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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归大海 腾跃闽赣
彭胜标 原作
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后，中央苏区的形势急剧恶化。11月，国民党陆军第十师、三十六师先后占领汀州、瑞金。福建省委、省政府、福建军区指示，将瑞金县桃阳区、兆征县古城区合并为桃古区，古城游击队与桃阳游击队合并组成桃古游击队，共有队员100来人，调我任区委书记兼游击队政委。当时，我们活动在汀瑞边陶朱、古城、四都一带。当国民党江西驻军“清剿”我们时，我们就往福建区域躲，当国民党福建驻军“清剿”我们时，我们就往江西范围藏，一有战机就和他们干。
1935年春，我调任兆征县县苏主席，但没有离开游击队，只是按县委指示，将兆征县独立营带到陶朱和桃古游击队合并，组成一支近200人的队伍。8月，瑞金县游击司令部司令员张开荆带领瑞金县游击队前来会合。同年冬，我们根据敌情和部队的实际情况，进行了一次整顿，成立了党委。党委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制定了游击队当前的斗争方针是继续避开国民党军主力“清剿”，以保存革命力量，待机打击敌人。党委还决定把部队带到瑞金的岭背山、火星一带活动。
岭背山、火星像一条鲸鱼脊背，蜿蜒在江西、福建两省边界上，数九寒天，冰雪封山，我们突破国民党军的重重封锁，三天的昼夜兼程，迂回曲折，终于转移到火星山区。这一带本来就人烟稀少，经过国民党军队的洗劫，到处是一片残墙断壁，更加凄楚荒凉。同志们砍下树干、松枝、茅草，搭起一座座茅棚，蜷曲着疲惫不堪的身子躺在棚子里，一副凹陷的眼睛贴在瘦削的脸上，印记着战士们经受的千磨百难。没有粮食，怎么办？饥饿严重威胁着我们。于是，山上的竹笋、野果成了游击队员们的粮食，支撑着游击队员们去冲破国民党军队的经济封锁。
当我们平静了一些日子后，江西的国民党军又加紧搜山了，我们只好系紧裤带，跃过省界，到福建猪仔一带活动。猪仔经过国民党火烧、血洗，和火星一样荒凉、凄惨。自从我们撤出猪仔以后，国民党部队实行了所谓“抽干池塘水，捉尽水底鱼”的毒辣手段，移民并村，把分散在山坳的居民全部逼进塅里的大村庄去了。在这些大村庄的周围，遍筑碉堡，派兵驻守，企图割断游击队和人民群众之间的鱼水关系，把游击队困死、饿死在山上。
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任务是想尽一切办法与群众恢复联系。只要找到群众，就会有战胜国民党军“清剿”的办法。我们派出侦察员一次又一次摸下山去，不是进不得村，就是被国民党反动派截住，有的同志冒着极大的危险摸进“移民村”，好心的群众什么也不敢说，便将游击队员偷偷地送出村来，个别同志埋怨群众“变心了”“反水了”，我们只好耐心说服教育这些同志，要相信群众的觉悟，群众的心是向着我们的，眼下群众一定有难言的苦衷，我们必须设法了解群众的难处，采取各种办法接近群众。
鉴于上述情况，游击队党委决定，让熟悉当地群众的领导干部下山做群众工作。因为我对这里的情况熟悉，被派往苦竹村。一天深夜，漆黑一团，我顺着山路摸进苦竹村，来到一户贫雇农门前，他家只有老夫妇俩，儿子参加红军作战牺牲了。我轻轻地叫开门，两位老人看到我又惊又喜，忙问：“老彭，从哪里来?”我说：“从山上来，这次来就是来找你们。近来群众为什么躲着我们?不敢接近我们……”没等我细说清楚，老公公急忙催促我说：“老彭啊!这里是虎口!联保办事处在村里，快走吧，我送你。”我说：“有群众的掩护怕什么!”老公公为了使我尽快脱离虎口，从墙上摘下一块纸牌送到我的手中，我捏亮手电看了看，纸牌的正面上端横写着“户口证”三个黑字，下面登记着全家人的姓名、性别、年龄、职业和特征，纸牌的背面竖印着血淋淋的四个大红字：“十杀条例”，内容是：“窝匪者杀，济匪者杀，向匪提供情报者杀，匪来不报者杀，匪去不追者杀……一户通匪，十户问罪。”
这分明是“生死牌”，我完全理解了老人的心情，不是群众怕我们，不敢接近我们，而是怕连累左邻右舍，十家遭斩啊。这天晚上，我和两位老人说了许多，从国民党的疯狂屠杀，谈到大恶霸胡子垣对我家眷的杀害，一直谈到黎明前夕，我告别了老人，回到山上。
几天以后，下山的同志都回到了山上，调查了敌人的罪行和群众的疾苦，每个游击队员的心中都燃起了强烈的复仇怒火，曾经埋怨群众“变心”的队员，痛苦地检查了自己的错误想法，强烈要求领导允许他们下山向敌人讨还血债。为了给敌人沉重的打击，同时更有效地保存我们的有生力量，游击队党委决定继续做好群众工作，发展党组织，建立“两面政权”，揭穿国民党反动派的“剿共”阴谋。
1935年冬，国民党部队停止了大规模军事行动，我们立即派出一批队员前往苦竹、梁坑、青山埠、兰田等地了解惰况。我们一进村，就向群众宣传：“我们是红军游击队。”不讲还好，一听到是红军游击队，老表们就吓得直跑，关门闭户，把我们拒之门外。群众的态度为什么变得这样快，简直叫人不能相信。我又派了一名胆大心细的侦察员刘国焕下山了解情况，要他在有可能的情况下请一位群众到山上来谈谈。
刘国焕回来告诉我，是国民党部队进山后，对群众进行了欺骗和残杀，他们到处伪装成红军去“打土豪”，找群众带路，当群众真的带了路，得到的却是刺刀和子弹。保甲长、地主等也到处造谣说：“红军变了，杀人不眨眼!”来破坏我们和群众之间的血肉关系。这个阴谋不戳穿，我们和群众之间的血肉关系将遭到严重破坏，使群众和游击队对立起来，威胁我们的生存与发展。于是，我们一面继续警惕国民党部队的大规模军事“清剿”，一面组织若干个精干的游击小组，突破封锁，深入到群众中去宣传我党的一贯政策，揭露国民党的阴谋。
做群众工作，一是采取隔着窗户宣传解释，一次不行，二次，三次，直到相信为止；二是埋伏在小路上，采取“抓”群众做工作。就这样，首先在金竹坑打开了局面，迅速地开展了群众工作，建立了秘密党支部。随后在兰田、荣坑、楼子坝等地，恢复并加强了与群众的秘密联系，建立了第一批地下党支部。
1936年春天，是我们游击队从保存革命力量到发展革命力量的转折点。虽然国民党部队继续从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对我们实行猖狂进攻和严密封锁，但在局部地区，我们已经从被动转入主动了。游击队党委也制定出新的斗争方针：打土豪要与发动群众相结合，杀恶霸要与建立“灰色政权”相结合。所谓“灰色政权”，就是挑选一些罪恶不大的联保主任、保长，先捉住他，跟他订出条件后，再放掉，让他明当反动派的联保主任、保长，暗给游击队办事。
但想找一个较开明的联保主任、保长，实在是不容易。经过多方面调查了解，研究确定花桥乡的联保主任王狗佬为对象。抓上山后，对他进行了宣传教育，向他提出了5个条件：1．随时给游击队送情报；2．红军到花桥一带活动，不许马上向国民党报告，离开之后，可以报告；3．不准欺压老百姓；4．保证红军家属的安全；5．帮助游击队购买弹药、药品、手电等物品。王狗佬全部接受了我们的条件后，便立即释放回去。紧接着，我们又向许多联保办事处和区公所写信，发传单，警告他们：不准和游击队作对，不许迫害老百姓，只要做到这一点，红军游击队可以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同时，又捕杀了一批顽固不化的反动分子，用事实说明我们的政策。
这一来，靠近游击队活动地区的反动派基层政权便被分化、瓦解了，有些保甲长、联保主任为了保命，便主动给我们写信表示态度，愿意暗地替游击队做事；一些罪恶大的联保主任和保甲长，怕杀头，吓跑了。我们便鼓励群众暗暗把自己人推举出来，接任他们的“空缺”，少数地方的保甲长，甚至换上了秘密共产党员。“灰色政权”一步一步扩展着。这时，我们又发觉一些国民党统治比较严密的地区，群众仍然顾虑重重。我们把打土豪没收的东西分配给他们，被拒绝了。于是，我们便吸收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参加没收委员会工作，按照他们的意见，在分配果实时，把土豪全家隔开，分配完毕，再把他们放出。这样，既让受苦的基本群众得到利益，又可以避免土豪向群众报复。
有时，我们缺乏食盐、手电等生活必需品，而这些物品国民党又严加控制，群众很难买到，我们便通过土豪给我们购买。同时，我们特地把他们供给的物品向群众公开，使这些土豪背上“接济红军游击队”的包袱，以后即使他们看见同村的基本群众和游击队有来往，也因为害怕别人在国民党军队面前揭他的底，而不敢向国民党军队报告了。
这时，我们真像龙归大海一样，腾跃在群众的海洋里。我们的游击区北面扩大到梁坑附近，南面发展到楼子坝、荣坑、武阳围、白竹寨、兰田一带；东面可以化装走进长汀城；西面可以攀上笔架山头，俯视红都瑞金。11月，我们在猪仔成立了中共汀瑞县委。
1937年4月间，钟德胜带着瑞金游击队员在猪仔与我们会合了。之后，我们又与刘国兴领导的武阳游击队取得了联系。我们力量更大了，连续打了一些胜仗。9月，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派肖忠全到猪仔与游击队取得了联系。1938年2月，游击队在龙岩白土同张鼎丞部队会合，部队编为二支队三团二营，少数编入四团二营。之后，在党的领导下进军江南，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
编辑／张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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