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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儒将到公仆——梁灵光的传奇一生
邱文生
1916年11月3日，梁灵光出生在福建永春县鳌顶村的一个亦儒亦商的家庭。从祖父梁锡永开始，一家人苦心经营“金泉兴”商铺，在泉州、厦门、福州、上海等地设立分店，一时发展成为永春县四大商行之一。
梁灵光6岁时，父亲梁仍绪不幸病逝，家庭经济陷入困境。15岁那年，为了分担家庭重担，母亲要求梁灵光弃学从商，曾毕业于上海大学又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过学的胞兄梁龙光得知母亲的意图后，担心误了聪明好学的弟弟的前程，断然作出一个决定：“走！我带你到上海读书。”于是，兄弟俩第一次违抗母命，悄悄离家出走，想从厦门乘船北上。第二天，母亲赶到厦门垂泪苦劝，一定要把阿湛（梁灵光的小名）带回家。哥哥龙光执意劝阻，对母亲说：“妈，你要是逼阿湛回去，我就去跳海！”母亲心软了，只好牵手含泪，送儿子登上远去的客轮。
梁灵光来到上海，经过两个月的补习，考上了江湾区的立达学园初中部。
立达学园校风开放，学术自由，师生平等，思想活跃，这为梁灵光探索人生道路、追求革命真理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在求学的三年中，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外国进步作家的名著，阅读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郁达夫等左翼作家的作品，从阅读中触摸时代的脉搏，感悟世界和中国革命的潮涨潮落。
初中毕业后，梁灵光回到了厦门，进入台湾人办的旭瀛书院学日语，准备随哥哥去日本留学。可是，一个多月后爆发的九一八事变，让梁灵光改变了主意：日本侵华的野心已经暴露无遗，抗日救国是每一个中国人责无旁贷的神圣任务。他毅然退出旭瀛书院，重返上海立达学园读高中。
此时，梁灵光与上海中共地下党和共青团有所接触。他加入进步团体“读书会”，和同学们一起上街声援上海工人罢工斗争，秘密散发传单，参加飞行集会……1934年5月，当局突然搜查学校，梁灵光秘密转移党团文件被发觉，后被学校以“严重违反校规”为由开除了学籍。18岁的梁灵光又一次返回厦门，在当地《平话》杂志当编辑。“血气方刚、才气过人”的他，用了17个笔名发表了几十篇短评、杂文、专论，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无能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野心，其观点鲜明，文笔洒脱，措辞泼辣，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共鸣。
1935年11月，日本扶植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企图进一步推进华北五省自治。梁灵光对汉奸殷汝耕丧权辱国行为十分愤怒，在《平话》第四期上发表了题为《关于华北问题》的短评，深刻揭露“日中亲善，经济提携”的欺骗性。这篇文章遭到日本驻厦门领事馆的抗议，杂志被当局查封，梁灵光被迫在鼓浪屿英租界躲了一个月。12月，北平爆发声势浩大的一二·九学生运动。梁灵光再次北上，与上海暨南大学学生一起参加中共地下党领导的示威串连活动，声援北平学生的爱国斗争。他参加上海大专院校学生请愿团赴南京请愿，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在这次请愿活动中，梁灵光结识了暨南大学女生朱含章，在反帝爱国斗争中两人结为连理。
在上海时，梁灵光的革命活动被国民党特务盯上了，处境十分艰难。他想离开上海到革命圣地延安去。然而此时，通往陕北苏区的秘密交通已经被切断了，梁灵光投奔延安的愿望无法实现，不得不空怀一腔抱负避居到南洋去。1936年6月，梁灵光从厦门渡海，取道新加坡，到达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在当地尊孔中学任教。尊孔中学原有共青团组织在开展秘密活动。梁灵光来了以后，又团结了一批华侨进步师生，组建了“华侨抗日救国会”、“左翼作家联盟”和“雪兰莪邦反帝大联盟”，并担任这三个团体的主席。在马来西亚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梁灵光以半公开的形式，组织读书会，举办小型座谈会、时事讨论会，在师生中传播抗日救国思想，讲授社会主义基本知识，培养了一大批“反帝同盟会”的骨干力量。
1937年，震惊海内外的七七事变爆发，梁灵光怀着一腔救亡之志，以新加坡《南洋商报》特派记者的身份，回到了战火纷飞的上海。此时，日寇逼近南京，徐州失守，苏北已成为敌后。梁灵光受聘担任“江苏省战时动员委员会”视察委员和抗青团政治教官，并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组织抗战支队——“苏北游击第二纵队”，任第二支队队长，率部挺进江海平原。1940年8月，24岁的梁灵光被任命为抗日根据地江苏如皋县长，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此期间，他按照党的指示，建立“农抗会”等抗日团体，实行“二五减租”；团结当地各界抗日爱国人士，改造地方政权；发动群众筹集粮草，全力配合新四军取得“黄桥决战”的胜利。
不久，为了打开通如海启地区工作新局面，梁灵光被任命为南通县长兼保安旅长，奉命接管南通县国民党政权。南通县是国民党顽固派的一个堡垒，县长何润章勾结当地土豪劣绅，下令全城戒严，策划武装反抗。梁灵光“单刀赴会”，深入虎穴，成功说服了保安旅的一名中校团副，迅速解除了县政府警卫排武装，兵不血刃，迅雷不及掩耳地接管了南通县国民党政权。随后，梁灵光将保安旅改造成为一支英勇善战的抗日武装——南通县警卫团，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与新四军挺进纵队密切配合，横扫通海地区的顽敌，广泛开展减租减息、反“扫荡”、反“清乡”斗争，为开辟苏中四分区抗日民主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
1943年10月，梁灵光奉调苏中四专署任专员。他与地委书记吉洛（姬鹏飞）、四分区司令员陶勇等密切配合，在反日伪“延期清乡”、“高度清乡”的斗争中，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建设抗日民主政权，组织军民生产自救，打破日伪的经济封锁，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抗战胜利后，梁灵光担任新成立的华中九分区司令兼专员。时年30岁的梁灵光身材高大，气度从容，被誉为“军中儒将”。当粟裕率领华中野战军主力向北作战略转移后，他立即组建苏中九分区主力部队——新七团，以应对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反共内战。在梁灵光的带领下，新七团北上东台，南插二窎，东击三余，攻克聚星镇，奔袭灵甸港，打开了通中地区的新局面。随后，梁灵光率部转战通如海启，所战皆捷，受到陈毅、粟裕的称赞。1948年4月，九分区七团上升为主力部队，梁灵光任华东野战军第十一纵队三十三旅旅长。
这一年秋，中原战局发生变化，中共中央决定发起淮海战役。梁灵光从三十三旅升任为华野十一纵队副参谋长，奉命开赴淮海战场，围歼国民党黄伯韬兵团。在徐东阻击战中，十一纵经受严峻考验，坚守阵地，连续作战，歼敌6400余人。随后，又北上永城，参加围歼杜聿明集团的作战，歼敌12000多，胜利完成了华野赋予的作战任务。梁灵光说：“参加淮海战役，是我个人军事生涯中的一个转折。”
淮海战役后，十一纵整编为第三野战军第二十九军，直属十兵团指挥。梁灵光任二十九军参谋长，负责渡江前的军事训练和后勤保障工作。1949年4月21日，渡江战役开始，梁灵光指挥所属各团渡过长江天堑，乘胜追歼逃敌，解放了苏南重镇无锡、苏州。5月，又参加上海战役，挥师攻克月浦、吴淞，歼敌12000余人，与兄弟部队一起解放了上海，让这座“东方的巴黎”回到人民的怀抱。上海一解放，梁灵光奉命带队先遣入闽，为解放福建作准备。
1949年8月福州解放，十兵团挥师南下，迅速解放了闽南重镇泉州、漳州、厦门，梁灵光首任厦门市长。从此，他进入了生命中的另一个阶段——从政生涯。
在厦门，梁灵光励精图治，打破国民党残部的海上封锁，开辟内外贸易航线，修建厦门海堤，兴办地方工业，团结和发动海外华侨投资家乡建设，为厦门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由于政绩显著，深孚众望，1952年底梁灵光调任福建省工业厅厅长、省委工交部部长，主管经济计划和地方工业交通建设工作。福建地方工业落后，“路无寸轨，手无寸铁”，又处海防最前线，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梁灵光执行省委“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制定出了以发展农林业生产为首要任务，以鹰厦铁路和古田溪水电站为重点投资工程，“以轻为重、以轻养重”，实行“农、轻、重”布局的福建省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使福建地方工业开始了艰难的起步。
1956年3月至1966年2月，梁灵光先后出任福建省副省长、中共福建省委常委、书记处候补书记、书记。在这期间，梁灵光依然致力于地方工业建设和“小三线”建设，为修建南福铁路和三明工业城的崛起出谋献策，作出重大贡献。
“文化大革命”中，梁灵光被诬为“叛徒”、“走资派”，备受折磨，被剥夺了工作权利，在无休止的“审查”中，度过了七年“囚徒”生涯。
1977年，梁灵光阔别福建家乡，奉调到新组建的轻工业部任部长。他以超凡的魄力整顿领导班子，拨乱反正，改变我国长期以来重“重”轻“轻”的状况，呼吁中央加大对轻工业的投资比例，调整轻工产品结构，扩大企业自主权，积极引进港澳和国外先进技术，促进轻工领域的对外开放，使中国的轻工业得以飞速发展，终于结束了长期徘徊的局面。
1980年10月，梁灵光受命南下广东，担任广东省委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他与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密切配合，坚决执行中央制定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大胆冲破“左”的思想束缚，抓住机遇，引进外资，加快改革步伐，搞活对外经贸，使广东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广州、深圳的对外开放走在了全国前列，起到了改革开放的示范作用。
1983年春，梁灵光当选为广东省长。他坚决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充分发挥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的优势，实行“三二一一”开放规划，即三个经济特区、两个开放城市、一个珠江三角洲、一个海南岛，使广东形成多层次的开放格局。
1984年1月，邓小平第一次南巡，梁灵光陪同前往深圳、蛇口、珠海、中山、顺德等地考察。看到经济特区日新月异的变化，邓小平对广东省的工作给予充分的肯定。并挥笔题词：“珠海经济特区好”、“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在小平同志的肯定和支持下，梁灵光更加放开步子，继续开放广州、湛江两个港口城市，建立起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开发海南岛，并对经济管理体制进行综合改革，取得宝贵经验推广全国，为震惊世界的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作出了特殊贡献。
1985年，梁灵光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担任广东省顾委主任和全国人大常委、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他依然关心民营经济的发展，为省委出谋献策，为侨务工作立法。他兼任香港中旅集团董事长，充分利用外资，在深圳创办华侨城，集工业、商贸、旅游、房地产业于一体，独具创意地发展了有中国特色的历史文化旅游业，创造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
在改革开放中，梁灵光站在潮头，披荆斩棘，经历风雨，淡泊名利，清正廉明，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党的好干部。
2006年2月25日，梁灵光走完了九十年的人生历程，悄然辞世。他的品格和清誉，千古流芳，永载史册。
编辑／张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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