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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后期苏联对华政策转变原因探析
傅义强
［摘要］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后期，苏联对华政策发生改变，逐渐偏离前期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一致的原则，在对日宣战的问题上向中国索取利益。这种政策的演变主要是苏联对华政策的出发点具有明显的二重性，随着反法西斯战争局势的好转，苏联大国主义和满足其民族主义私利的一面就暴露无遗。同时美国的纵容和国民党政府的妥协对苏联对华政策的转变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关键词］抗战后期；苏联对华政策；转变；原因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6—2254（2007）04—0104—02
在中国抗日战争的前期，苏联在道义上积极声援中国，在人力、物力上积极给予援助，这些都是不容置疑的。然而苏联这一态度并没贯彻始终，甚至在后期日益表现出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这一转变以1941年《苏日中立条约》签订为起点，到1943年欧洲战场出现转机进一步发展，最后至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达到顶点。苏联对华政策的转变不是偶然的，主要是其自身狭隘的民族主义在起作用，同时也受外部因素的影响。本文试从内外两方面就苏联对中国抗战政策转变的原因加以探析。
一
抗战初期苏联对华政策的出发点，决定了随着形式的发展，其必然走向民族利己主义。抗战开始时，苏联对华政策的出发点就具有明显的二重性：一方面，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是负有国际主义援助中国抗战以消灭日本法西斯、实现人类和平的义务；另一方面，苏联又想通过履行这种义务而索取更多的权利，以满足民族私利。同时，它这种国际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二者发展是不平衡的，随着苏联国内及国际形势的发展而此消彼长。往往是当中国的战略地位较为重要，苏联面临着法西斯严重威胁时，苏联就会增加对中国的援助，日益体现出其国际主义精神；反之，每当苏联形势好转，所受威胁减小时，则会走向满足其民族主义私利的歧途而显露出大国主义的面孔。
应该说抗日战争初期苏联对华政策是应该肯定的，表现出“权利”和“义务”平衡的原则，是符合国际主义准则的。然而，到了1941年春德国即将发动对苏侵略之际，苏联对华政策开始发生逆转。首先是必要的援助日益减少；其次是急于与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条约的签订使苏联从日本方面得到战时中立的保证，增强了自身的安全，但是条约所附的声明却是有损中国民族利益的，是苏联为本民族利益牺牲他国、纵容侵略而迈出的第一步。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展到1943年底，苏联已取得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伟大胜利，欧洲战局出现转机，德、意法西斯渐处被动地位，而且盟军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计划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这些都足以使斯大林从长期惧怕两线作战的困扰中稍微解脱出来，向东方投出关注的目光。于是，苏联在远东集结了160万兵力，3704辆坦克，1852辆自行火炮，220000门大炮，5000多架战斗机。而当时号称百万的日本关东军只有75万人，坦克1150辆，大炮5360门，飞机1800架，且战斗力低下，苏军无论是在质量还是在数量上都明显占居优势。［1］尽管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却从未主动要求无条件对日宣战。在苏联看来，战争中不断壮大和国际地位的迅速提高，使他们已不在有当初的四面楚歌之忧。当初从捍卫本国利益出发的援华政策日益被民族利己主义代替。1943年底德黑兰会议讨论苏联对日宣战问题时，斯大林开始试探性地提出：“苏联在远东没有一个港口是不冻的，海参崴只是个部分不冻港，而且被日本控制的海峡所包围，彼得罗夫斯克虽是一个不冻港，却没有铁路连接。”“大连不冻，就像旅顺那样……”［2］这种试探足以暴露斯大林的民族利己主义的私心，而且这种私心随着苏联的强大和不断胜利而膨胀，后来在参战问题上竟赤裸裸地要价，甚至以“向人民解释苏联为什么参战”、“涉及国家利益”、“向最高苏维埃解释”为借口要挟中国。对中国政府的据理力争，斯大林竟蛮横地回答：“倘使你们的国家有力量自己打败日本，我们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们没有这个力量还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3］这样，狭隘的民族主义已代替了国际主义，苏联对华政策的双重性质中只剩下为本民族谋利益这一点。
二
美国为了自己战时减少损失，战后在远东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安排，急于和苏联妥协而公然以中国的利益作交换，迎合了苏联的私欲，是促进苏联对华政策向民族利己主义急剧发展的外因之一。
二战后期，随着德、意法西斯行将土崩瓦解，欧洲战场即将解决之际，美国根据其先欧后亚大战略，自然要回眸远东。当时以马歇尔为代表的军方认为：美国正在太平洋上的每一岛屿进行激烈的战斗，而且日本关东军在满洲和朝鲜还会顽强地抵抗，此外，守卫日本本土的还有250万日军。因此，在远东战场“需要俄国的援助来使对日战争成功地结束”。［4］1943年底，美国战时的一份文件明确指出：“有苏联作为盟国的一员参加对日作战较之相反情况，战争能在较短的时间内结束，也可以少付出生命和物质的代价。如果太平洋战争在俄国方面不友好或持否定态度的情况下进行，就会增加无可估量的困难，作战也可能遭到失败。”［5］麦克阿瑟作为美国太平洋作战总指挥所经历的战争的残酷性，使他迫切呼吁美国政府采取现实的态度。“没有俄国人保证……这（战胜日本）是办不到的。” ［6］这一观点已被多数人所接受。另外，当时原子弹尚未试制成功，很多人表示不相信这一计划的现实性。加上国民党军队后期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积蓄力量准备内战，导致后期一连串的大溃败，使美国政府非常失望。而美国政府又不可能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中国抗战中的重大作用有足够的认识和重视。这样在美国看来，减少自己的损失并最终战胜日本的惟一选择便是拉苏联尽快参战。
另一方面，美国着眼于战后远东的安排，认为也有必要与苏联取得暂时妥协。美国当时流行所谓“真空理论”，即认为日、德战败，英、法衰退，战后远东将出现一个权利的真空。为了乘虚而入称霸远东，美国必须要控制苏联的扩张，因此要提前对苏联加以有效遏制。
但是，无论是实现战时拉苏联还是战后制苏联，美国都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来满足苏联的要求，这种代价在美国看来就是牺牲中国人的利益。从这一目的出发，美国从1943年就陆续主动同苏联接触。在开罗会议时，罗斯福就已迫使蒋介石同意，决定把中国东北的某些权利让给苏联，以换取苏联的参战。在德黑兰会议期间，11月30日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举行的一次“午餐会”上，罗斯福和丘吉尔就允诺，把大连作为国际化的自由港，来满足苏联在远东拥有一个不冻港的愿望。［7］
1944年12月，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奉命落实答应给苏联的各项具体条件，到雅尔塔会议前期双方已基本成交，最后将苏联的要求写进协定，并且美国保证“苏联这些要求应在战败日本后毫无条件地予以满足”。［8］得到美国的默许和配合，本来就对中国东北动心的斯大林不再有所顾忌，开始在参战问题上趁机漫天要价，大敲一笔，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利益。由此看来，抗战后期苏联对华政策中的大国主义、民族利己主义的恶性发展，是同美国的介入分不开的。
三
国民党政府软弱无能，为换取苏联对自己的支持而放弃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不惜牺牲民族利益，使苏联的无理要求得以满足，这又进一步刺激了苏联对华政策中的民族利己主义的发展。
如前所述，在美国一手包办下，与苏联签订了出卖中国利益的《雅尔塔协定》，尽管当时是秘密条件下进行的，但蒋介石政府并非一无所知，后来在中苏签订《友好同盟条约》之前，美国向国民党政府透露有关《雅尔塔协定》的内容，并作为中苏条约之条件，蒋介石最终竟然表示愿意考虑，并“希望与苏友好合作”，甚至说：“我中国全国的物资，将来皆可为两国共同利益而使用。”［9］这与满清的慈禧太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卖国嘴脸是何其相似。蒋介石之所以如此，首先是不敢得罪美国，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是蒋介石想通过对苏联的让步来换取苏联对自己的支持。总之，正是为了求得大国对其反动统治的支持，使蒋介石置民族利益于不顾。
在苏联背着中国签订严重损害中国利益的协定，并企图以该协定为前提与中国政府进行谈判的情况下，蒋介石答应并希望“会谈能不拘外交形式，开诚商谈中苏两国密切合作的根本问题”，“商订中苏密切合作的条约之后，彼此皆能彻底了解，则将来中苏的国界甚至可以不设防”。［10］它的这种“富有诚意”的态度并没有感动莫斯科，却使苏联在大国沙文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样，《雅尔塔协定》本身已经严重损害中国主权，而在中苏谈判中，苏联对协定又进一步作出有利于自己的具体解释，强求中国方面接受，扩大了协定的内涵。
因此，完全可以说，中苏谈判和中苏条约进一步发展了雅尔塔协定，同时使中国方面遭受更大的损害。特别是，不仅在内容上如此，而且在整个谈判过程中，苏联为实现民族私利而抛弃国际主义的基本原则，与国民党政府进行政治上的交易，充满了强权政治和民族利己主义色彩。
综上所述，抗战后期苏联对华政策逐渐偏离前期所奉行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一致的原则。这种政策的演变主要来自国内因素的影响，同时美国的纵容和国民党政府的妥协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样使后来苏联考虑对华关系问题时往往从民族利己主义出发，把对华政策变成一种实现私利的手段，强调本民族利益，不顾他国主权，这是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背道而驰的，给中苏关系、中国革命以及国际共运带来了消极影响。
注释：
［1］［2］《动荡中的同盟—抗战时期的中苏关系》，广西师大出版社1993年版，第267页、第249—250页。
［3］《蒋介石生平》，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65页。
［4］威廉·哈代·麦克尔尼：《美国·英国和俄国——他们的合作和冲突（1941－1946）》（下），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618页。
［5］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二次大战期间白宫实录》(下)，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749页。
［6］赫伯特·费思：《中国的纠葛》，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63页。
［7］萨纳柯耶夫、崔布列夫斯基：《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三联书社1978年版，第92—99页。
［8］刘庭华：《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系年要录统计荟萃（1931－1945）》，海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559页。
［9］［10］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559—560页、第570页。
(本文作者 南方医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博士 广东广州 510515)
编辑∕彭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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