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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前的“呐喊”——忆“骆驼社”的战斗历程
梁超浩 林士锋 陈良正 林法中 陈孟庄
1948年春，福建省立福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以下简称福州高工学校）地下党组织，勇挑革命重担，组建“骆驼社”，为迎接福州解放作了艰苦卓绝的战斗。我们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在“骆驼社”创建60周年这值得纪念的日子里，我们情注“骆驼”，思潮澎湃，深感许多往事值得回顾。
一、“骆驼社”的诞生
1948年秋天，解放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以济南解放为标志的北方战场的胜利消息，传遍国内外。但武夷山麓南边，却正处于黎明前最黑暗、最艰苦的时刻。蒋家王朝不甘于失败，将其党政机关南迁，企图负隅东南沿海，国民党政军要人云集福州，特务活动猖狂，不断捕杀我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
就在这种情势下，福建高工的一些地下党同志迫切地感到需要更好地组织起来，投入到更多的革命实践中去。1948年秋季开学不久，首先由福建省立福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三年制电机科三年级的梁超浩、方鲁、林士锋等同学经过几次聚谈，讨论成立一个新的战斗团体。当梁超浩建议把这个战斗团体取名“骆驼社”时，得到其他几位同学的一致赞成。取名“骆驼”的含义就是：当时蒋管区的社会环境是年轻人的沙漠，我们愿作坚忍不拔的骆驼，穿越险冈恶山，走向绿洲。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当年选择骆驼这个名字，作为组织一个战斗社团并出版一个刊物的出发点。“骆驼社”最初的成员有20多名，其中多数是高工学生或曾在高工就读过的同学，他们就成了“骆驼社”的骨干。
“骆驼社”从1948年10月组成，很快发展到包括福州高工、福中、光复、格致、高农、高商、三一、福商、闽侯师范、福州女中等中等学校，并在社会的其他部门，在闽北、闽东以及山东、浙江等外省，都有了自己的社员。到1949年初已发展到70多人。
在“骆驼社”社员中，有许多位地下党员，但是除了原来就属于一个支部或小组的同志彼此知道组织关系外，其他同志之间，虽然当时已做到生死与共，但不曾相互交代过组织身份，这是地下党的组织原则。“骆驼社”里的地下党员，都恪守着地下时期严格的组织纪律。但是，“骆驼社”得到许多学校党支部的坚强领导，如卢诗润同志的上级严传全同志(光复支部书记)，林士锋同志的上级潘向䶮同志(高农支部书记)，梁超浩同志的上级吴毓桂同志，陈良正同志的上级郑学珍同志都对“骆驼”的工作给了许多及时的重要的指示。尤其是潘向龙天同志对“骆驼社”的工作给予极大关心，除了指导支部里的几位党员参加“骆驼”刊的编辑、供稿，让支部的多位党员参与“骆驼”刊的发行传播外，还安排在轮船上当轮机技工的林友川通过做些贩运生意以筹集款项，为“骆驼”的印刷出版提供物资支持，这就使“骆驼社”的工作能蓬勃开展起来。每一个在“骆驼社”工作的地下党员，当时都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是在执行党的任务，为人民解放事业而斗争着。
二、创建宣传舆论阵地——《骆驼月刊》
组建“骆驼社”的目的，是通过这个组织形式把进步青年(主要是中学生)组织起来，团结起来，形成一个共同学习(学习形势、学习政治理论)、共同战斗的集体，为迎接福州解放作好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骆驼月刊》是“骆驼社”创办的主要刊物，它是一个政治、时事与文艺相结合的综合性刊物，有社论、时事述评、征文特辑、各地通讯、世界知识、青年生活、文摘、金字塔、瀚海、骆驼园地等10个栏目。
“时事述评”栏，有评述当时革命战争形势，如“一起一伏的南北战局”、“南京兵临城下”、“万木无声待渡江”等；有抨击反动统治垂死前的恶行，如“野兽!野兽!野兽!”、“评《观察》停刊”、“战犯无罪?”等，是当时反响较大的栏目。
征文栏，通过“我喜欢的一本书”和“我不喜欢的一本书”，介绍了一些革命书籍，如《李有才板话》、《新人生观讲话》、《马凡陀的山歌》等，驳斥了一些反动低级书籍，突出的是对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的抨击。
“金字塔”综合栏中一些文章，也有较大的政治分量。如杂文《战犯》针对当时国民党报纸上对惩办战犯问题的种种谬论给予驳斥。《真和伪》一文，对国民党政权的伪性质给以有力的论证。这都是现实性战斗性较强的短文。《山歌两首》的前一首《T、V、宋》是对即将死亡的四大家族的送葬檄文。后一首《渡江问题》，利用儿歌形式，通俗地说明解放军渡江的必然性。独幕剧《奸匪》是对蒋帮灭亡前夕对革命人民疯狂屠杀的一幕录像。
“瀚海”是文学专栏，但其中大部分作品仍是直接为革命呐喊的，如散文《黎明》，呼唤着即将到来的黎明，憧憬着即将到来的新社会；诗《饥饿的野火》，喊出了“饥饿是没有阶级性的／学生、教授、农夫、工人……/一切法令、枪杆都防御不了……”是对于8个月后又一次反饥饿反迫害运动的预言与召唤。诗《沉默》，虽只有短短的9行，但富有强烈的感染力：“沉默／是无言的反叛／是潜在的暗流……／当人们不再沉默时／力量跟火山爆发一样／谁也不能抗拒!”
“各地通讯”栏，发表了《吴晗教授从山那边寄出的一封信》，介绍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对解放区的充满喜悦与敬佩的见闻；由“骆驼社”驻青岛记者郭方中及驻杭州记者林元实连续报导的北平天津解放后的新气象，及青岛、杭州国民党溃退前的狼狈丑态。
在《骆驼月刊》第二、三期，还全文发表了毛泽东对和平的声明，和《人民日报》发刊词。
由于当时省外的一些进步刊物相继被封闭，《骆驼月刊》的出版，受到了青年学生的热烈欢迎，他们争相传阅，互相介绍，不但思想进步的学生爱读，平日不大关心政治的同学也喜欢看。试刊号在1948年12月初一出版，就收到了福商中学一群读者的来信，说：“读了《骆驼》，使我们激动得落泪，想不到，在这寂寞的环境里，竟有一群充满着蓬勃朝气的青年人，用坚强的毅力跟环境奋斗，朝着光明大道前进，他们要打破现实，使这池死水，变成活流。他们要使这本刊物，变成了白金、二氧化锰，通过这黑暗时代，加速光明的时代的产生。”
在福州高级商业职业学校内，高商的进步同学把《骆驼月刊》1949年一月号上登载的《新年狂想曲》一文抄写成大字报，张贴在校门口的墙上，使每个踏入校园的老师学生都能看到。这是一篇展望新中国即将在几年后呈现的新面貌的畅想曲。
《骆驼月刊》不仅在福州发行，而且，在闽东、闽北的几个县都有读者，也传播到外省。
《骆驼月刊》从编辑到出版发行都是实行集体领导，但也搭了个机构架子，有社长、总编辑、编辑部、经理部等。社长卢诗润，总编辑唐永光，编辑部主要由梁超浩、方鲁、林士锋负责，经理部主要由陈良正、吴秉周、林法中、马懋汉、陈孟庄负责。这些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高工二、三年级学生，许多人临近毕业，功课压得很紧，既要学习功课应付考试，又要完成出版印刷发行任务，因此只得利用课余及夜间突击工作，有时通宵达旦地干，其紧张程度不亚于战斗。
为了保密，《骆驼月刊》的编辑部和印刷点当时设在方鲁住宿的福州地方法院后面的一个小仓库里。方鲁的父亲方文治同志是30年代的老党员，曾在曾镜冰领导下工作，后因失去联系，隐蔽在法院当“推事”。我们借在那里，就是靠着他的掩护。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专门镇压人民和共产党的机关里，却隐藏着一个地下印刷机构。
三、“骆驼”的延伸——《高工生活》周报与《长江》墙报
《骆驼月刊》的出版，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他们四处探听《骆驼月刊》的来源及出刊地点，准备逮捕《骆驼月刊》的主要编辑出版人员。在社员和读者的掩护下，《骆驼月刊》的工作人员及出版地点始终没有暴露。但长期坚持下去有困难，特别是高工学校的特务分子追查得很紧。加上，月刊出版时间相距较长，已不能适应当时解放战争飞速发展的形势需要。因此，经过“骆驼社”核心领导的研究决定，《骆驼月刊》出完第四期暂停刊，改出《高工生活》周报。另专门成立了一个工作班子，由卢感、梁超浩、林士锋、方鲁、吴秉周、马茂汉、陈良正等组成，卢感出任社长，林士锋为总编辑。《骆驼月刊》的其他工作人员基本都参加了编辑和出版发行工作。报纸刊头，请高工校长陈世雄先生题字。这样，《高工生活》周报便以公开的合法的面目出现了，在学校内有一个公开的办公室，有公开的记者。
《高工生活》为八开铅印小报，每星期出一期。我们费了很大力气与福州城内仙塔路一家印刷厂订了承印协议，该厂几个青年工人对我们的工作给了很大支持(解放后这几个工人同志到了《福建日报》社工作)。每期印七八百份，发行到全市各中等学校。
由于《高工生活》的编辑出版工作集中在几个地下党员身上，所以出版后更明显地成了宣传学运、为迎接解放作舆论的报纸。《高工生活》主要报导了：1949年3月份“反饥饿、反迫害”学运情况；格致中学地下党员林波遇害后，地下组织所散发的传单，标题为“年轻的生命又倒下一个，新生的警钟又沉重地敲了一下!”；新解放区城市的学校情况，以及知识分子如何迎接革命政权，知识分子的思想如何适应新社会等长篇报导与论文。
在出版《高工生活》的同时，“骆驼社”还在高工校园出了《长江》墙报，由骆驼社编辑方鲁主编，“骆驼社”主要成员都投了稿，内容介绍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胡绳的“唯物辩证法”、薛暮桥的“政治经济学”等。
《长江》墙报的刊头是一幅彩色画：长江北岸是一片碧绿的稻谷，长江南岸一个巨人被绑在一根柱子上，象征着已解放地区的人民过着幸福的生活，蒋管区的人民还处于水深火热中。墙报一贴出，在高工校园内立即引起轰动，同学们争相围观。学校反动分子向特务报告，特务带了宪兵队进校，把《长江》墙报全部撕下带走。当晚，特务便衣提了驳壳枪带了手铐冲进高工教室二楼企图搜捕办报人员，幸而地下党员陈文钦见到这情况便大喊：“宪兵要抓人呀”！许多同学也跟着一起喊“宪兵抓人呀”。当时的教室是木结构，许多同学在喊“宪兵抓人呀”的同时，用脚一起蹬地板，整座教室楼摇摇欲坠。眼看硬抓不行，宪兵被迫退走。
四、为学运推波助澜
经过1947年全国“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学生运动的洗礼，随着迎接全国解放新形势的到来，1948以后的学生运动更加注重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相结合，更加注重解决各个学校的实际问题。福州高工是解放前我省惟一一所部属的职业专科学校，学生享有公费待遇，公费标准是每月发给30斤糙米。在“民以食为天”的年代，这30斤糙米是学生很重要的生活来源。可是当时学校行政当局贪污腐败，克扣学生膳食，学生生活状况堪虞。针对学生切身利益这一大问题，“骆驼社”领导班子研究决定开展为维护学生权益、改善膳食状况而斗争的运动。1948年秋，“骆驼社”成员陈孟庄在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的支持下，当选为学生会膳食委员，进驻学生食堂管理室值班；对粮豆等主副食品进行全过程监控，经过近一学期的努力，学生膳食质量有新改善，受到同学们的好评，但为此也惹怒学校反动当局，于1949年初被勒令停学。
在1949年3月底发生的“反饥饿、谋生存”运动中，当得悉反动当局扣发省立中学教师工资的消息时，陈良正等同志及时以《高工生活》社记者的身份采访了教师与银行，在高工校园内张贴了醒目的海报和支援教师反饥饿的宣言，整个学校立即沸腾了起来。老师立即宣布罢教，参加到“反饥饿、谋生存”的斗争行列。《高工生活》还联络全市各中学中的社团召开联席会议，扩大这次斗争的规模，并由《高工生活》主编林士锋执笔，以“省立中学社团联”的名义发表声援老师的《告全市人民书》，陈良正、王镛找印刷厂印了几千份，由大家拿到大街上向市民散发。声援书中说：“当一个人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被剥削时，就是最善良的人也会拿出力量去为维持这种生活作殊死挣扎的，我们的教师当然也不能例外。因此他们团结起来向政府争活命了……我们这个政府好像只懂打仗，怎样剥削人民，而不知道怎样去振兴教育，造福人民……”这篇《告全市人民书》，被《星闽日报》记者全文登载在第二天的“省市新闻”版面的头条位置。记者在报导中还说：“在学生散发的各种宣传支援文字中，以高工学生散发的传单最为感人。”这项活动，对推动这次运动起了较大的作用。
《高工生活》还召集过一次有意义的“迎接红五月生活晚会”，有校内外读者及学校工友参加，在会上声援南京“四一血案”，唱解放区歌曲，朗诵革命诗歌等，最后，全场齐唱歌曲《你是灯塔》。高工的反动学生曾企图破坏这次集会，派人盯梢，想抄黑名单，我们与之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揭露其阴谋。
五、当“骆驼”奔跑时
“骆驼社”创立的时间较短，从1948年9月到1949年8月，不到1年。但在当时国民党统治十分强大的福州，“骆驼社”在福州中等学校宣传与组织青年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她所迸发出的火花，点燃了许多青年学生心中的火炬，促使他们投入革命的熔炉，为驱逐黑暗，加速蒋家王朝的覆灭，迎接新中国的到来，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我们在电视和电影里看到骆驼的行进步伐都是稳健不迫的，但到过草原的人都说，在草原当情况紧急时，一旦骆驼奔跑起来，其奔跑速度比马还要快，这是出乎一般人想象的。这可能因为骆驼的脚掌构造的特殊适应性，和它体内潜藏的爆发力。
福州解放前夕，“骆驼社”骨干成员林法中、陈孟庄于1949年5月转移到闽侯县的螺洲乡，出版《螺声》月刊两期，分发到回乡青年学生手中，并召集本乡一批青年学生到螺洲中心小学宣讲解放战争的形势和党在新解放区的政策，为迎接解放作准备。
“骆驼社”中有一些同志，在福州解放前几个月就秘密离开福州，躲过宪兵的搜查，上山参加了游击队。在“闽浙赣人民游击队第二纵队第三支队”中有9名原“骆驼社”员，包括支队长、政委等。他们是张炯、林友川、林士锋、刘承焕、卢诗润、方鲁、马懋汉、陈良正、吴秉周等。
解放后，“骆驼社”员全部即时参军，在解放福建、建设福建的斗争中，在随后分散到全国各地的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许多部门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解放后，在福建省人民革命大学学员的结业小结中，部分同志提到解放前所接受的革命报刊影响，而增加了对共产党与解放区的认识时，提到了《骆驼月刊》。如原福建革大三部五班成员郑心坦在就读福建高工期间，通过“骆驼社”成员与他接触交谈，阅读《骆驼月刊》，靠拢党组织，投奔革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作出贡献。
“骆驼社”当年播下的革命种子已经生根壮大。让我们发扬“骆驼”精神，永葆革命青春，为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迎接党的十七大召开而努力奋斗。
编辑／云 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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