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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渡赤水，驰骋川黔滇
钟有煌
中央红军进到黔北，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批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特别是解决了最主要、最迫切、最关键的军事问题，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3人组成的军事小组全权指挥军事作战行动，从而在这个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
一渡赤水
因渡过乌江的黔军袭击驻刀靶水我五师师部，我十三团从乌江北岸的老君关紧急向北撤离，从右翼迂刀靶水以北地区，以保遵义的安全。后又奉命驻遵义，任务是严密监视遵义以南之敌。这时，原驻遵义的中央总部已离开遵义，只留下少数人员，处理一些收尾工作。
团政治处青年干事到我卫生队教唱《高举红旗向前进》：
同志们!高举着鲜红旗帜，
奋勇向前进，
配合那全国红军，
要实行总的反攻，
创造新的革命根据地，
大家要努力。
这支歌告诉我们，要实行总反攻。反攻到哪里去?这时我已知道，中央已放弃在黔北创建新的根据地，决定北渡长江会合川北红四方面军。
我军在黔北停留期间，敌人很快包围上来：南面的周浑元和吴奇伟的8个师，加上黔桂军11个师，东面的湘鄂军5个多师，西面的滇军3个旅共40万人，再加上川军在长江南北一线严防我军北渡。我军只有3万多人，敌强我弱，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中央决定迅速北渡长江，到川北会合红四方面军。中央、总部和各军团分三路纵队向赤水县方向急进，部队1月底西渡赤水。这是一渡赤水，进到川南地区。
我十三团单独在遵义地区，监视南面之敌，经一周多的时间，于1935年1月底完成任务，奉命最后撤离遵义。沿着贵阳至重庆的公路，行程60公里，经娄山关到达桐梓县。
这天天气尚早，我想到街上去看一看，还想买双胶鞋，但没看到有卖，又去看了外国人住的洋房子。桐梓虽不大，却尚整洁，还有电灯，这是自长征以来第一次住进有电灯的城市。
晚上吃饭时，团部通讯员传达团首长命令：“部队早休息，两点以前煮好两餐饭。”清晨两点钟的时候，大家睡得正深，团部又传来命令：“立即吃饭后，集合出发。”这样，我们又踏上了征途。队伍走了不久就离开了公路，加快速度向前赶大部队。我们在议论：“是不是前面部队已过长江，上级要我团迅速过长江去?”每一个红军战士都精神抖擞，准备过长江。
到中午时，行程已有三四十公里了。全团在路旁停下来吃午饭后，每个人的步伐加大加快继续前进。快到习水地区土城时，听到前面有枪炮声，我们才知道前面部队正在同敌人激战，原来是友邻部队在阻击敌人，掩护我团通过河上的浮桥，进入川南。
到了河边才知道这是赤水河，河面有100多米宽，河水很深，因为没有炮弹了，部队为了轻装前行，把大炮都丢进了赤水河。浮桥架设得很结实，骡马都能通过。我团渡过赤水后，只走了5公里多，天就黑了，停下宿营，准备接应后续部队，后卫的两个营都作了战斗准备。
第二天清晨部队继续前进，天空飘着雪花，迎接农历大年初一，道路两旁的村庄房顶上冒着浓烟，农民们正在做早饭，各个连队歌声嘹亮地唱着《高举红旗向前进》。我趁着部队停留的机会来到二营营部，突然得知营部卫生员龙思泉在遵义出发时没有来，我感到很吃惊!再三了解才知道，在遵义出发的头一天下午，一位农民苦苦哀求他去抢救其父亲的病。龙思泉请假后，背起红十字包跟着这位农民离开了部队。第二天清晨部队出发时，龙思泉没有回来。龙思泉是全团优秀的卫生员，思想好、工作好、学习好。如果他牺牲了，对我团卫生工作是一大损失。之后，我一直在思念着他。
30年后，我才知道龙思泉那时还在遵义，是在遵义郊区桑木垭被敌人杀害的。一直以来，他给穷苦老百姓看病治病不要钱，是受人尊敬的红军卫生员。当地老百姓将他厚葬，并在坟前竖立起一尊石碑，因不知道他的姓名，于是刻上三个大字“红军坟”，过往行人远远都能看见这尊高大的“红军坟”石碑。
“红军坟”碑竖起之后，许多人来到坟前焚香烧纸，以表示敬意和哀思。以后到这里来的人越来越多，香烟的香味飘撤在这片森林和田野中。
中央红军渡过赤水后，集结在川南地区，为了便于机动作战，部队进行整编，全军共编为16个团。我红三军团撤销师的编制，军团直辖4个团，我五师缩编为十三团，彭雪枫由师长改为团长兼政委。
中央、总部从遵义出发北上时，蒋介石就清楚知道中央红军要北渡长江会合红四方面军，他便重新调整其军事部署，“围剿”我军，以重兵防守长江，由军舰和装甲商船日夜游戈江面，沿江北岸修筑坚固的工事堡垒，严防红军北渡长江；川军主力在川南堵追；滇军则从西南逼近；黔军再占黔北遵义、桐梓等县；周浑元、吴奇伟纵队和湘军、鄂军加快速度北进，紧缩对我红军的包围，企图歼灭我军于川南地区。
蒋介石集中重兵，这样的部署和他的企图是很明显的。所以，中央、总部原决定在泸州与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难以实现，决定暂时放弃北渡长江。我军在川南地区活动范围比较小，北有天险长江；东南有赤水河；西面是横江和金沙江。所以，川南地区是险要之地，故决定离开川南再渡赤水。
二渡赤水
从整个敌人情况看来，黔北比较空虚，只有黔军3个师的兵力，蒋介石的主力军周浑元、吴奇伟的纵队还在乌江以南。为迅速摆脱川军和滇军在川南的夹击，我军于2月20日前后，在太平渡、二郎滩第二次渡过赤水河再入黔北，24日占领桐梓县城，25日红十三团向娄山关猛攻，经过激烈战斗攻克娄山关后，沿川黔公路南下，击溃阻拦的黔军，直至遵义城下，28日占领遵义城。
黔军的惨败，致使蒋军主力吴奇伟亲率一个师北渡乌江，直逼遵义增援黔军，孤军冒进乌江北岸。中央、总部决定利用当时的有利时机，以求歼灭该敌。红一军团动作迅速，突击吴奇伟的指挥部，吴怕被我活捉，率残部一个团慌慌张张地逃过乌江，并立即砍断浮桥，阻止红军渡江。
我中央红军在5天之内，共歼灭和击溃敌2个师又8个团，毙伤敌2400余人，俘敌30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这是在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等指挥下所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军士气。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这是“国军进击以来的奇耻大辱”。
我军会师黔北这一重大胜利，对全军战士鼓舞极大，大伙都希望多打这样的大胜仗，都认为我们回到黔北是要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赤化云贵川，在黔北站住脚，有一个后方，有一个家。但是这些上级没有说，也没有宣传动员。对于整个敌我形势，我们在基层工作的干部和战士是不知道的，但有个总的思想认识，就是相信中央总部的决策，一切行动服从命令听指挥。
长征以来所打的仗，多是防御战和攻坚战，这样的战斗伤亡大、消耗多，没有俘虏和缴获，完成任务后就撤离。战士们打这样仗虽很勇敢，但打得心里不舒畅。这次战役是运动战，是红军最善长的打法，越打越有劲，伤亡少，消灭敌人多，有缴获，有俘虏。
3月初,蒋介石飞抵四川重庆,亲自指挥部署对红军的围攻。他估计：红军必然向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须着重防守乌江一线，令湘军3个师防守乌江东岸，集中潘文华川军和从河南调动入川的上官云相两个师从北向黔北攻击；周浑元、吴奇伟纵队和黔军、滇军从西北配合潘文华和上官云相向南攻，企图消灭红军于黔北遵义地区。
遵义战役胜利后，为了更好地指挥作战，中央军委决定：组织前敌司令部，朱德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根据当时的势态，需要调动敌人，寻机消灭周浑元部，打开一个局面。正当我军开始行动以调动敌人时，蒋介石产生错觉，以为我军东进决心未定，是在左右徘徊，所以各路敌军向我推进，寻求我军决战。军委总部认为，在这样的势态内，要调动敌人有困难，必须要在大范围内调动敌人，才能达到歼灭敌人的目的。为此，军委总部决定第三次渡赤水，再度进入川南。
三渡四渡赤水
中央红军3月16日于茅台及其附近地区三渡赤水，再次进入川南地区，向古蔺、叙水长江方向前进，并攻占镇龙山击溃川军一个团的阻拦。
蒋介石误认为红军的目的还是要北渡长江会合红四方面军，故调50万军队，加速部署向红军紧逼，加强长江防线，令川军潘文华5个旅在江南堵截，严防红军北渡长江；令周浑元、吴奇伟迅速北渡乌江，向川南急进；令黔军、滇军向川南逼进，企图把红军歼灭于川南地区。蒋介石说：“剿匪成功在此一举，若不歼灭红军，何颜再立于斯也。”
蒋介石认为，这一次消灭红军似乎是很有把握，“在此一举”了。红军三渡赤水再入川南，确实是有些“险”！不论从哪一方面来说，地形地势、敌我兵力的对比、物资方面等，对我军都非常不利。
当蒋介石对川南的包围尚未形成时，为了摆脱这一险境，中央总部当机立断，决定再四渡赤水，以摆脱敌人的围攻，以隐蔽神速的行动，出敌不意地东渡，于3月19～22日从二郎滩、太平渡、九溪口四渡赤水，急行军，从敌人的空隙中挥师南下，向南急进。这一行动的决策是非常迅速的，从三渡赤水到四渡赤水在5天时间内就完成了。
红军在3月22日全军第四次渡过了赤水河，蒋介石还在睡梦中。他认为红军又要攻占遵义，向东会合湘西红二、六军团。3月24日，蒋介石从重庆飞抵贵阳，亲自指挥部署兵力，企图在遵义地区将红军一网打尽。
红军四渡赤水之后，在遵义和怀仁之间，迅速突破敌人的封锁线，急速南进。到哪里去?上级没有讲，红军战士依据上一次的经验，都在议论着：几次渡赤水，渡来渡去，目的是寻求机会消灭敌人。二渡赤水，寻着一个机会，在遵义打了一个大胜仗。这次四渡赤水再回黔北，很有可能打回遵义去，寻找另一个机会，再打一个大胜仗，在黔北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此次渡过赤水后，每一个红军战士在思想上都准备好了，决心再打一个大胜仗，在这种精神鼓舞下，走起路来更轻松，真是勇往直前。
我红军渡过赤水后，以很快的速度向南急进，渡过乌江打破敌军的包围圈，把敌军抛得远远的，完全摆脱了优势敌军的重重包围。
渡过乌江后，红军矛头直指贵阳。红军到达贵阳以北38公里的扎佐时，蒋介石在贵阳坐卧不安。贵阳的兵力只有4个团，他立即下令急调在黔西离贵阳最近的滇军3个主力旅，火速增援贵阳。这时红军在扎佐猛一转向东去，蒋介石自以为清醒地说：红军是要东去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这样，红军把敌军的注意力转到了黔东。
红军向东进到龙里、贵定地区停了下来，并在贵定县城西的清水江上架起了浮桥，这样可以东去湘西，也可以南下广西。敌人在猜测，红军到底要到哪里去？援助贵阳的滇军3个旅，此时正从黔西到贵阳。虽然是蒋介石的命令，要迅速增援，不敢怠慢，但是要进到贵阳地面需要有一定的时间。滇军进到一定的地点之后，我红军才离开，这样就使滇军3个旅无法掉头进入云南阻拦我北渡金沙。
我军在贵定、龙里地区，调头一转弯，兵分两路，在黔南地面大踏步西进，矛锋直指昆明。因一路没有敌军阻拦，不再走夜路，都是白天行军，雄赳赳气昂昂大踏步向云南前进。一路上广大人民群众，第一次看到红军。战士们只要有一点时间，就宣传红军是穷人的军队，是为穷人谋利益的，并动员他们参加红军。
红军在黔南向云南挺进时，蒋介石才发现，红军要北渡金沙江，而急速下令，命吴奇伟、周浑元部加快速度尾追。红军到达云南后原准备分三路挺进金沙江。中央总直属队在皎平渡为中路，一军团在上游的龙街渡，三军团在下游的洪门渡。因为一、三军团的渡船太少，水流又急，无法架浮桥，无法渡江而当时蒋介石的追兵，其主力正向云南急进，向金沙江追击，企图要把红军赶下江去。为此，军委总部决定一、三军团，都到中路皎平渡渡江。这样，担任全军后卫部队的红五军团，利用有利地形，节节堵截追兵。中路皎平渡，共有6只木船，昼夜不停地来回摆渡。七天七夜，两万红军胜利渡过金沙江，到达会理，将敌人远远抛在了身后。
现如今，四渡赤水已经过去70多年了，这些年来，我时常琢磨红军当年的四渡赤水，愈发体会到当年毛泽东用兵的神妙。
在遵义会议期间，蒋介石在贵州境内和川南地区集结的军队共148个团，40余万人，而我中央红军在编队时只编为16个团3万余人。这样的敌我形势的对比下，这个仗怎样打？毛泽东依据既往在中央苏区丰富的作战经验和当前的敌我实际情况，做出正确判断：“摆脱优势敌军的重重包围。”这是毛泽东对当前作战的总方针，也就是要达到实现“摆脱”敌军北渡长江（金沙江）会师红四方面军的目的。
要“摆脱”优势敌军，我中央红军四渡赤水的全部行动都是“调动敌军”，也就是要将不利于我变为有利于我，达到“摆脱”的目的。“摆脱敌军”，不是打退敌军，更不是消灭敌军。过去在中央苏区时，叫“粉碎”敌人的围剿。那时在苏区打仗，人力、物力有后方支援，伤员可以送到后方医院。现在是在敌占区作战，伤员无后方可送，减员也无法补充。因此，必须保持自身的有生力量。这个问题毛泽东是特别注意。如二渡赤水遵义战役以后，中央在遵义西部的苟坝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林彪提出要打周浑元坚守的金沙县城，会上大家都同意打，只有毛泽东一个人不同意，说：“打又是啃硬的，损失更不应该。”之后说服了大家而没有打。但为了调动敌军，必要的仗还是要打的，如二渡赤水的遵义战役，伤亡小，胜利大，起的作用也大，有效地调动了敌人。
调动敌人必须使敌人相信我军的行动是真实的，合情合理的，才能有效地达到调动的目的。调动敌军的行动都是由统帅部安排、计划、布置的，机密性很强，只有统帅部核心领导的几个人知道，常常连军团首长也不知道，所以林彪说了走弓背路的牢骚话。
四渡赤水调动敌军，毛泽东在每一次行动之前，早早地依据当时客观实际，缜密思考之后，胸有成竹地一步一步地实施：一渡赤水是最为关键、最为重要、起的作用最大，这是毛泽东深思熟虑的最高水平的行动，没有一渡赤水就无法实现摆脱敌军的目的；二渡赤水是长征以来打的一次最大胜仗，表现出了红军强大的战斗力，敌人主力军都胆战心惊，唯恐落后地逃出战场。这更加提高了我军的战斗力和胜利信心，也是更大范围内调动了敌人有利于我的大好形势；三渡赤水我军进入川南地区，是毛泽东指挥红军最为惊险的行动，这是蒋介石要围歼我军最理想的地方，也就是敌人最能最快调动兵力之地。我军这一行动是自愿自觉地跳进了虎口，又巧妙地逃出了虎口渡过赤水，摆脱了优势敌军的重重包围；四渡赤水是最大调动了敌人，不仅摆脱了优势敌军的重重包围，而且把蒋介石的头脑都搞乱了，以至红军到哪里去了都不知道。红军渡过乌江，到达扎佐地区，离贵阳只有38公里时，蒋介石还在梦中。红军在扎佐向东去后，在贵定、龙里地区停下架浮桥，都是调动敌军的重要步骤。
毛泽东这样的调动敌军，思考得非常周密，连怎样做到全军安全渡过金沙江都早早的考虑到了。没有这样的调动敌军，要做到全军在一个渡口安全渡江，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编辑/李晓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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