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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文人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宣传
李 姜
［摘要］1931年至1945年间，相当一批外国知识分子奔赴中国各抗日战场。他们带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精神传统，以独特的视角报道中国的抗日战争，把中国的抗日战争展现在世界人民的眼中，用手中的笔架起了中国与世界相互了解的桥梁。
［关键词］外国文人；抗日战争；宣传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6—2254（2007）04—0102—02
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充分暴露了其侵略中国的野心。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又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开始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从此，中国人民进入了八年抗战的艰苦时期。在那抗日烽火的年代里，中国人民的悲惨遭遇和英勇抗战精神吸引了美国、英国、苏联、加拿大、印度、新西兰、德国、朝鲜、日本等国家的大批知识分子奔赴这片充满硝烟和苦难的土地。他们以客人的身份带着西方文化的历史背景和意识形态，对中国的抗战事业倾注着其独特的关怀，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宣传者，向中国和世界人民宣传国共两党的抗日主张和中国人民的抗日精神与抗日功绩。他们是抗日战争的见证者，见证了中国人民顽强抗战的历史，也见证了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杀害中国人民的残酷罪行。他们是抗日战争的联系者，把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联系起来，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一、宣传中国抗日斗争，鼓舞中国抗战决心
中国的抗日战争吸引了各国仁人志士的加入，有的甚至为之献出了生命。抗战爆发后，大批外国文人情系这片热土，时刻关注中国抗日形势的发展。他们历经艰险，奔赴各抗日战场，报道抗战情况，宣传国共两党的抗日情况和主张，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战决心。
抗战期间，外国文人用大量的笔墨描绘了中国的抗战情况。如美国记者爱泼斯坦不顾危险，毅然投入抗战洪流，报道那些为民族生存而浴血奋战的战士和人民。他的《人民之战》以第一手的报道和观察向世界宣传中国人民坚忍不拔抗侵略的英雄事迹。英国记者贝特兰在《华北前线》一书中写到：“世界上任何军队，如要对抗苏醒中的中国的全部力量，必遭失败。”［1］韩国人郑律成则不辞劳苦地创作抗日歌曲，用歌声来鼓舞士气。他创作的《延安颂》、《延水谣》、《八路军进行曲》等歌曲成为当时中国军民的精神食粮。日本人绿川英子不惜被本国人看成叛徒，毅然进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的中央电台，担任日语广播员，执行对日本士兵广播的任务。她甜美的语言打动着被日本法西斯驱赶到中国充当炮灰的日本下层士兵。她的广播像一把锐利的钢刀，刺向敌人的咽喉，使敌人胆战心惊，日本的军心也已经动摇。埃德加·斯诺也热情讴歌了国民党二十九军广大官兵顽强抗击日本进攻的壮举，爱泼斯坦报道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他们对抗战初期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宣传，有助于改变九一八事变以来国民党不战而退，对日妥协的现象，更加增强了中国人民抗战的信心。
外国文人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敌后根据地的抗战功绩也进行了客观的宣传。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全面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对中日战争的见解及中国共产党和革命根据地的建设等问题。他在书中重申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要求合作停止内战，并建立全国的‘反日阵线’来抵抗侵略者。”［2］1944年，访问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中外记者西北访问团也写下了许多介绍敌后解放区的文章和书籍。如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的《北行漫记》、莫里斯·武道的《我从陕北回来》、爱泼斯坦的《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以及英国记者冈瑟·斯坦因的《红色中国的挑战》等等，都如实介绍了作者在解放区的所见所闻。福尔曼在书中描述了延安生活一片生气盎然的景象：“小孩子都穿着很好的布鞋，并且看出是快乐、活泼和营养充足。”［3］妇女们也：“穿着质地优良的棉布，穿得非常考究，极其干净。”［4］他还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军队从抗战爆发后至1944年夏至的军事战绩：“八路军和新四军合并起来共占全中国对日兵力的1/15弱，不过共产党军队却和459%的今日在华的日本军队作战”，“在战争的七年中，共产党打了9200次以上的仗。他们曾毙伤了110万的日伪军，俘虏了15万的敌人。”［5］斯坦因也在《红色中国的挑战》中声称：“延安所宣称的战争记录，比我在重庆和西安听到的，更令人信服得多。”［6］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和德国记者汉斯·希伯更冒着敌人的炮火采访了新四军，宣传新四军的抗战功绩，希伯甚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则根据山西八路军的采访记录写成《人类的五分之一》，热情讴歌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伟大的人民战争，并向世界人民预告：中国抗战必胜。
外国文人的作品成了中国人民的精神食粮，它使那些抗战前线的战士不会因为一次战役的失败和战友的牺牲而丧失斗志，使那些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国人民不会因为日本侵略者的残酷屠杀而失去希望，为中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二、如实报道抗战情况，揭露蒋介石政府的独裁腐败
在抗战期间，许多外国文人直接投入到中国的抗战中，他们不仅是日本侵略者罪行的见证者，也是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见证者。他们不仅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抗日和抗战功绩，也见证了蒋介石政府的消极抗日和国民党统治的腐朽本性。
外国文人对抗战期间日本侵略者的罪行进行了客观的描述和猛烈的抨击。1931年10月，斯诺亲眼目睹了中国国土横遭日本铁蹄的践踏，成千上万的中国百姓在日军枪炮下丧生的情景。他在《远东前线》一书中以无限悲愤的心情揭露了日军在华的暴行。他写到：“在东北，大批农民背井离乡，无家可归，大量财富被日本人洗劫一空，毁坏殆尽。”［7］他还强烈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指出：“日本在东北的行动，显然是一种军事入侵，是一种战争的行为，对中日两国的和平造成了严重的威胁。”［8］1937年12月，日军侵占南京，他们在南京地区烧杀淫掠持续了6周，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为了掩盖其罪行，他们严密封锁新闻，同时焚尸灭迹，企图消灭罪证。但是，他们的罪行没有逃过那些外国记者的“法眼”。不少外国记者不顾生命危险，把亲眼目睹的日军暴行，通过日记、信件、新闻照片等形式记录下来，公布于世。当时《纽约时报》、《芝加哥每日新闻》等都及时披露了日军在南京的野蛮罪行，引起了全世界的震惊和谴责。外国记者的报道使南京大屠杀铁证如山，他们是暴行的目击者，是人证，容不得日军的抵赖。
同时，一些外国记者和作家还对蒋介石政府的独裁腐败和国民党的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丑陋行径进行了揭露，使之与中国共产党的英勇抗战和积极抗日的主张形成鲜明的对比。如费正清在《中国之行》中也指出：“1943年下半年，蒋介石政府的无能已日益明显，他极力加紧控制，实行个人领导，结果并未奏效，可能局面因而更加糟糕。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工薪阶层的人们，营养不良，失去希望。” ［9］另外，史沫特莱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风陵渡见闻》，描述了她在黄河岸边见到的触目惊心的场面：一群受伤的国民党军士兵，衣衫褴褛，饥寒交迫，在刺骨的寒风中缓慢行走。而肥头大身的军官，却长靴轻裘，对士兵投以冷笑，驾车逃命。她严厉谴责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统治，却给予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和军队以极高的评价。她与埃德加·斯诺、斯特郎、蔼斯等一起对皖南事变真相的揭露，更使蒋介石的丑恶嘴脸暴露无疑。他们强烈谴责蒋介石政府阴谋陷害新四军。他们的报道还促使美国政府对蒋介石产生不满，并威胁说：“在内战的危险没有消除，国内的团结尚未恢复之前，暂停对中国的财政援助。”外国记者对皖南事变的披露有利于打退蒋介石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有利于巩固抗日统一战线。
外国文人看到了国民党的腐败无能，也见证了共产党英勇抗日的精神和功绩。斯特朗的《人类五分之一》热情讴歌八路军是为人民服务的军队，指出：“共产党的部队是一支新型的部队。”贝特兰的《华北前线》对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和游击队进行了客观和公正的介绍，他指出根据地民众的抗日勇气和大无畏精神“对中国的未来是很有意义的指针”。而史沫特莱和希伯在苏北见证了新四军的丰功伟绩，他们认为新四军是华东地区抗击日军的主要力量。外国文人对国共两党抗日情况的客观报道，有助于当时和后来的人们了解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的不同作用，有利于人们了解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和人民的卓越战略和英勇战绩，有利于正确评价中共在这场全民族反侵略战争中的历史作用。
三、在中国和世界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外国文人对中国抗日战争的采访和报道在国内外确实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他们在中国抗日根据地和国统区之间，在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之间，以及后来的共产党新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中国抗战期间，许多外国作家向世界人民展现了大量反映中国抗战的优秀作品。1937年10月斯诺的《西行漫记》第一次公开出版后，立即轰动了全世界。它被陆续译成法、德、俄、意、西班牙、葡、日、蒙等几十种文字，它成了当时中国人了解共产党，投奔解放区的向导，是世界人民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在国内，三四十年代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把《西行漫记》作为“奇书”、“圣书”，他们从《西行漫记》里看到祖国的前途，认识了共产党。国统区，敌占区的人们，尤其是青年学生纷纷冲过封锁到达陕北，拿起枪奔赴抗日前线。在国外，《西行漫记》的出版“标志着西方了解中国的新纪元”。他为外国人打开了通往中国共产党红色区域的大门，大批外国记者和作家受他的影响来到延安访问。从1937年至1939年间，就有近百名记者去陕北采访。国际友人白求恩、柯棣华、韩丁等都曾受到《西行漫记》的鼓舞和感染，为我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美国总统罗斯福读过这本书后，曾三次召见斯诺询问中国的情况，他们还一起探讨远东问题，并一致认为：在共同对日作战中，同中共建立更为密切的联系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这对改善中共与美国的关系发挥了一定作用。还有史沫特莱的《中国在反攻》、《中国的战歌》和《伟大的道路》，斯特朗的《五分之一的人类》、《中国的一百万人》，阿特丽的《泥足的日本》、《战时中国》以及贝特兰《华北前线》等作品，均被世界文艺界誉为反映中国抗战的优秀作品。
外国文人在中国的不辞劳作，也为中国抗战文学的输出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宣传报道引起了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抗战的广泛关注、同情和支援，对于促进国际制日援华起了很好的作用。中国抗战期间，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比利时、丹麦、菲律宾等国家的人民分别采取募集物资，抵制日货和拒运军用物资去日本等方式，在不同程度上支援了中国的抗战。据统计，在美国，1938年至1942年6月，美国援华委员会募集的援华捐款达500万美元。［10］在英国，英国联合援华筹款委员会自1937年9月成立起至1944年2月，募集的捐款达1437457英镑，捐款的人数达3000万人次。［11］在加拿大，自1943年11月至1944年6月，加拿大医药援华委员会给保卫中国同盟的捐款就有11993英镑，6832228元法币。［12］马来亚援华委员会的援华捐款也达1750万镑。［13］而由于抵制日货的影响，1938年上半年日本输出美国的丝袜较之1937年同期减少了48%，日货在美国的销路减少了35%。［14］而1938年上半年同1937年上半年相比，日本货物对法国、加拿大、比利时、马来亚和菲律宾的输出也分别减少了21%、28%、52%、66%和34%。［15］同时，美国、法国和英国工人纷纷拒绝为日本装卸货物，丹麦海员也曾举行罢工，拒绝在纽约港装运汽油往日本。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中国的抗战。
外国文人的创作，形成了中国抗战文学空前未有的“出国”盛况，维系着中国抗战与世界人民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初联系，使世界人民感知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信心与力量，也使中国抗战得到国际反法西斯人民的极大关注和支持。他们挥舞着的笔杆，架起了一座相互了解和支持的桥梁。
参考文献：
［1］黎军、王辛：《抗日战争中的国际友人》，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2］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
［3］［4］［5］哈里森·福尔曼：《北行漫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6］斯坦因：《红色中国的挑战》，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
［7］［8］赵德教、赵文莉：《埃德加·斯诺与中国的局部抗战》(1931—1937)，《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6期。
［9］费正清：《中国之行》，中华书局1983年版。
［10］［11］［12］［13］［14］［15］沈庆林：《中国抗战时期的国际援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本文作者 湘潭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湖南湘潭 411105）
编辑/宜洪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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