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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毛红军思想政治建设的成功经验
陈朝响
在井冈山上由朱德和毛泽东所率部队会合组建的朱毛红军（即红四军），其主要成分是农民，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把这支军队建设成无产阶级的新型人民军队，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未曾遇到而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崭新课题。在回答和解决这一课题的过程中，毛泽东、朱德、陈毅之间既有诸多共识，也有意见分歧。为了统一认识，共同推动红四军思想政治建设，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一支无产阶级的新型人民军队，毛泽东、朱德、陈毅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付出了繁重的劳动，进行了艰苦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回顾这段历史，总结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对于借鉴、坚持和推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和军队的思想政治建设，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由意见分歧而引发的争论
建设一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这在实践上没有可资借鉴的现成经验，在理论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没有提及，需要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军原理和列宁建立无产阶级革命军队的实践，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独立的反复探索。在探索过程中，由于出身、水平和经历的不同，对问题的看法不同所出现的意见分歧而引发的争论是正常的必然的现象。
（一）争论的主要问题
关于建立和巩固罗霄山脉中段政权方面的意见分歧，关于朱毛红军的官兵关系，关于朱毛红军内党的领导问题等，是当时争论的主要问题。其核心是如何看待和处理政治和军事的关系，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问题。当时在这核心问题上的争论，又是围绕着以下具体问题展开的。
政治和军事的关系之争。在这个问题上，有一部分人认为政治与军事是对立的，“不承认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①甚至说，“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军事不好，政治也不会好”。②更有甚者，提出军事领导政治。另一部分人则认为，红军是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因此，军事和政治不是对立的；红军的政治工作机关是必要的，它不能隶属于军事工作机关，应与军事机关并行，共同成为红军的领导机关。由于共产党在军队中的根本任务，是保障红军正确执行党确定的革命政治任务。因此，军事与政治的关系的争论就不单纯是孰轻孰重的问题，这种争论实质上已经涉及到要不要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和怎样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的问题了。
党在红军中的领导制度之争。毛泽东在“三湾改编”时即建立了党在军队中的各级组织，并确立了党代表制度。党代表是所在该级军队的领导核心。对此，一部分习惯于旧军队领导方式的人有看法。他们喜欢个人说了算，认为由党委、党支部讨论决定问题，使他们受到约束；认为党代表权力过大，影响军事，产生麻烦。另一部分人则坚持党代表制度和党代表在各级军事组织中的核心地位，认为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党对军队的领导。当时有人又反驳说：“一支枪也要问过党吗？”③“党管一切难道拉屎拉尿也要管吗？”④据此，他们进一步提出：“党所过问的范围是要限制的”，“支部只管教育同志”，⑤不要过问军事。与之相争论的个别同志则进一步提出了相反的极端意见，他们坚持党就是要管理一切，生活琐事也要管，“如果拉肚子，你能不管吗”？⑥
民主与集中之争。当时朱毛红军内部关于民主与集中的争论，是围绕着如何看待民主与集中的关系，要不要实行有领导的民主、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而展开的。一部分片面强调民主、反对集中的人，他们反对的主要是党组织和党代表的集中。例如，有人针对党代表说，有领导的民主或“自上而下的民主”，民主了半天，还是党代表最后集中，还是党代表说了算，实际上是“书记专政”。他们主张取消自上而下的民主，实行所谓“由下而上的民主集中制”，不论大事小事，一律“先交下级讨论，再由上级决定”。另一部分人则反对这些意见，主张坚持党的领导，坚持自上而下的民主集中制，维护党代表在军队中的核心地位。这种民主与集中之争，从表面上看，是只涉及党的领导方式问题，但实质上涉及党对红军的领导及实行领导的体制问题。因为持有不同看法的人所提意见和要求的内容，都带有限制或削弱红军中党组织和党代表的领导权的成分。
此外，对红军的任务除打仗消灭敌人外，还要不要承担其他任务之争，涉及到红军要不要执行党的政治任务和怎样执行的问题。对设不设宣传兵，要不要这个制度之争，实际上也涉及到党在军队中的领导和党在军队中的政治工作问题。
上述问题的争论是随着朱毛红军的创立和建设逐步产生发展起来的，到1929年6月朱毛红军党的“七大”前夜，变得更加尖锐和公开，其导火线是要不要设立军委问题。
（二）军委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
军委是红四军即朱毛红军（下同）党的最高组织，在前委领导下进行工作。那么，它为什么会成为当时争论的焦点呢？
军委问题成为争论焦点的历史背景。红四军军委始建于1928年4月。1929年1月，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以后不久，因为每天行军作战，军情紧急，感到前委军委之重叠，不利应对严峻、多变之局面，“遂决议军委暂时停止办公，把权力集中到前委”。⑥5月23日，红四军攻占福建龙岩以后，因工作头绪多而繁忙，前委感到“兼顾不过来，遂决定组织军的最高党部（即军委）”，⑦由中央派到红四军工作的刘安恭任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刘刚上任，便决定：前委只能讨论红军行动问题，不要过问其他活动。军委是前委的下属单位，下级对上级的权限作出规定，显然是不适宜的。以刘安恭为首的军委，因为没有经过选举，是临时军委，他作的限制前委权限的决定，引起了红四军很多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不满。于是在6月初召开的一次有41人参加的前委扩大会上，以36票对5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撤销临时军委的决定。那么，临时军委撤销后，还要不要设立新的军委，便在这种背景下提上议事日程并成为当时争论的焦点。
朱毛对要不要设立新的军委的分歧。朱德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⑧因为“完成组织系统就应有军委”⑨，红四军原来就有军委，是前委要军委停止办公的。毛泽东根据当时红四军的实际情况，主张前委之下不必设立军委。因为“现在只有四千多人一个小部队，并没有多数的军”，“行军时多的游击时代与驻军时多的边界割据时代又绝然不同，军队的指导需要集中而敏捷”，⑩有前委直接指导就行了，并说主张“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的同志是形式主义地看问题。
林彪、刘安恭的“轻率发言”加重了朱毛之争。在红四军党内要不要设立军委的争论中，由于林彪、刘安恭各倾向一方，并在下面活动，做“失之推测”的“轻率发言”加重了朱毛之争。刘安恭支持朱德的意见，说红四军党内存有派别，朱德是拥护、执行中央指示的；毛泽东是标新立异、自创原则，不服从中央指示的。他提出用“完全选举制度及党内负责同志轮流更换来解决纠纷”。?輥?輯?訛林彪则集中攻击朱德，他给毛泽东写信，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意见，要求毛泽东不要离开前委工作。信中说，朱德希图成立军委是为了摆脱前委的领导，是个人领袖欲和虚荣心极端发展的表现，并说朱德惯于利用各种封建形式拉拢部下，有一个“无形结合派”，是搞阴谋。
在福建上杭县白砂前委扩大会上，林彪又即席发言，说他给毛泽东的信专指军委问题，重申了他的观点。朱德在这次会上，逐条反驳了林彪的攻击，申明部队长官深入接触下级官兵，不是拉拢部下搞派别活动，而是密切干群关系，与群众打成一片，并说明主张设立军委的理由。毛泽东在会上则提交了书面发言，认为军委不仅是与前委重复，而且是同前委分权，动摇了党管一切的原则，是“个人自由主义与无产阶级组织纪律斗争的问题”，表示这个问题不解决，他不能在这个不生不死的前委工作，准备辞去前委书记的职务。
白砂会议后，1929年6月14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长信，信中全面阐述了当时红四军党内争论的性质、根源、主要问题以及毛泽东的观点，突出强调了其中最根本的是关于党的领导问题，其他问题都是联系于党的领导问题而存在的。6月15日，朱德针对林彪反对他的言论，也给林彪写了一封公开答辩信，进一步表明他对“党管一切”等提法的异议。朱德认为“党管一切”的提法欠妥。“如果真要实行此口号，必然使党脱离群众”。
军委问题争论的实质、成因和影响。根据实际情况讨论设不设军委，本不是什么原则问题。当时之所以争得那么厉害，并一时成为焦点，是因为它直接关连到上面提到的一系列争论问题，其实质不能不落在是保持还是限制前委的权限上。因为主张设军委的同志认为前委权力过于集中，想通过建立军委节制前委的权限。
导致出现上述争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中央“二月来信”的影响，又有工作中存在的诸多实际问题；既有同志间出身经历和思想理论水平上的差异，又有一些同志认识上的错误。而归根结底，是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的。
这场争论开始还局限在红四军党内领导层，但在白砂会议后，林彪的信、毛泽东和朱德给林彪的信、刘安恭的书面意见，都在前委通信第三期上刊登出来，在编者附言中还要求大家发表意见，努力争论。于是这场争论便影响和扩展到基层，争论的问题也日渐广泛，一时间众说纷纭，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为了尽快统一认识、停止争论、团结对敌，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共同商定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
二、分清是非、统一认识、结束争论
毛泽东说：“党内有争论问题发生是党的进步”。他主张“暴露”，反对掩盖党内的矛盾和斗争。红四军党内争论的实践证明，毛这一观点是正确的。红四军党内正是通过上述争论，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党的正确原则才得以逐步为大家所接受，从而达到坚持原则、分清是非、统一认识、结束争论、团结对敌之目的。
（一）成功与不足并存的红四军党的“七大”
“七大”的基本情况。前委经过两天的仓促准备，于1929年6月22日在龙岩县召开红四军党的“七大”。会期一天，会议由陈毅主持，大会中心任务是解决党内争论和讨论分兵问题。会上，陈毅作了报告，报告对刘安恭、林彪一些不利团结的言行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对朱、毛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陈毅批评朱德有旧军官思想，不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姑息刘安恭的宗派活动。批评毛泽东有个人英雄主义和家长式领导方式。陈对朱、毛的批评虽不尽正确，但整个报告的主要精神，仍然是强调团结。
陈毅报告后，朱、毛相继发言，解答了大家所提的问题和意见。但在几个有争议的问题上，基本还是坚持原来的看法，暂未取得一致。陈毅对朱、毛的批评，朱德没有表示什么，毛泽东则有保留地表示了意见：“至于陈毅同志对我个人有许多批评，我现在不说。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是不正确的。”
大会通过了陈毅主持起草的《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并选举产生了以陈毅为书记的新前委。新前委内毛泽东、朱德、陈毅、林彪、刘安恭、伍中豪、傅柏翠等13人组成。这次选举，使毛泽东未能连任，是一个缺陷，但不能就此对红四军新前委的选举作出完全否定的评价。因为中央接连来信，要朱、毛离开红四军，到中央工作；毛泽东又表示问题不解决，绝不当前委书记且身患重病；陈毅又是一位有革命资历、有工作能力、有威信、心怀坦荡的红四军主要领导人之一的情况下，推选陈毅为前委书记，然后呈报中央，听候中央的意见，是很自然、合乎情理的。过去说红四军“七大”在组织上排挤了毛，夺了毛的军权，这种说法没有具体分析当时的历史情况，缺乏事实根据。至于国外有的学者把红四军的这场争论和红四军党的“七大”都说成是权力斗争，更是无稽之谈。
红四军党的“七大”原定除解决党内争论问题外，还要讨论分兵问题。由于军情紧急，大会只开一天，来不及讨论分兵问题，于是决定由新选出的前委日后再讨论分兵问题。
“七大”的成功与不足。“七大”对红四军建军以来在毛泽东主持下的前委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根据当时的认识水平，对争论的几个主要问题，特别是要不要设军委问题，作出了原则上正确的结论；对发生争论双方的主要责任人分别作了批评以至处分，制止了争论进一步向基层蔓延，这对防止扩大矛盾、巩固红四军的团结，有积极作用。
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七大”通过的决议在概括和表达毛泽东建军思想方面，没有达到毛泽东的高度；决议对红四军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分析得不够透彻，没有深入探求产生这些思想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根源；决议在对若干问题所作的结论中，也明显带有调和的成分；决议对设不设军委的问题上的分析和结论，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七大”在开展批评和进行组织处理时，过于着重了个人责任，缺乏对客观环境的分析，忽视了思想教育，也带有简单化的倾向。
总之，红四军党的“七大”在当时大多数人的认识水平上，终止了红四军党内长期争论的局面，在政治上和组织上提出了不少的意见，这些意见在其基本方面，是朝着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方向发展的。因此，从整体上看，对“七大”应给予肯定的评价。过去说“七大”是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占了上风，是缺乏事实根据的。认为“七大”存在某些缺点，就予以全盘否定，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在中国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还在初创的时期，能够作出这么一个决议是不易的。我们切不能以今天的认识苛求前人。
（二）朱德主持召开的红四军党的“八大”
“七大”后，毛泽东离开部队到闽西蛟洋指导地方工作。陈毅赴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前委书记由朱德代理。这时，部队中原先就存在并且“七大”一时尚未解决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主观主义、个人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在出击闽中的战斗中又比较集中地暴露出来，使朱德感到解决这些问题已刻不容缓。于是，便决定召开红四军党的“八大”来解决。
1929年9月下旬红四军党的“八大”在朱德主持下于上杭县太忠庙召开，他希图采取“由下而上的民主制”来解决红四军内存在的种种问题。他把红军法规、党代表权力、政治形势分析、红军行动计划、干部调动、军队纪律不强和涣散现象等问题，统统集中到“八大”会议上讨论解决。他认为，这样才有助于充分发扬民主，“才是由下而上的民主制”。
采取这种方式开“八大”，看起来热热闹闹，可以各抒己见，好像非常民主，但是，因为缺乏准备，会前对争论的问题没有拿出主见，会议把握不住中心，“往往争议终日得不到一个结论”。其中“为了一个红军法规中的党代表权力问题，讨论了两天仍旧没有办法解决，结果还是决定请示中央”。“八大”开了3天，结果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会议未能达到朱德预想的结果，也不可能达到解决红四军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目的。
朱德从实践中悟出红四军离不开毛泽东。朱德想了很多很多问题，他面对红四军中各级党的领导机关不健全，党员政治水平低，部队组织纪律性不强，官兵情绪不稳定的实际情况，深感加强部队党的思想政治建设的极端重要性。认识到过去毛泽东反复强调的：诸如，应该确立政治上的领导核心；应该加强红四军党的领导机关建设；应该加强部队的思想政治建设等一整套做法都是对的。此时此刻，他深深地领悟到红四军工作离不开毛泽东，确立政治上的领导核心离不开毛泽东，红四军要打胜仗也离不开毛泽东，一句话，红四军没有毛泽东不行。于是，他责成郭化若等三人联名写信请毛泽东回上杭复职，重新主持前委工作。朱德这一情感上的转变，为日后开好红四军党的“九大”，弥合分歧，实现共识，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三）实现统一思想认识的红四军党的“九大”
统一思想认识的条件业已成熟。首先是有党中央的“九月来信”。这封信对红四军党内争论的军队建设作了明确而具体的指示，在红四军上层领导之间，在重大问题上各持己见、争执不下的情况下，这封信无疑是起了重要的裁决作用。信的内容既坚持了正确的原则，又能为各方接受，同时还规定了解决问题的方式，因此，可以说，这封信是红四军召开党的“九大”实现统一思想认识的重要促进因素。其次是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已严重地妨碍着红四军正确地执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所赋予的任务，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其三是朱毛陈等前委领导人，在接到党中央“九月来信”后，都表示坚决执行中央指示，都有从革命大局出发，尽快解决红四军中存在问题的迫切愿望；而且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形成了共识，重新实现了团结，这为开好红四军党的“九大”，实现统一思想认识创造了重要条件。其四是当时有利的、相对稳定的环境也为红四军召开党的“九大”，实现统一思想认识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条件。
毛泽东重返红四军前委。陈毅在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并参加会议结束后，带着中央“九月来信”和周恩来的口头指示，回到红四军军部机关，在上杭的官庄召开前委会议，传达中央“九月来信”和周恩来的口头指示，并宣布请毛泽东回红四军继续主持前委的领导工作的决定。朱德表示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指示，“欢迎毛泽东回来”主持前委工作。
官庄会议后，陈毅派人把中央“九月来信”送到毛泽东住处，并附上自己的一封亲笔信，汇报部队情况，请毛回前委工作。毛泽东收到中央“九月来信”和陈毅的信后，看到中央已有解决红四军问题的明确指示；红四军中存在的问题也急需解决；红四军前委领导的认识，特别是朱德、陈毅的认识已有很大转变，解决红四军党内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条件已经成熟，加上此时自己的病也已痊愈，便于1929年11月26日，在中共福建省委巡视员谢汉秋的陪同下回到红四军前委机关。
毛泽东回前委后，首先与朱德、陈毅坦诚地交换了意见，他们都从革命大局出发，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广阔胸怀，各自作了自我批评；同时交换了部队和地方的一些情况；并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初步取得了一致认识。为开好红四军党的“九大”，实现思想认识上的统一，提供了重要前提。
“九大”前的调查研究和充分准备。毛泽东复出主持前工作后，于11月28日，便以前委书记的身份，在汀州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对红四军部队进行整训。12月3日，红四军撤出汀州，开到连城县的新泉，在这里进行了著名的“新泉整训”，作为古田会议的预备会议。
“新泉整训”分为政治整训和军事整训两个部分。
毛泽东、陈毅负责政治整训。他们召开有支队长、大队长参加的调查会，了解部队和红四军党内存在的种种问题，听取各种不同意见，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通过调查研究，收集了多方面的材料，初步摸清了红四军内存在问题的种类、性质、根源，同时有针对性地进行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为统一思想认识，开好古田会议作了充分准备。
朱德负责军事整训，以配合政治整训。
“新泉整训”正在进行时，已占领汀州的敌军逼近新泉，红四军撤至上杭县的古田镇。在这里毛泽东又召开了各级党代表联席会议，进一步发动大家，摆问题、查原因、谈危害以及寻找克服的办法。
接着，前委又召集各大队支部书记、宣传委员、组织委员开会，讨论红四军党的“九大”提案。前委把这些党的基层干部分成党的教育问题、红四军宣传工作问题等8个专题小组，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写出专题提案。毛泽东在此基础上，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精神以及各种会议得出的正确意见，撰写出3万多字的决议草案稿，提交红四军党的“九大”，最后完成了召开古田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
终于统一思想认识的红四军党的“九大”。经过充分准备的红四军党的“九大”（即古田会议），于1929年12月28日，在上杭县古田镇溪背村廖氏宗祠厅堂正式召开。大会由陈毅主持，他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以及中央关于开除取消派陈独秀等党籍的决议案，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的长篇报告，朱德作了军事报告。与会代表热烈讨论了毛、朱、陈的报告和中央“九月来信”精神，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等项决议。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新前委。与会代表在总结组建红四军以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坚持原则、分清是非，终于在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问题上；在党对红军绝对领导的原则问题上；在军事与政治关系的问题上；在红军内、外关系和瓦解敌军的原则问题上；在对红军进行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重要性认识的问题上；在加强红四军党内思想政治建设的途径、方法等问题上统一了思想认识，从而消除了分歧、化解了矛盾、达到了共识、结束了争论。《古田会议决议》反映和体现了这种共识。
红四军党的“九大”所以开得成功和会议决议所以能够产生，是由于有中央“九月来信”的正确指导；有毛泽东在对红四军建军经验作出的深刻总结和红四军党的“七大”以来，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有会前认真调查研究和充分准备。同时也与毛泽东高超的领导艺术和领导才能分不开；与朱、毛、陈顾全大局、通力合作、严于律己、团结共事的精神和品质分不开。
古田会议决议以独创性的理论，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的人民军队的根本问题。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已形成了自己系统的建军理论和原则。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的重大发展，在人民军队建军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它不仅对于红四军的发展壮大起了重要作用，而且由于党中央向全国各革命根据传播红四军的经验而对全国各地的红军建设起了重要作用。“后来各部分红军都先后不等地照此做了”。这样，就大大缩短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军队建设、党的建设方面的摸索和探讨的过程。其意义不能低估，它的确是“胜利从这里开始”。
三、思想政治建设的成功经验
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的一年时间里，毛、朱、陈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建军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就如何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红四军建设成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的人民军队，进行了艰辛的、卓有成效的开创性探索，创造了诸多为党中央和全军所瞩目的成功经验，给后人留下了许多重要启迪。
（一）注重理论学习、讲究教育方法，坚持不断提高红军官兵的政治理论水平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确立为自己的行动指南。中国人民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革命面貌为之一新。深知这一真理的毛泽东，重返红四军后，给中央的第一封信，就说到：“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希望中央能在马列主义书报和中央指示方面，提供精神食粮，以应对理论上之需求。
在毛泽东主持下制定的古田会议决议指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不提高党内政治理论水平，不肃清党内各种偏向，便决然不能健全并扩大红军，更不能担负重大的斗争任务。”毛泽东根据当时红四军党内存在的问题，列举了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等错误倾向，指出产生这些错误倾向的根源及其表现形式，潜心研究了如何通过学理论、抓教育以及怎样纠正自己存在的问题的方法，使广大红军官兵真正认识到自己问题之所在，以及纠正的具体途径。而其中的舆论导向、读书学习、集中培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个别谈心、各级党组织会议、政治讨论会等等，形成了一整套适应不同文化水平、不同职务的党员和各级党组织的思想理论教育的方法和途径。正是这种有针对性的学理论、多层次、多样化的思想教育方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比如以批评与自我批评为例，古田会议后不久，第二纵队第四支队党委和各支部负责人带头作自我批评，鼓舞和教育了支队全体指战员，许多官兵也自动检讨了自己，开展了自我批评。于是打骂士兵、不重视党的领导、不愿做群众工作、破坏俘虏政策、破坏群众纪律以及吃喝嫖赌等不良倾向，成了众矢之的。部队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得到改善；军容风纪焕然一新。这种注重理论学习、讲究教育方法，坚持不断提高红军官兵的政治理论水平，从“根”上解决问题的成功经验，至今仍是我党我军保持先进性的正确选择。
（二）善于化解党内矛盾，坚持采用坚持原则、分清是非、统一认识的方法，化解矛盾、团结共事
古田会议并非在通常情况下召开的，而是在红四军高级领导层出现严重的意见分歧的危急关头召开的一次特殊会议。它的成功召开，是以毛泽东为前委书记的红四军党内正确处理和化解高层领导干部之间矛盾的范例。
当时由于红四军的历史还不长，共产党独立领导军队开展武装斗争的实践还刚刚开始，如何在实践中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人民军队，一切都要从头摸索和积累经验。这种经验的积累又有一个过程，加上正确原则的确立，也有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在这个探索和实践中，出现不同意见而引发的争论是正常的。问题是当出现意见分歧、产生矛盾时如何面对，怎样正确处理和化解这些矛盾？是不讲原则，调和敷衍，还是坚持原则，分清是非；是顾全大局、坦诚相见、严以律己、真诚团结，还是意气用事、唯我独尊、无端指责对方，闹不团结；是人为地制造和扩大矛盾，唯恐队伍内部不乱，还是正确处理和化解矛盾，维护内部团结以应对复杂的战争环境。当时前委领导人毛泽东、朱德、陈毅选择了前者。他们都视党的团结如党的生命，从革命事业的大局出发，在中央“九月来信”精神的指引下，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广阔胸怀，既坚持原则，分清是非；又发扬民主，严以律己，多做自我批评。从而在红四军思想政治建设的重大问题上取得了一致，达到了共识，化解了矛盾，结束了争论，重新实现了红四军前委高层领导人之间的团结共事，为我们创造了一条正确处理和化解党内矛盾的典型经验。其意义在于提醒我们当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当同志之间、领导与群众之间、领导与领导之间出现矛盾和摩擦时，要坚持原则、分清是非、统一认识；要顾全大局、讲团结，多想别人的长处，多比自己的短处，多做化解矛盾的工作，不做麻烦制造者，以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共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是党性修养的重要内容。
（三）着力实现民主与集中的统一，坚持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和红军的组织原则；指的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它是一对矛盾的两个侧面，它们既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不能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就是我们讲的民主集中制。
马克思主义认为，民主与集中相联系、相依存。没有民主，不能有效地集中，而没有必要的集中，民主只能成为不着边际的空洞议论，没有一定目标的无谓举动。恩格斯就曾说过：权威和集中是把无产阶级的一切力量拧成一股绳，并使之集中在同一个攻击点上进行胜利斗争的需要。“如果有人向我说，权威和集中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两种应当加以诅咒的东西，那么我就认为，说这种话的人，要么不知道什么叫革命，要么只不过是口头革命派”。列宁也说过：“我们主张民主集中制。因此必须弄明白，民主集中制一方面同官僚主义集中制，另一方面同无政府主义有多么大的区别。”由此可见，把民主与集中割裂开来，认为实行民主就不能集中，实行集中就是否定民主是错误的；把民主归结为个人无限制的自由，不受任何约束和规范，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也是错误的。
毛泽东曾在党的八七会议上严肃地批评了陈独秀的家长制、一言堂、听不得不同意见。对此，他认为要想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发展，“以后上级机关应尽心听下级的报告，然后才能由不革命的转入革命的”。与此同时，他也反对所谓“自下而上的民主集中制。他在古田会议上旗帜鲜明地指出，极端民主化的严重危害就在于“损伤以至完全破坏党的组织，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使党担负不起斗争的责任，由此造成革命的失败”。于是，他力主必须“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
何谓“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古田会议决议》作了这样的概括和规定，即：党的指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遇事要拿出办法，以建立领导的中枢；上级机关要明白下级机关的情况，及群众生活情况，成为正确指导的社会来源；党的各级机关决定事情不要太随便，一成决议，便须坚决执行；上级机关的决议，凡属重要一点的，必须迅速地传达到下级机关及党员群众，其方法就是开活动分子会，或支部以至纵队的党员大会（须查看环境的可能），派人出席作报告；党的下级机关及党员群众对于上级机关的指示，要详尽的讨论，以求彻底了解指示的意义，并决定对它执行的方法。这些规定为发展党的民主集中制，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后人着力实现民主与集中的
一，坚持“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创造了重要的历史经验。
当前在现实生活中，有的领导人自恃高明，独断专行，搞家长制，一言堂，还美其名曰：这就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其实这正是列宁批评的“官僚主义集中制”，与“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风马牛不相及，是对“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的歪曲和背叛。
（四）举思想建党旗，坚持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
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当时中国工人阶级人数不多，力量不足，党的主要成分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勤劳、勇敢、质朴是农民的优秀品质，也是中国革命所需要的重要因素。然而，农民自身也存在狭隘自私、组织纪律性差，战斗力不强等缺陷，正是这些缺陷使之未能很好地发挥党的主要成分应有的作用。
怎样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政党，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当年未曾遇到而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新课题，需要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主义建党原理，联系中国的具体实际，进行独自探索。在探索的过程中毛泽东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由他主持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例举八种错误思想，并且具体地、多方面、多层次地阐述了克服这些错误思想的方法，还专门论述了加强军内党的思想政治建设的原则和方法。正是这些开展思想政治建设的原则和方法，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活水源头，奠定了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理论基础，找到了一条能使农民占多数的中国共产党保持先进性的重要途径。通过从思想上建党，把一个农民成分占大多数的党建设成为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政党，同时又团结带领了广大农民群众参加到红军队伍中来，成为革命的主力军。这就既保持了党组织的先进性，又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中国农民客观上是革命主力军的作用。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开创性发展，也是党和军队建设史上的宝贵经验。
时至今日，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同样需要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加入建设大军，共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其中一些非工人阶级的社会成员加入党的组织，还要靠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使新参加到党内来的非工人阶级的社会成员或带有这样那样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人员，经过学习、教育和自我思想改造，达到不仅组织上入党，而且思想上入党之目的，成为一名名符其实的中国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可见，举思想建党旗，坚持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仍是我们党和军队建设的永恒课题，至今仍闪耀着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的光辉。
（五）走军事与政治相统一路，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人民军队是“军事”与“政治”的结合体。能否处理好军事与政治的关系，直接关系到军队建设的方向和质量。对此，古田会议决议特别强调要警惕“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要警惕“党与军事分离”，“党不能领导军事的危险”。政治与军事不能对立，也不能分离，更不能颠倒，必须始终统一于党的领导下之，统一于军队的建设之中，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古田会议决议》正是把中国红军建设中，最为重要、最为根本、最为核心的问题，从理论和制度上给予了正确的解决。
1.明确了党在军队中的领导地位。指出，红军中必须健全党的各级组织，“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这是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正是这一在红军中“必须建立”党的组织制度的确立，才使党在军队中的地位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2.明确了党委在部队中的核心领导作用。提出，红军中党的组织必须“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以建立起“领导的中枢”。“党对军事工作要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这些规定，从根本上解决了党的领导如何实现的问题。
3.规定了共产党员在军队中的使命。指出，一定要“分清党员社会职业与党的工作的性质”，每个党员“必须担负一件社会职业，同时即在他的社会职业中担负党给他的工作”，使其“在社会职业中起核心作用”。这些规定，既解决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权的具体落实问题，又解决了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着力点问题。作为拿枪杆子的共产党员，必须肩负起完成“党的工作”和在军事“社会工作”中发挥“核心作用”的双重使命，才能把军队建设成为真正的“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
总之，古田会议决议提出并系统地阐述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这是红四军思想政治建设过程中，留给后人的又一条最为重要的成功经验。今年，胡锦涛在纪念我军建军80周年大会上讲话中，把“听党指挥”概括为“我们总结人民解放军80年建军治军经验的基本结论”之一，提到全党全军面前，要我们一以贯之地加以传承和发展。
江泽民也曾把古田会议决议所阐述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建军的根本原则，提到了“军魂”的高度。他说：“一个军队要有军魂。我看，我们军队的军魂就是党的绝对领导。”近80年来，古田会议所确立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军魂，代代相传，一脉相承。靠着这一军魂，党把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队伍建设成无产阶级的新型人民军队，创造了世界建军史上的奇迹；靠着这一军魂，我军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以弱胜强、以少胜多、以劣胜优，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我们有理由相信，靠着这一军魂，我军将在现在与未来的军事斗争中，经受种种挑战、考验和磨练，创造出世界军事现代化、信息化斗争史上的奇迹，为保卫祖国、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推动我军建设又好又快发展，确保有效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注释：
①②⒇《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86页、第85页。
③⑤⒁毛泽东《给林彪的信》（1929年6月14日）。
④《萧克谈话记录》。
⑥⑦《前委书记毛泽东同志给中央的报告》（1929年6月1日）。
⑧⑨⑩⒀《前委通信》第3期（1929年6月）。
⑾《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9年6月22日）。
⑿毛泽东《在前委会议上提出的书面意见》（1929年6月22日）。
⒂⒆《陈毅同志在中央召开的老人座谈会上的发言》（1971年10月）。
⒃⒄⒅《红四军部队情况报告》（1929年7月—1930年4月）。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378页。
22《列宁全集》第34卷，第139页。
23《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24页。
（作者为中共福建省委党校教授）
编辑/云 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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