政治。在将要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中，我们主张要有文化界的代表人物参加会议，提出文化界的代表意见和主张，包括在施政纲领中去，进宪法中去。因为和平建设，除了政治、军事、经济的建设之外，更包括文化的建设。”［18］正是在共产党的鼓励之下，文化人摆脱了过去那种不闻政治的姿态，开始主动地、自觉地关注自己的民主权利，参与到社会民主运动当中，这同共产党的推动分不开关系。
在共产党的正式文艺政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前，可以说，文艺政策是依靠在总的统一战线政策之下的。将统一战线运用到文艺界，或者说是用文艺的方式阐释统一战线，是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基本含义。它是一种在文艺组织上和文艺运动上的工作原则，是共产党指导抗战文艺运动的基本法则，在此之下制定的一系列文艺工作策略都是旨在推动抗战文艺运动配合总的军事、政治运动，因此文艺界的统一战线政策就具有了战略意义。
注释：
［1］［2］《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版，第327页、582页。
［3］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版，第846页。
［4］［5］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下），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版，第788页、第803页。
［6］南方局党史资料编辑小组：《周恩来关于领导文化工作者的态度给廖承志的指示》《南方局党史资料·文化工作》，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1941年5月7日，第7页。
［7］中共中央书记处编：《中央关于抗战中地方工作的原则指示》（1937你8月12日），《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版，第854页。
［8］［9］［10］阳翰笙：《风雨五十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179—180页、174页、183页。
［11］原载1938年3月28日《新华日报》转引自《南方局党史资料·文化工作》，南方局党史资料编辑小组编，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29页。
［12］［13］《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版，第237页、第252页。
［14］［15］［16］［17］［18］南方局党史资料编辑小组：《南方局党史资料·文化工作》，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1版，第13页、第25页、第192—193页、第194页、第43页。
（本文作者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研究生 四川重庆 400047）
编辑/李晓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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