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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苏区纸币挤兑现金现象的原因、对策及启示
宋晓红
银行挤兑，又称挤提，是存款人集中大量提取存款的行为,是一种突发性、集中性、灾难性的危机。自有银行以来,挤兑现象就相并而存。据载,世界上最早的两家银行是1272年和1310年在意大利设立的巴尔迪银行和佩鲁齐银行,均因债务和挤兑问题于1348年倒闭。始于银行挤兑而爆发的1929～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使美国大约1.1万家银行倒闭或被兼并,造成金融混乱。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上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银行曾发生过挤兑风潮。
1933年初，中央苏区各地也发生了纸币挤兑现金的现象，造成苏区财政困难、外贸逆差、币值不稳的严重局面。面对这一现象，苏区政府在党的领导下，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及时分析原因，采取一系列果断措施，在较短的时间内，使苏区经济转危为安。虽然当时共产党处于局部执政的战争年代，但其有效做法对如今发生频率越来越高的银行危机仍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一、中央苏区纸币挤兑现金现象产生的原因分析
1933年，中央苏区各地发生纸币挤兑现金的现象，反映了中央苏区时期国家银行所发行的纸币贬值。币值不稳的客观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落后的农民意识，喜欢保藏现金；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奸商及一切反革命分子，企图配合敌人的大举进攻，阴谋破坏苏维埃经济。[1]主观原因则是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
（一）创建中央苏区的过程中，打土豪、分田地，废除高利贷，触动了土豪劣绅的利益，他们时刻阴谋破坏苏区经济
1929年初，为了打破国民党对井冈山的“围剿”，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转战闽西、赣南，创建了以赣南、闽西为中心区域的中央苏区，成为全国苏维埃和红军的指挥中枢。在创建中央苏区的过程中，苏区党和政府领导人民群众开展土地革命，把废债和分田并列，均作为消灭封建剥削的内容。当时高利贷的主要形式有现金借贷（钱利），粮食借贷（谷利）、预卖农产品（卖青苗）、典当等。钱利通常月息三分至五分。农民借了这种阎王债，其结果债务越背越重，终至卖儿卖女或破产逃亡。因此，土地革命一开始，废除高利贷与分田就成为组织群众与封建阶级进行坚决斗争的最有力口号。苏维埃政府提出了“废除一切债务”的口号，颁布了《借贷条例》，规定对高利贷“一律取消”，借券借约限期缴交苏维埃政府或农会焚毁。同时，摧毁旧的金融体系，统一货币。革命根据地建立之初，金融市场极为混杂。如闽西、赣南，国民政府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的票子，各商会的票子，都在市场流通。还有大量杂洋等劣质银币充斥市场。这样根据地群众不敢用白区的钞票和杂银，致使有些偏僻山区，甚至退回到“以物易物”的境地。因此，为了稳定金融市场，禁止白区杂钞劣币的流通，防止金银外流，苏区政府开办工农银行，实行统一货币制度，发行自己的货币。驱逐已经输入红色区域的杂钞劣币，稳定革命根据地的金融市场。以上两种金融措施，都是最大程度地触动了地主、富农、土豪劣绅的利益，使他们对共产党的金融政策怀有仇视之心，一方面利用农民喜欢保藏现金的落后意识，捏造谣言，拒绝使用纸票银毫，另一方面哄抬物价，降低纸币价格，导致群众不信用国家纸票银毫。
（二）国民党经济封锁的日益加紧，根据地缩小，物资缺乏，纸币贬值
从1930年10月开始，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开展了五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变本加厉地加强了经济封锁。中央苏区的经济陷于十分困难的境地。反动派对苏区进行了严密的经济封锁，从内地到中央苏区的路线被敌人紧紧封锁以至阻塞了，很难通过。在此情况下，根据地物资缺乏，现金外溢，币值不稳的状况就更加严重了。财政困难日益严重，不能执行二苏大会“按市场的需要的原则，发行适当数目的纸币”的指示，不得不较大量地发行纸币。到长征之前发行总数约800万元。[2]
（三）王明路线过“左”政策打击了私营工商业，赤白贸易阻滞，逆差扩大
由于王明路线的过“左”的劳动政策、税收政策，以及在土地革命中没收地主、富农兼营的工商业等错误政策，致使私营商业倒闭，根据地的产品除国营对外贸易局组织出口外，私人经营的出口已基本没有了，以致扩大了对外贸易逆差。赤白贸易阻滞使根据地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不能出口，但为了保证战争的物质供给不得不千方百计用现金到白区去购买布匹、洋油、钢铁、医药等物资，这样就使根据地的现金大量外溢。这种由出入口不平衡所引起的现金储备的日益枯竭，就使币值的稳定失去了一个最基本的条件。
（四）取消主力红军筹款任务，造成财政困难
主力红军筹款自给，是红军三大任务之一，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敌大我小，打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的时候，以及在根据地的经济建设还没有根基的条件下，保障红军物资供给的正确的财政路线，它已为粉碎一、二、三次“围剿”的胜利所充分证明。在实行“苏区财政工作路线大转变”后，取消了红军的筹款。王明路线还提出了超过根据地经济能力的庞大扩军计划，仅1932年5月至同年9月在中央根据地就扩大主力红军近6万人，使主力军一下子增加了近一倍半，其他各方面的脱产人员，也要相应增加，这样就使财政支出猛增。纸币值的稳定也因此失去了另一个基本条件，即财政收支的平衡。
二、政府调控和金融调剂双管齐下，有效地解决了挤兑风波
对于突如其来的挤兑风波，苏维埃政府及时召开会议，分析了引起风波的主客观原因，一方面加强政府调控，打击破坏金融的活动，另一方面发挥银行调剂金融、发展经济的作用，解决苏区的财政困难，从而在较短时间内平息了挤兑风波，恢复了社会稳定。
（一）开展拥护国币的各种宣传活动，提高纸币的信用
除由中央政府出布告外，省县政府均出布告，鼓励群众普遍使用国币，唤起群众一致对付反革命，各级政府必须分别召集当地各机关各群众会，并组织宣传队出发，说明苏维埃纸票与银毫的信用，说明纸票流通在目前政治上军事上财政上经济上的重大作用，提出“拥护苏维埃纸票”、“革命群众用革命纸票”。还通过报刊杂志、采取召开座谈会，举办展览会，庆祝大会等形式进行广泛的宣传。银行通过实物展览宣传，取得群众特别是商人的信任。[3]
（二）恢复红军的筹款任务
当蒋介石调集50万兵力向中央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围剿”时，鉴于地方筹款不能保障红军的需要，1933年1月11日红军总政治部向全军发出《开展节约运动和加紧筹款以进一步充足战争经费》的训令，恢复了主力红军的筹款任务以补政府财政供给之不足。主要是通过发展新苏区到新苏区打土豪的途径获得现金。如在福建省兆征县，1934年的7月份筹到17000余元，长汀在五六月间掘出一个地主陈满嫂十多窖花边（即银元）共7000余元。
（三）加强现金管理
苏维埃政府认识到，现金缺乏是导致挤兑风波的最主要原因，因此采取各种措施集中现金。一是禁止私人收买金银首饰。苏维埃政府发出布告提出：“如有私人在赤色区域收买首饰一经查出以十倍以上之罚金，其将首饰运到白色区域贩卖或在赤区私销银币则处以死刑。”[4]二是号召群众和企业单位将现金兑换成纸币。中央政府财政人民委员部发出通令，提出：“现洋概须送交总分库或送附近兑换所换取纸票应用。”同时要求各部队征来的钱财如是现洋得由上级批发国票使用。三是严格控制现金外流。规定凡携带大洋与毫子来往白区办货在20元以上者，须向市区政府登记。1000元以上者须向省、县政府登记，取得现金出口证才准出口。无出口证及非为办货用的，一律不准出口。现金出口时，要求关税处同国家政治保卫处，以及区乡政府必须切实检查现金数量，并按照出口证一一审核清楚后，将该出口证收回，每10天寄还原发给出口证机关以便审查，证明该现金确已出口，如发现无出口证或现金与出口证不符者，须将携款人扣留送交当地政权机关讯办。
（四）严惩破坏国币
为了加强金融战线的斗争，防止坏人破坏根据地金融，人民委员会发布了第十三号训令，要求做到国币完全畅行于苏区市面。苏维埃政府从法律上保护国币的正常流通，对拒用苏维埃纸币、伪造钞票等破坏金融活动的，坚决予以严厉打击。如1934年上杭旧县、白砂镇等处曾发生不信任银行纸币，或用压价（如1元银元可买豆1斗，纸币1元只能买4升）的方法贬低国家银行的纸币，有的甚至拒用工农银行的纸币。明光县发生假造国家银行所发行的纸币的案件。对伪造纸币破坏金融的分子，苏维埃政府进行公开审判，当众判处死刑。
（五）开展对外贸易，解决金融困难
1933年4月建立了国民经济部，设立了对外贸易局，加强了对赤白贸易的领导。中央人民政府特别强调，“苏维埃政府应该用极大的力量将苏区的内部的生产品，如纸、钨砂、木材、烟叶、樟脑油输出，以换取日常必需品。粮食与生产品这样的大输出，更可以输入一部分现洋，以解决我们在金融上的困难”。[5]
（六）发行公债
1933年8月12日与8月20日，中央政府分别召开南部17县大会，毛泽东作了重要报告，在报告中提出“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的伟大号召。决定发行300万元经济建设公债，其中的200万元支持出入口贸易的发展和粮食调剂工作，同时用小部分资金发展各种合作社，包括信用合作社的事业。根据《红色中华》的报道：“100万元用于帮助合作社的发展，其中分配与粮食合作社、消费合作社的各30万，分配与信用合作社及生产合作社的各20万。”[6]指出要积极组织发展信用合作社，以配合推动正在开展的经济建设运动。
三、中央苏区纸币挤兑现金现象对当前的启示
中央苏区所出现的纸币挤兑现金现象，虽然发生于共产党局部执政的环境下，内有王明路线的影响，外有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但是，共产党人在有效解决风波的探索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经验，这对当今的银行业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启示一，银行业要建立良好的公众信任理念，维护纸币信用
银行业要建立良好的公众信用，一方面要加强宣传，营造舆论，取得广大储户的信任。“在各种会议上宣传苏维埃的经济政策，国家银行发行国币的意义……提高工农群众对国币的作用，发动群众拥护国家银行，通用国币”。另一方面保证充足的财力，及时兑现。“一苏大后，才开始发行中华苏维埃票子。当时光洋和票子通用，苏区票子能兑现，满顶用，群众很欢迎，买卖东西价格和光洋一样”。[7]
启示二，打造强势银行，形成健康的金融市场
在中国加入了WTO的今天，银行业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中国银行业改革面临的任务是，减少政府对银行的指令和干预，但是，我们要注意国有资本从银行业的退出不能实施“休克疗法”，一瞬间消失，从而使得大量小而全的民营银行如雨后春笋般涌出，却没有抵御风险的能力，在瞬息万变的国际金融风暴面前不堪一击，给国民经济造成巨大损失。一言以蔽之，既不能维持原来老的运作模式，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把金融航空母舰一下子分裂成数以千计的“小舢板”。要在国有资本逐步退出的同时，注意适当支持银行资本的集中化。另外，要关注“外资”对银行业的渗透问题。资金不足可以引进外资。但在引进外资的同时保全本国的银行体系，使国家不会陷入对外资的完全依赖当中。2003年2月，由于缅甸从事非法集资的10多家非金融机构相继出事，有关缅甸私营银行将倒闭的谣言甚嚣尘上，当地储户纷纷前往银行提取现金。突如其来的挤兑风，使缅甸爆发了一场空前的银行危机。危机爆发的原因是，随着开放政策的实施，缅甸政府于1992年重新允许成立私营银行。此后，缅甸先后组建了包括亚洲经济银行、佑玛银行和环球银行在内的20家私营银行，这些银行在全国开设了350家分行。据缅甸中央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截至2002年6月，缅甸国民在国营银行和私营银行的储蓄总额为4854.2亿缅元，其中在私营银行的储蓄高达3233.8亿缅元，占储蓄总额的66.6％。
启示三，建立银行存款保险制度，保障客户利益
银行存款保险制度是对商业银行存款进行保险，以免在银行停业或倒闭时，存款人遭受损失的制度。以美国的存款保险制度为例，此项制度是1933年美国实行银行改革时建立的。当时，许多商业银行由于存款人挤提存款而被迫停止支付。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目的就是企图维持人们对存款安全的信心，预防出现挤提存款的风潮，使银行体系不致遭受大量提存的严重后果。1974-1975年经济危机时期，银行体系的动荡推动了存款保险制度的发展，一些国家把建立或加强存款保险制度作为维持银行体系稳定，防止银行危机的措施之一。
启示四，加强商业银行自身经营管理，提升应对风险的能力
在当今银行业的发展过程中，商业银行自身只有不断强化内功，才能在不断变化的金融市场中应对风险，立于不败之地。在我国20多年的经济转轨过程中，金融业积累了不少的金融风险和历史包袱，资产质量差，金融机构自身抗风险能力和“免疫力”低。随着国家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机构深化改革，特别是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改制上市，银行系统存在的一些重大违规事件不断曝光和浮出水面，所有这些也都促使银行加强自身经营管理，提高信贷资产质量，实现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的协调发展，提升应对风险的能力。
启示五，强化国家的调控能力，规避金融风险
要强化国家特别是中央银行的调控能力，特别是促进我国金融宏观调控从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的转化，完善我国的货币政策运行机制，为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促进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创造良好的条件。同时要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国务院于2005年7月发布了《国家金融突发事件应急预案》。金融领域潜在的风险不可等闲视之，而突发性金融风险具有潜伏性、传染性、扩散性、破坏性和全球性等特征，一旦发生会危害整个社会稳定甚至国家政权稳定，如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及1998年的香港金融狙击战、美国的信用卡泄密事件等现象像一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引爆，表明建立金融风险应急机制已经迫在眉睫。
建立金融应急机制的出发点是为了防患于未然，建立有效的防范机制，预防和杜绝突发事件的发生，建立高效的预警机制，建立快速的危机反应和处理机制，目的是通过机制的建立，加强对金融从业人员的道德教育，真正树立金融风险防范意识，提高对突发事件发生后的快速反应和处理能力，减少损失和降低危害程度。严厉打击金融破坏行为，维护良好的金融秩序，才能有效防止挤兑风波的发生。
启示六，加强对金融业的监督和管理，防范于未然
金融业在市场经济中居于核心的地位，其经营活动具有作用力大、影响面广、风险性高等特点，因此，依法对金融业实施有力和有效的监管，既是市场经济运作的内在要求，又是金融业本身的特殊性所决定的。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深入，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作用逐步得到认可和强化，金融监管工作在改革中也得到进一步发展与完善。我国加入WTO后，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步伐进一步加快，金融监管也将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切实改进和加强新时期的金融监管工作，已成为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如何正确评价我国金融监管的整体效能，客观分析当前金融监管存在的主要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加强和改善新时期金融监管工作的思路和设想，是我们必须正视和思考的重要课题。
注释：
[1]《向富农捐募三十万，发动群众停止挤兑》，《红色中华》第64期，1933年3月27日。
[2][3]曹菊如回忆，1977年。
[4]《闽西苏维埃政府布告第3号——禁止私人收买金银首饰》，1930年10月。
[5]洛甫：《收集粮食运动的战斗任务》，《红色中华》第96期，1933年7月26日。
[6]《红色中华》第96期，1933年7月26日。
[7]访问黄佐滨记录，1961年7月19日。
（本文作者 福建龙岩财经学校 福建龙岩 364000）
编辑／宜洪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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