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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求学记
陈公石
抗战爆发，福州遭到日本鬼子的狂轰滥炸，国民党省政府搬到永安，福州的几所学院、中学也搬迁到永安、沙县、闽清、永泰、南平等地。
1941年4月，福州及沿海一些县相继沦陷，我的母校长乐关航中心小学也被日本鬼子占领作了马厩。沦陷后的福州就像人间地狱，日本鬼子到处奸淫、抢掠、掳杀，无恶不作。难民们不堪忍受，大多逃难到内地山区或沿海农村，城市几成一座空城死城。
1944年10月，福州及沿海一些县二度沦陷。我不愿意当亡国奴，就和几个同乡青年一起逃往闽清，准备投考福建学院附中。我们由长乐县城坐民船到福州，再从福州坐船去闽清。路上，国民党岗哨从岸上喊话说不准行船，要我们停航，否则他们就要开枪。我们告诉他们，我们都是从福州逃难出来的老百姓，已有一天没吃东西了，求他们放行，可是无论我们怎么说，他们都不肯。没有办法，只好把船停在江中。船上十多人，又冷又饿，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呆坐了一个晚上，挨到天亮才起锚开船，到闽清口，又是天黑，晚上就睡在一艘大木船的甲板上，天亮后渡船到闽清县城，吃了点稀饭，就忙着赶路。福建学院附中在闽清十六都白云渡，从闽清县城到白云渡有十多公里，全靠步行。找到学校，校领导同情我们来自沦陷区，没有经过考试就同意让我们插班入学了。
福建学院加上附中约有1000多人，偌大一个学府，从办公室、寝室到学生宿舍全部租用民房，一间十多平方的宿舍，住着20多人，大家都是用草席铺在地板上，肩并肩地睡觉。天热时大家就在屋外乘凉，到半夜回房。天冷时每个人都用一盏桶油灯照明，复习功课，大多用破碟破碗盛着油，油里放着两根灯心草点着。我觉得破碗桶油灯都耗油，于是就在走廊上桶油路灯底下，眯着眼看书。就是那时把眼睛搞坏了，患了高度近视。由于学生、老师住得很分散，因此早晨起床、晚上熄灯以及三餐吃饭都是用吹号告知的。
课堂大多在又小又黑三面不透风的民房里。吃饭是集合在大饭厅，楼上楼下摆了成百张的方桌，分两批用餐。大家自带碗筷，围着方桌，站着吃，一人一小缸饭，大多吃不饱。有些钱的人，饿了就到小吃店加餐，没有钱的人只好饿着肚子。那时候，交通通信非常不便，从福州寄到学校的信，一般都要半月一个月才能收到。尤其福州沧陷时期，交通通信几乎断绝，因此有不少人因交不上伙食费而被停膳。
那时候，我们虽身在学校，而心都挂着家里，想父母家人，想乡亲父老，担心他们是否安全，有没有发生什么不幸的事。我们经常看到有的同学看了家里寄来的书信后，痛哭起来。我们虽不知他家里发生了什么事，心里也替他难过。星期天，我常拿着书本到梅溪溪畔的橄榄树底下复习功课，时而看着书，时而凝视着那徐徐转动的水车，时而想着家，想着想着，不禁流下眼泪。老师们的心情也是这样，他们有的一家都逃难到这里，就住在一间民房里；有的独身逃出来，上课有时谈起国难家仇，语声哽咽。
同学们大多是来自福州及闽东、闽南沿海的学子，晚上常常聚集在一块，谈起国家、家事、天下事，每谈到沦陷的家乡，往往唱起《松花江上》这首悲壮的流亡歌曲，每唱到“九一八，九一八”的时候，许多同学都泣不成声，号啕大哭，过了好一阵才以互相劝慰勉励而告终。当时情景确实悲切。至今，每唱起这首歌，每想起当时的情景，我还时常激动得热泪盈眶。
事情已经过去60多年，曾经苦难的祖国，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国力强大，国耻国难将一去不复返了。
编辑／李晓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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