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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的三年游击战争与新四军的组建
王春生
今年是新四军建军70周年，也是红军坚持南方游击战争胜利70周年。
福建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重要省份。当年南方15块游击区，福建省闽西、闽南(闽粤边)、闽北、闽东、闽中5块，占了三分之一。新四军组建时，将福建的红军游击队整编为4个团，占当时皖南整编新四军部队的一半以上。只要翻开新四军的征战历史，新四军重大的战略行动，无不留下福建子弟兵的奋斗足迹；新四军重大的战斗、战役无不留下福建子弟兵的赫赫战功。革命历史是由不同的阶段组成的，各个阶段虽有自己的特点，却是永远无法分割的延续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四军的历史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延续。正是经历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的洗礼和充分锻炼，才造就了福建的红军游击队及整编北上抗日。他们积累了许多宝贵的游击斗争经验、适应斗争环境的生存本领和应变能力；积累了民运和统战工作本领；积累了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适应历史转折，采取了正确策略，尤其在如何对付具有两面性的国民党当局和地方政府问题上，有了更充分的认识，提高了斗争艺术。同时，还积累了十分成熟的党和军队的组织建设、政治思想建设等方面宝贵的经验。这些经验和光荣的革命传统在后来新四军创建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和对敌斗争实践过程中得到继承和发扬光大，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叶飞生前对于研究福建三年游击战争问题寄予很迫切的厚望，多次在我省乃至全国新四军研究会召开的会议上强调了这件事。1996年4月，他召集各省新四军研究会负责人到京座谈新四军研究会工作时，就专门谈了这个问题。他说：“福建就很值得研究，新四军组建时8个团，其中三、四、五、六团就是从福建的红军游击队组织起来的。福建红军游击队在坚持三年游击战争中有自己的特点。福建的根据地是土生土长地发展起来的，南方各省的游击队根据地，在红军长征以后，有的从最大变为最小，有的从最小变成最大，福建是从小变大的。这里面大有文章。总之，研究新四军的历史，不能不研究三年游击战争。”
福建三年游击战争与新四军的历史之间有什么承继的关系?它的宝贵经验在新四军征战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研究课题。我谈些粗浅的认识，抛砖引玉，以期引起大家的深入探讨。
第一，随着历史阶段的斗争形势和斗争环境的变化，适时地实现战略转变和制定不同的斗争策略，是三年游击战争战略转变的经验在新四军创建华中根据地实践中的继续与发展。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实行战略转移，进行了长征，坚持福建革命斗争的红军游击队进入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面对新的形势和斗争环境，以万永诚为首的福建军区和以李德胜为首的闽北军分区仍然按照“保卫苏区，等待主力红军回头”的错误方针，集中部队打保卫战、堡垒战，强使处于劣势的红军游击队打毫无胜利希望的阵地战，致使闽西、闽北的革命斗争一度陷入困境。1935年1月，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在遵义会议上认真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教训，纠正了“左”倾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拨正了中国革命的航向。新的中央鉴于南方游击区的斗争形势，作出了“广泛的发展游击战争”的指示。这是三年游击战争的第一次战略转变。正是由于实现了这一转变，福建的红军游击队和根据地在三年游击战争中才得以巩固、发展和壮大。各地又根据各自的斗争环境创造了新的斗争策略，闽西南游击区实行了“分区作战”斗争策略；闽粤边游击区采取了“避实就虚”的策略；闽北游击区则采用“打出外线”发展游击战争；闽东以三块游击区作斗争基地，以此回旋坚持游击，被誉为“狡兔三窟”；闽中游击区则在福厦路两侧两个基地来回游击。第二次战略转变是从国内战争向民族解放战争的转变。这包括从“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以及游击队整编为新四军的这段历史转折阶段。福建各块游击区在这次战略转变中能从抗日全局出发，调整策略，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艰苦曲折的谈判，初步实现了国共合作的局面，为新四军在福建的组建奠定了基础。第二次转变中，各块游击区有成功的经验，如坚持既斗争又团结的原则，普遍采用了“以打促合”、“斗争求团结”的策略，达到谈判桌上达不到的效果，迫使对方接受国共合作的协议；也有血的教训，如“漳浦事件”、“泉州事件”，都是没有坚持党在统一战线内部斗争原则的必然结果。
这两次战略转变都充分说明，有了适应斗争新形势的战略方针，还必须有适合当时当地斗争环境的斗争策略，才能赢得斗争的胜利。三年游击战争中这种战略转变的经验在后来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斗争中得到新的发展。1939年夏，新四军第六团在东进作战过程中，为了打破国民党三战区对新四军活动的种种限制，在斗争策略上作了转变。一是为了避免第三战区的无理追查，第六团借用了“江抗”地主武装的番号，这样就使行动“合法”化。二是执行陈毅“人、枪、款”三大任务，打击日伪军，以缴获武装新四军，整编了大量地方武装和游击队，使“江抗”从出发时的几百人扩大到6000多人。有了“人、枪、款”就有了武装抗日的主动权。三是打了一系列有影响的关键仗，扩大了新四军的政治影响，把东路的抗日局面打开了。这种转变就是运用三年游击战争与国民党顽固派长期打交道过程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在新的形势下运用的典范。
第二，三年游击战争，除了党的领导外，福建红军游击队靠“山”、靠群众、靠统战这三大因素坚持斗争。靠“山”是外在的地理条件，靠群众是内在的本质因素。到了江南后，新四军福建子弟兵面对的是平原和水网，原来所赖以藏身的“山”不见了，这就需要适应新的条件，转变斗争策略。如果我们考察新四军开辟新区的历史活动，会发现这样一个明显的特点，部队总是把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当作首要任务，最后达到武装群众、建立民主政权的战略目标。以开辟苏南为例，部队先打韦岗处女战，消除当地群众对新四军是否抗日的疑虑，用抗日行动影响群众，接着通过统战工作调动各阶层抗日热情，再将民间武装加以整理，并发动群众建立了抗日自卫武装，时机成熟后建立了镇(江)、句(容)、丹(阳)、金(坛)四县抗敌自卫委员会和各县的抗敌会，这些抗敌会就是江南敌后初始阶段抗日政权形式。最典型的，如被誉为“芦荡火种”的“新江抗”，就是在叶飞率领的江抗西撤过江后，由36名伤病员坚持阳澄湖斗争，凭借芦苇荡，依靠群众的支持，在短时间内将“新江抗”迅速发展到千人。这充分说明，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福建子弟兵在没有“山”作依托的情况下，依靠群众作依托，在水乡芦荡里照样可以埋伏着千军万马，照样可以开展胜利的游击战争。
第三，三年游击战争的游击战术在新四军重大军事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随着战争实践的锻炼，学会了游击战与阵地战、运动战的完善结合，使福建子弟兵成为既会打游击战，又能打规模运动战的英勇善战的主力部队之一。在三年游击战争中，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曾经总结过游击战术问题。如“散兵群”战术，就是以分散的若干小部队，利用有利战机结成战斗群体，以伏击、突袭、牵引、围歼等战术，消耗敌人兵力，围而聚歼之。这种战术在新四军赤山自卫战中运用得淋漓尽致。1940年6月，日军在赤山战斗中遭到惨败。6月4日，日伪军3000多人，在80辆坦克配合下向赤山反扑。当时新二支队有400多人被日军团团包围在叶家棚子的一片树林里。战士们先是利用树林作掩护，日本骑兵进一个被打翻一个，后续的骑兵进不了林子。傍晚，战士们利用地形优势，三四人一组，七八人一组，时分时合，与日军在林子里兜圈子，相机歼敌，拖到夜幕降临，新四军悄悄撤退了，日伪军在夜幕里成了聋驴瞎马，自相残杀到下半夜，方知上当。这是“散兵群”战术在抗日前线具体应用的典型战例。至于采用游击战与阵地战结合的典型战例就更多了。在战争中学会战争，三年游击战争的游击战术得到发扬光大，使福建子弟兵终于成长为能打攻坚战又能打运动战的精锐部队。这在郭村保卫战、黄桥大决战、车桥局部反攻运动战、天目山三次大规模的反攻自卫战中，都得到充分展示。
此外，福建子弟兵把三年游击战争中长期积累的艰苦奋斗、勇于拼搏、吃苦耐劳、不怕牺牲和高超的统战艺术等革命传统带到新四军，使这种革命传统得到继承和发扬光大。这些方面的具体事例很多，就不一一列述。
上述概括，目的是告诉有志于地方党史和新四军历史研究的同志，研究三年游击战争课题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容量。研究者可以全方位、多视角地对福建三年游击战争史深入展开学术讨论，对福建三年游击战争的伟大实践和斗争精神进行广泛深入宣传，这对当前加强新时期党的建设，学习和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作者为福建教育学院原党委书记、福建省新四军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编辑／彭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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