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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林伟
林春晖
我的父亲林伟1914年8月出生在福建武平县一个贫农家庭，17岁参加革命，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他从事过作战、通信、机要、测绘、政工和院校等方面工作，在总部、军区和军兵种工作过，并到军事学院学习。他大部分时间是从事通信工作，为我军通信事业的发展付出大量心血，作出重要贡献，曾荣立两大功。新中国成立不久，他作为军队代表列席了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亲耳聆听了毛泽东主席致的开幕词。他还当选为北京市第一、第二届人民代表。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他是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部副主任，1979年1月因病逝世。
战友的回忆
70多年前，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带领中国工农红军走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战胜了强大的敌人和无数艰难险阻。我父亲也亲身经历了长征，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之一。在长征途中，在红九军团的战斗岁月里，他留下了宝贵的记录《长征时期的行军漫记》。军事医学科学院原院长涂通今将军是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曾和我父亲一起在红九军团工作。由于有着一段令人难忘的共同经历，涂伯伯对父亲写的《长征时期的行军漫记》情有独钟。他说：“林伟同志留下的《长征日记》，都是他在战火纷飞的日子里，在行军作战的艰苦环境中，除了完成自己的繁重任务外，持之以恒写下来的。记得有一次，我和林伟同志都住在解放军总医院南楼病房，在交谈中，他把他写的长征日记给我看了，我感到这是一部非常可贵的资料，基本上是一部历史事实的记载，完全可以反映红九军团的英雄业绩。”
2004年夏天，我去看望一位曾与父亲在晋冀鲁豫军区一起工作的老战友、老红军，北京市电信管理局原副局长马然，他已85岁高龄，身患多病，但看上去精神很好，也很健谈，他深情地回忆起当年与父亲一起建立邯郸广播电台时的情景，他说：“1945年，我在晋冀鲁豫通信学校任职，第二年在局长兼政委林伟、机务工程主任王士光主持下，我和其他同志参加了邯郸广播电台的改装任务，该电台在1947年4月接替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播音任务。林伟同志作为接受任务和具体组织领导者，调动大家的积极性，群策群力，顺利完成任务。我和林伟及部分战友在1947年8月光荣立功，并受到晋冀鲁豫军区滕代远副司令员等首长的接见。”
2004年8月，是父亲诞辰90周年，他在南京军事学院的老同学、第二炮兵原司令员李水清写了一篇题为《亲密的战友 高尚的品德》的纪念文章。文章提到：“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林伟同志离开我们已经26年了。但他那高尚品德、优良作风、刻苦学习的精神却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我和林伟同志相识在1952年8月，当时我们同在南京军事学院高级系学习，并且在学文化课时又在同一个班。他年长我3岁，也是一名老红军。在两年的同窗生活中，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后来我们又同在青岛不同的岗位工作。随着时光的流逝，这种友谊与日俱增，他既是一位宽宏大量的老大哥，同时又是一位亲密的同学和战友。他思想敏锐，勤于思考，好学不倦。在学习期间，他经常组织大家一起共同研究学习内容。他数学比较好，课后和业余时间经常辅导我们学习，使我们进步很快。有时我们也经常在一起拉家常，谈工作，搞一些文体活动等。所有这些都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海军兵种指挥学院原副院长王强回忆起父亲于50年代后期在青岛创建海军通信学校的有关情况时说：“1957年9月，海军通信学校成立，林伟任校长，我任训练部长，后任副校长。通校在林伟等几位老红军领导下，首先从培养政治思想作风入手，打好各方面业务基础，使全体人员意志奋发，朝气蓬勃，心情舒畅，站好岗，努力为培养海军通信干部而尽力。他是全校惟一的少将，但对人很诚恳，一切以身作则。沙岭庄无正规教学楼，所有干部宿舍只有公共卫生间。林校长住在平房中一间小房子，既是办公室，又是卧室，吃在学校大食堂。全校只有一辆公用小车，用于接送来宾和科研工作。林校长一条背包绳都不用公家的，难能可贵。他常用长征艰苦奋斗精神教育全体教职员工和学员。在他的影响下，干部从不白吃白占，全校廉洁奉公，站好岗位，敬业作风也就培养起来了。学生们刻苦学习专业知识，教员们勤奋备课，全校教职员工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当时，海军通信学校开展了与外军的交流，学校聘请了几位苏联专家担任校长和一些专业的顾问，并设立外国留学生班，为越南、朝鲜、柬埔寨等国培养了一大批技术人员。”父亲曾留下一枚刻有“1959年10月1日胡志明赠”字样的中越友谊纪念章。
1960年3月，中央军委任命父亲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部副主任。据说他的任命是前任通信兵部主任、四机部王诤部长推荐的，当时海军萧劲光司令员很不情愿，希望他能留在海军工作。父亲调到北京，来到通信兵部，环境并不陌生，有许多他过去的战友和同事。他分管司令部工作和院校建设。通信兵是一个专业技术性很强的兵种，有多所直属院校。他一到通信兵部，就投入了紧张的工作，经常很晚才回家。他当过学员、班主任和校长，对院校工作很有经验，他以刘伯承元帅为楷模，非常热爱教育事业，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他经常深入部队和院校，狠抓部队训练和院校教学改革。他十分重视提高教学质量，在不断增加专业、扩大招生规模，师资力量短缺的情况下，他精心组织，通过多种途径，大力培养和充实师资力量，他大力倡导和推广电化教学，狠抓试点建设和技术革新。在当年召开的通信兵电化教学现场会议上，各直属学院分别展出了多项教学革新成果，总结交流了教学改革经验，促进了院校全面建设。
退而不休的父亲
由于战争年代多次负伤，父亲身体一直不好，到北京后不久就患上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病。可是，他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为了事业、为了工作可以不顾一切。实际上他到通信兵工作了3年就病倒了。他认为既然不能坚持正常工作，就应当让位。1963年，组织上批准他离职休养。此后，他脱离紧张的工作，过上了离休生活。但是，他的思想并没有松懈，爱学习的习惯始终没有改变，他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按时起床，坚持听广播、读书、看报、记笔记，收集整理各种资料。他有许多笔记本，上面记载着国内外许多大事，国家重要建设成就，农业、工业、科技、外交、军事及各国情况等方面的综合数据。正因为他一贯好学上进，学识比较渊博，加上他热情好客，在离休后多年，家里仍客人不断。他与客人之间话题很广，对生活充满乐观，很多人感觉不到他已离开工作岗位多年，且重病缠身。一些人认为他是知识分子干部，其实他参加红军时只上过几年小学，他的学问都是通过勤奋和不懈努力取得的。
1970年初，他与周皖白、熊梦飞两位离休老红军一起被疏散到江西九江。父亲虽是南方人，但在北方生活了40年，到了九江后不久，由于身体不适应那里的气候，病情加重，得了心衰，全身浮肿，当地医疗条件难以做出有效治疗。时任通信兵部主任的周世忠得知这一情况，坚定地表示，只有接回北京，没有别的办法。龙振彪副主任也很赞同。不久，通信兵部党委决定，将父母亲接回北京。
几十年来，无论是在长征路上，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还是在解放后的各个工作岗位上，父亲都始终坚持写日记和记笔记，把经历的重要事件详实记载下来。他曾长期在总部做参谋工作，了解首长活动和重要情况较多，他的记忆力很好，即使在病重期间，还热情接待过一些经老首长推荐、为撰写军史前来采访的同志，向他们提供有关资料。他喜欢写毛笔字，练就了一手好书法，留下不少作品。他平易近人，广交朋友，不仅是军地干部，还有许多文化艺术界朋友。著名画家许麟庐是父亲的好朋友，1972年春节，他来到我们家，为父亲画了3幅国画（分别是老鹰、枇杷与草莓、白菜），并题了字，父亲十分珍爱。
父亲一生坚持真理，实事求是，为人耿直。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他对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倒行逆施、祸国殃民的罪行深恶痛绝。在十年内乱中，他的处境也很不好，他的许多老首长被打倒，遭受迫害，他的心情很沉重。他力所能及地保护老干部。“文革”初期，他的老上级王诤部长遭受迫害。一次，造反派出于整倒王诤的目的，拿着一些所谓罪证让父亲确认，父亲认为材料内容与事实不符，他根据当年在总部工作时所了解的真实情况，为王诤写了实事求是的证明。多年以后，王诤的爱人秦岩阿姨也证实了这件事。此外，他还为王赤军等一些受到冤枉的同志作出证明，对后来的平反昭雪发挥了作用。
父亲对人宽厚，善于帮助他人，不论是上级领导、同事还是下级，包括身边工作人员，他都一视同仁。三年自然灾害时，家里省吃俭用，父亲还拿出粮票支援比自己更困难的同事。1972年底，父亲及其他通信兵领导应邀参观电信总局在电报大楼举行的新技术成果展示，一位电信总局领导过去曾是父亲老部下，与他久别重逢十分高兴，当观看新型传真机开通试验时，请父亲写几个字，他熟练地用毛笔抄写一首诗，然后被放到传真机上，当另一端收到很清晰的字样时，全场发出热烈掌声。
父亲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无限热爱。1976年1月，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他非常难过，也深深为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担忧。他不顾病重，坚持参加向总理遗体告别。此后，他将大量国内外各界人士悼念总理的报道、文章、诗词进行了收集和整理，制成厚本作为学习、缅怀和纪念。在他给福建家乡亲戚的信中，在他留下的遗嘱中，都是以总理的品德和精神为榜样，教育全家人。1978年3月，他当选为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并列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他身体很不好，但仍积极参加全国政协活动。他坚决拥护1978年在全国开展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在他生命垂危的时刻，仍关心国内外大事和我军通信现代化建设。
抗日战争时期，父亲曾在八路军总部担任作战参谋、股长，通信科副科长，在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左权副参谋长身边工作，对当时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和作战指挥行动比较了解。1978年下半年，他毅然承担了《抗日战争时期在八路军总部的朱总司令》一书的编写工作，他怀着对朱老总深厚的感情，发挥着一名老战士最后的余热。他以惊人的毅力，废寝忘食，回忆和整理了大量的资料，当年在八路军总部与父亲一起工作的何廷一、吴传保给予他大力支持和鼓励。他在家、在301医院不知疲倦地写着，不断地核对，改了一遍又一遍，先后多次易稿，他将编写提纲和有关内容给康克清妈妈看过，她很高兴，她深有感慨地说，林伟的记忆力真好，过去这么多年，很多事情还记得那么清楚。11月，父亲病危，经过医务人员的紧急抢救，他闯过了这一关，刚恢复体力，他又继续写书。记得我在医院陪住时，他对我说，当时很多重要战役和重要活动都是朱总和彭总共同组织指挥的，分不开，可是彭总还未平反，有的内容很难写。真的很巧合，时隔不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这是我党历史上的一次具有深远影响的重要会议，党中央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策。当他得知党中央决定为彭德怀平反昭雪的消息后，感到无比欣慰。可是，这时他病情又加重了，已经力不从心。他生前做的最后一件事，抱重病撰写的回忆朱总司令的书稿最终没有完成，有关彭总的内容也没有来得及加进去，非常遗憾。他留下的部分修改稿至今我们仍保存着，《我们在晋南洪洞县高公村时期》、《粉碎日寇对晋东南的“九路围攻”》、《八路军大发展时期》等内容底稿，我坚信若干年后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
父亲永远活在我心中
父亲逝世后，总参通信兵部党委在向总参党委的请示中提到“林伟同志是一位老同志，是我党的优秀党员，长期从事通信工作，为了表彰他对革命事业的历史功绩，建议治丧规格高一些”。邓小平、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等中央和军委首长送了花圈，军队高级将领、生前好友等共1300人参加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仪式。事后，当得知徐立清、朱良才、贺诚3位老首长是抱病参加治丧活动的，我们家人既非常感动，又十分不安。父亲去世一个多月后，我们清理遗物时，意外发现他留下的遗嘱，后交给了组织。父亲的遗言，字里行间充分显示一位老红军战士宽阔的胸怀和崇高的思想境界。他总感到党和人民给予自己太多，自己对革命事业的贡献太少，时常为自己多年患病不能工作而感到内疚，要求身后不给组织和他人增添任何麻烦。实际上他身上所具有的这种品德也是大多数红军老战士所共有的，时代造就了这样一大批优秀分子，为人民的利益无私奉献，英勇善战，不怕牺牲，前赴后继，这种信念支持他们完成了艰苦卓绝的长征，使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
在父亲诞辰90周年的时候，他生前的老战友、老同学、老部下，如李水清、史进前、何廷一、涂通今、张凯、王强、马然、杨博、李鼎文等伯伯、叔叔，他们都已是80岁以上高龄，不顾年老体弱，热情地为父亲题词、作诗、写纪念文章、提供或撰写证明材料等。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张震、迟浩田分别为纪念父亲90诞辰题了词（张副主席题词是：“人民通信兵的楷模”；迟副主席题词是：“德高望重、功勋卓著的林伟将军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使我们深受鼓舞。从另一个角度看，也说明了父亲的为人好，被人们所尊敬和怀念。
我对父亲的了解也是很有限的。父亲去世时我不到25岁。我15岁当兵后一直在部队或院校，回家少，在一起长谈更少。父亲对我很关心，要求很严，从不容许搞特殊化。他给我买专业书，讲学习方法，让我把主要精力放到课堂认真听讲，把问题真正弄懂，做笔记要记一些要点、老师归纳的东西和难懂的地方。
我爱戴和崇敬父亲，因为他是一位品德高尚的人，是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我没有听到他有什么豪言壮语，多年来就是从一点一滴当中，我体验到他的人格魅力。他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无限忠诚；他作战勇敢，不畏艰险，不怕困难，勇挑重担的革命精神；他一贯好学上进，刻苦钻研，从参军前只有小学文化到努力成长为一名优秀指挥员和专家型领导的经历；他严谨求实，周密细致，持之以恒，追求完美的工作作风；他严于律己，宽厚待人，讲究诚信，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还要重的做人风范；他珍惜人生价值，以坚强的意志，长期与病魔作顽强斗争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等，总是在我心中回荡，如灯火闪亮，时常激励着我。
在2006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父亲留下的《长征时期的行军漫记》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了，题为《一位老红军的长征日记》，这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作为晚辈，我们应当继承革命前辈的光荣传统，大力弘扬红军长征精神，为全面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贡献力量。
编辑／张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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