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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夷山下战旗红
曾镜冰 原作
我是1933年底到光泽、1934年1月到闽北崇安的。闽北崇安这边叫分区委，原属于闽浙赣省委，后来黎川、资溪、贵溪、建宁、泰宁、光泽等地区为红军解放后，与闽北苏区一块组成闽赣省。到敌人第五次“围剿”之后，红军向建宁这边撤退（原省委在黎川），成立了抚东分区，司令员郭如岳，政治委员黄道。当时省委叫代表团，黄道当代表团书记，还有曾昭铭、吴华友和我等组成。我当时是团的宣传部长。代表团主要在光泽、资溪、黎川、贵溪等地活动，主力红军撤退之后，敌人在那里力量较大，当时那里因未经过地下工作，红军占领后虽分过田，但没有充分地发动群众，所以在敌人进攻下，没有群众的依靠，同群众关系未搞好，坚持游击战争感到困难。黄道原是闽北分区委书记，对闽北情况是熟悉的，所以他打了电报请示中央，意思是：背靠闽北、邵、光，在闽北坚持活动。中央以后回电同意我们这个意思。
闽北是1935年1月才转入游击战争，在我看来大体有3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敌人刚刚进攻，我们转入游击战争，分区司令员李德胜叛变，即1935年上半年这一段，情况比较紊乱，是最困难的一个时期。那时谁也不知道李德胜会叛变。李德胜叛变的经过是这样的：在敌人进攻以后，一点也没有感到李德胜有问题（他原是红军三军团师长），但以后看起来，他叛变是很有计划的。原来我与黄立贵带部队走，李德胜当时要部队向江西行动。他头天晚上交代任务，早上部队出发，一过了江西关，敌人就重重堵住，他在下午佯装到外面侦察敌情，并带上一个警卫员，与警卫员说大便去就溜走了。第二天早上，他就带来敌人包围机关，无线电台丢失，敌人又到处搜山找我们。李德胜还带敌人包围了我们的伤兵医院，亲自把伤兵用火烧死，搞得很惨。
在1934年底1935年初，敌人增派独立四十五旅驻崇安，差不多全旅出动来打我们碉堡，而我们只用一排人坚守，打了十多天，敌人看攻不下来，弄炮来轰。这样就不行了，无法再守。在退出大安前准备了一天一夜，在大安和隔河的操场以及各家房子内都埋了很多地雷。第二天晚上我们才退出来，首先退至道观厂，以后又退到虹溪。五十八团在张山头打埋伏，整整干了一天，但未打好。当时打埋伏有两个作用：一是掩护机关撤退，使敌人进来不会太猛；另是打击敌人，使其不会那样疯狂。当时五十八团政委陈一牺牲。在铅山方面我们也退出紫溪，在石垅打了一仗，我独立团与敌江西的一两个团干了一天一夜，缴了敌人二三十条枪。以后退到紫溪岭做堡垒守在那里，又打了一下，看情况不行也不撤出。
后来将五十八团、独立团、军区警卫连、贵溪游击队、崇安独立营合编为独立师，下设3个团：原五十八团是第一团；独立团为二团；三团是以军区警卫连为基础，将五十八团和独立团一部小调整后建立起来的。师长是黄立贵，政治委员卢文卿。以后二团到崇安、浦城交界的十八村活动，一团、三团到江西方面活动。那时出击的目的一个是牵制敌人，另是筹款。在那边曾消灭敌人3个堡垒，缴了百把条枪，敌人的增援部队也被我们打垮，又回到崇安。黄立贵和吴先喜到顺昌、光泽一带行动，在竹邦寺及贵溪打了一个大仗，消灭敌人一个连。另外还消灭小股和零星的敌人。
在顺昌仁寿鱼墩坝地方，我们队伍正在休息，敌人3个团压过来包围，而我们两个团实际上只有两个营的兵力正在睡觉。当时黄立贵很不错，立即带队伍冲出，把敌人打垮退到建阳，后在建阳五里口（又叫老鼠坎，靠黄坑附近）又碰到敌十一师的3个团，在那里与敌人干了两天两夜，敌人伤亡有几百人，我们也伤亡了一部分，但未缴到什么枪。这时，看到情况有点不太对，敌人太多不好办，而采取分路突出去的办法。由黄立贵带一路，吴先喜带一路，还有祝为根团长带一路，结果祝为根带的一个团突不出敌人包围，一直在那里转，队伍几乎搞垮。只有黄立贵和吴先喜将队伍带回崇安，经整顿了一个时候，情况还好，没有什么大问题。以后又到上饶，在甘溪打了一仗，比较痛快地消灭敌人一个连（敌人本来有一个营，我们用打埋伏办法消灭他一个连）。回到崇安又打了一次埋伏，敌人一个团或是一个营经过，我们在岚谷到山坳路上埋伏，但未搞好，打得太早，敌人跑了。而后转到广丰筹款，搞了洋口镇后才转到建、松、政。
第二个时期，部队巩固以后，崇安这一带地区感到困难的是，队伍多、地区少、粮食给养等有困难。当时是挺进师刘英、粟裕带部队挺进到浙江活动，派人回来联系，感到浙江情况很好，开辟一个新的地区，群众搞起来了，敌人力量分散了。另外，我们转到游击战争前后，1934年底1935年初，中央曾有过一个指示：要闽北队伍注意和闽东叶飞的游击队取得联系，并且告诉我们说，他们当时活动地区在寿宁、福安一带。因这样一个情况，就决定把部分力量留在闽北，坚持闽北地区工作；一部分力量挺进松溪、政和、建瓯、屏南、古田一带活动，和叶飞取得联系，同时也和浙江刘英、粟裕取得联系。所以挺出来，在那里活动一个时期。
1936年情况是比较好的。这一个时期，因敌人组织闽浙赣剿匪指挥部统一对付我们，所以我们几个单位也需要统一，黄道从崇安到建瓯、政和这边来，搭了闽赣省委架子。后又分散，闽北成立省委，黄道当书记，闽东成立特委，搞一个军分区。闽东这边由叶飞代表省委领导工作，黄道回崇安、建阳一带，闽北特委由汪林兴负责，闽西北（邵、建、泰）准备开辟新地区，由黄立贵负责，抚东江西方面由吴先喜负责，闽东北由王助任特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饶守坤当司令员。
到新地区活动当中，虽然也打土豪分田地（不能分田地也分东西给群众），但主要的着重于军事活动，想把地区搞大，分散敌人。因此到处活动。虽然地区扩大了，但队伍有损失。我们集中打了镇公所，搞了一些地方武装，但有些损失。有一次在建瓯的玉山，被敌人包围一次，差一点被敌人消灭了，以后冲出来，损失了二三十人。还有一次在屏南的上楼村，被敌人包围起来，一下子被敌人包围到房子里，打了一天一夜，晚上才冲出来，损失几十人。
在游击战争政策上来讲，因当时有这么一个情况：敌人力量强大，摧残群众，实行移民并村。开始我们对付敌人的政策叫做“坚壁清野”，敌人来犯，我们人都跑光，把东西都藏起来，同敌人硬搞；敌人就采取搜山，把东西搜下来，人搜下来，集中在一个地方。凡敌人没有驻兵的地方，老百姓就不许住。在那样的情况下，领导感到有些困难，我们不让群众并村，敌人一定要群众并村。同时我们对群众也发动不够，有些群众脱离了我们，真正投降了敌人，敌人把这些人组织起来叫做“壮丁队”，一起来打我们。这样，黄道感觉政策需要改变一下。即提出：实在没有办法的，只有采取“红心白皮”政策，表面上应付敌人，实际上坚持斗争。有了这样一个办法以后，群众更靠拢了我们。另外，开始时，闽北的大刀会是国民党组织起来向我们进攻的，后来出现建瓯林乃道一股大刀会，是以抗丁抗税做号召的。当时，黄道认为抗丁抗税还是代表农民意见的，应该加紧联合。所以我们部队与林乃道大刀会联合起来，与国民党打了几仗。
第三个时期是从1937年的三四月一直到日本进攻。这个时期，敌人在北方和中央红军谈判，并乘这个机会加紧对我们南方的红军“围剿”，我们损失是比较大的，吴先喜、黄立贵牺牲，原来队伍2000多人，到以后整编时老的队伍只剩下300多人，编入新四军时又搞到1000多人，多是新兵，以后扩大的。
关于国共合作谈判，开始根本不知道。在崇安看到广丰买东西包扎来的国民党报纸上登载有西安事变这回事，这还没有根据。1937年春天，我到闽东北建瓯这边，叶飞派人同我们联络，送来南委（南方工作委员会）的有关中央统一战线的指示；到了七八月间，由建瓯回到光泽，把这指示带给黄道，机关就讨论学习这个指示。研究认为我们这个地方也可提出与国民党合作谈判，因卢沟桥事变已发生，日本已进攻中国，国共双方再打下去也不好搞。8月13日，就开始提出合作谈判的几个条件。我们向国民党提出的是3条：第一条，成立闽赣边区人民政府，以崇安和邵武县城成立边区人民政府；第二条，我们部队改编为人民抗日军独立旅；第三条，给人民言论、结社、武装的自由。我们答应国民党的是两条：第一条是停止打仗，不打国民党，一致抗日；第二条，停止打土豪分田地，实行减租减息。
原光泽县委书记蔡诗山被国民党抓去又放回来，他一个人回来。我们对他有怀疑，他说话不清楚，说是抗日。以后我们讨论了中央指示，他就说是光泽县长要他来找我们下山一致抗日。既然一致抗日了，队伍就应该改编，我们就决定写一封信给江西国民党政府，内容是提出上述合作谈判的条件，通过蔡诗山送去。后来得到国民党回信同意谈判。当时我们还是提高警惕，黄道不出去，不与国民党代表见面，开始叫黄知真去谈判，后来我去，王文波同去，几个人去谈判。后来项英到了南昌，黄道听说项英出来，就派曾昭铭去南昌找项英。曾昭铭见到项英，其他问题均未谈到，只指出一条，即停止行动，部队集中准备改编为抗日义勇军。这样，我们就通知各个地方，陆续把部队集中起来，向崇安集中。
1937年底到1938年初，我们最主要的工作是扩大队伍，其他就没有搞什么了。因那时整个队伍只剩下300多人，在崇安、上饶、铅山搞扩大队伍后，就有1000多人。闽北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5团，闽东编为第6团。到1938年2月，正式部队就开走了。
编辑／张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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