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建日报》社第一份宣传材料印刷记
陈友余
1949年8月，我随南下干部服务团来到了福建。由于之前我曾参加过徐州《新徐日报》的接管和上海文管会新闻出版部的后勤工作，因此这次南下，我依旧被编入与印刷有关的部门——《福建日报》印刷厂（它的前身是国民党《中央日报》在福建的印刷厂），具体负责机印车间的恢复生产工作。
8月17日福州解放了。我随服务团进驻报社驻地，军管会给每个服务团成员颁发了军管会会章，随后就各自开展工作。我到印刷厂一看，比我先前经手接管过的印刷厂条件差远了，仅有的两台对开印刷机已破旧不堪，而且只能靠手工操作；整个车间没有电源，生产时是靠汽灯、煤油灯照明，国民党败退前已停止了生产。更让我头发晕的是仅留下的几名工人，不但年龄偏大且不会说普通话，只会讲福州方言。我是江苏人，与他们沟通很难。头两天我只能像哑巴似的边说边打手势向他们了解车间的一些情况，并和他们一起整理打扫车间。这种现状如何恢复生产？不足的设备去哪要？所需的工人上哪找？……一连串的问题在我脑海中打转，令我吃睡不香。
18日傍晚吃饭的时候，我端起碗又深深地陷入沉思。“陈友余，社长叫你到他办公室去一趟，有事找你呢。”我仿佛从梦中惊醒，即刻放下饭碗，跟随来人钟其松（《福建日报》社新任经理），径直向社长办公室走去。一进门，社长杨西光就问：“小鬼，今晚有紧急任务要你去完成，有信心吗？”“坚决完成任务！”我一边回答一边立正，给社长敬了个军礼。“任务是在天亮之前印出200份《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交给报社，明天我们要在全市区大街小巷张贴，让群众尽快地了解我们的军队”。“是！”我嘴上应着，心中却在打鼓，那设备能出得来吗？谁知首长早就摸清了我那儿的底。“眼下我们自己现有的设备是没办法，我让当地的地下党员钟其松配合你，去找私人石印厂帮忙，费用已让钟其松带上了”。“是！”我又大声果断地应了一声。接过社长递过的原件，正要转身朝门外走去，“等一等”，社长把我叫住，“我们刚进城，眼下社会秩序很乱，带上它，千万提高警惕，确保安全”。他一边说着，一边从抽屉中拿出一把手枪给我，我接过首长给的枪，满怀信心地点了点头，便和钟其松匆匆出发了。
我又一次体验“军令十万火急”这话的含意。离天亮只有十来个小时，从报社到台江还有五六里地呢，我哪顾得饥肠辘辘，和钟其松一路小跑就出了报社的大门。8月的福州常遇到台风雷雨天气，刚出门不一会儿，远处就响起闷雷，紧跟着就是瓢泼大雨向大地倾泻。我们顾不得躲避，只能顺着屋檐行进。经过约半小时的急行军，我们到达了台江，钟其松带我很快找到了那家私人印刷厂。
刚进门，老板望着一身武装并戴着军管会佩章的我，有些受惊吓的样子。我赶紧让钟其松用福州话向他们介绍我的身份并说明来意，还特别告诉他们：“我们的军队是为人民谋利益的，绝不会剥削百姓，你们为部队做事，我们一定给酬劳，决不会让你们吃亏。”说着打开《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让老板看。老板细细看了布告中的约法八章后，频频点头表示愿意帮忙。
由于时间紧，人手不足，老板又去叫来两个帮手，我们捡字的捡字，排版的排版，马上忙活开了。我见缝插针，哪边进度慢点就干哪边的活。《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这几个标题字得用大号字体，老板那儿没有现成的，只得临时手工雕刻。五六个人挤在一间不到15平方米的小屋里，点着两盏煤油灯，虽说大家都脱去了外衣赤膊上阵，却还是个个汗流浃背。老板一边忙着手中的活，一边不时地看看壁上的挂钟，敦促大家加快速度。知道任务紧，大家一刻也没有停下手中的活，到凌晨5点半左右，200张布告终于全部印出来了，我这才松了口气。临走前我和老板及其他工人一一握别，感谢他们的鼎力相助。钟其松给他们支付了50块大洋作为酬劳。
第二天中午，全城的大街小巷都贴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老百姓很快从布告的内容中了解了我们部队的性质。我心中觉得特别欣慰，同时也特别感激那位老板和两位工人师傅，是他们彻夜不眠，辛勤劳作，才使得《福建日报》社的第一份宣传材料《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的印刷任务得以准时、顺利地完成。这是群众对部队强有力的支持啊！
（刘宝宝整理）
编辑／李晓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