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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新局面 心血献八闽
程 序 原作
福建是我的故乡，然而我对她却是生疏的。项南同志比我先到任，不过，他和我一样，虽是闽籍，都是几十年在外省工作。
我们上任时，面对的问题是复杂的，局面是困难的。其中，干部队伍问题尤为突出，这些问题有历史造成的，也有“文化大革命”中和清查“四人帮”中新出现的，许多人的问题没有解决，有的被隔离审查，有的还判刑劳改，干部队伍的元气受到伤害。这些问题实质上都是“左”的错误造成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省委工作要打开局面，就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各项决定，我作为分管组织工作的省委书记，第一个任务就是根据中央的精神和省委部署，抓平反冤假错案工作。
1981年10月，根据中央负责同志关于“地下党问题要很好抓一下，公公正正地解决，请先从福建抓起”的指示，省委决定由伍洪祥和我负责这项工作，并专门成立了省委地下党问题办公室。从1981年10月至1983年的两年多时间里，省委常委会多次听取有关地下党问题的汇报，先后印发了《正确处理福建地下党问题座谈会纪要》等文件，解决了一些有重大影响的历史遗留案件：经中央批准，为曾镜冰同志平反，宣布撤销过去的错误决定；撤销1951年对原闽西南党的白区组织审查结论中的错误部分，落实被错误处理的干部、群众的政策；撤销“四○五”专案，为闽中地下党组织的领导机关及其主要负责人和其他受错误处理的同志平反、恢复名誉。这些问题的解决，分清了大是大非，为在全省范围内彻底解决地下党遗留问题创造了条件。
在处理地下党问题时，我们始终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为依据，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当时当地的实际出发，全面地看待过去的历史问题，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着眼于增强党的团结，服从“四化”建设的大局。至1986年，全省共平反、纠正地下党员、游击队员、地下工作人员和“五老”的冤假错案6078件，并按照认真、严肃、慎重的方针，经过审理，承认了一些地下党组织及其领导下的武装，为3960人恢复了地下党员的党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还为时隔50余载的“二战”期间肃反中的错案进行平反工作。为过去因“社会民主党”、“改组派”、“AB团”等罪名被冤杀者平反昭雪，恢复政治名誉。对于抗战时期，因“托派”等罪名被错杀的人也给予平反。从而，比较彻底地解决了这一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受到全省党政军民的一致欢迎，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扫除了一大障碍，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推动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各项决定的贯彻落实。
随着老干部落实政策工作的进展，如何安排的问题就提出来了。遵循干部“四化”原则和“补救”的精神，对一部分地下党干部作了合理的调整安排。仅1985年至1986年就安排地厅级24人、县处级380人、科级434人，安排荣誉职务并享受相应待遇的69人。同时，调整了部分原地下党干部的工资，改变他们工资明显偏低的状况。全省原地下党在职和离休干部共4719人，按政策调升工资的有3630人。
我当时分工抓平反落实政策工作，为了使老干部晚年生活有个妥善安排，我建议修建省老干部休养所，很快得到省委同意，并作为省重点工程，在福州市五四北路征地200多亩马上兴建。干休所建成后，命名为“古田村”。同古田村配套，还修建了老干部活动中心和疗养院，解决老干部的住房、活动和看病疗养问题，国内有此建筑规模的当时还是第一家。
1983年，我兼任省委工贸领导小组组长，这是适应福建作为实行特殊政策的需要而建立的。由于历史的原因，福建在沿海各省中是工业落后的省份，要加速工业发展，把福建的经济搞上去，实现走在全国的前列，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并充分发挥福建临近港澳台和华侨多的优势。因此，省委工贸领导小组首先抓住经济体制改革，当时发表了“54个厂长(经理)的呼吁”，率先提出“松绑放权”，推动政府转变职能，企业转变经营机制，逐步政企分开，落实厂长(经理)的经营自主权。
为了解决工作徘徊局面，我常带领省委办公厅、省府办公厅、省经委、省体改委等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在数月内跑遍了几个地市的大、中型企业，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帮助基层解决工业、财贸方面的困难和问题。同时，在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上，提出“两位数，三同步”的协调发展目标，这些在当时都产生了比较好的效应。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极其重要的特征。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是80年代初期我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创造的具体活动方法和形式。为了使这些活动不断充实和提高，并逐步做到经常化、制度化，长期坚持下去，根据中央指示，省委成立了省“五四三”工作委员会，由我兼主任，省、地(市)、县(区)都建立了“五四三”办公室。
我们根据“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的战略方针，在全省城乡广泛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中，注意发现典型，总结经验。在沿海总结了军民共建这一形式，特别是对三明市的精神文明建设经验作了重点总结，这一经验受到中央“五四三”办公室的肯定，并多次派人到三明市考察和评估。省“五四三”办公室也派人到三明市帮助总结，促进其提高。1984年，中央“五四三”办公室在三明市召开全国“五四三”活动现场会，推广三明市经验。会后，我把本省各地(市)县与会同志又拉到将乐县开会，听取该县经验介绍，讨论贯彻三明现场会精神，部署我省精神文明建设工作。
福建籍的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和华人历来有爱国爱乡的传统。我省实行特殊政策后，他们都十分高兴。福清籍的“三胞”纷纷和我联系，林绍良、陈亚夫两位先生得知我就是当年的陈振芳后，主动来信畅叙旧情。我很快就给他们回了信，欢迎他们回乡看看，为家乡建设作贡献。他们也给我回了信，邀请我到香港、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考察。
1984年10月，省委两次派我率团赴香港考察，同行的有蔡林宁、肖健等同志。在港的福建乡亲热烈欢迎我们的到来，对我们的考察活动给予了全力的支持和帮助，到处洋溢着爱国爱乡之情。以林绍良、林文镜先生为首的福清同乡听说我到香港考察，还成立了接待小组，许多闽籍同乡特意从东南亚、日本赶来和我会面。
我会见了老朋友，也结识了新朋友，其中有童年挚友，半个世纪后重聚，心中犹如江涛翻涌，感慨万千。我们相互凝视着，似乎都想从对方老成庄重的脸上，寻找当年那天真稚气的痕迹；从眼前这步入古稀之年的身上，寻找那早已逝去的遥远的岁月。我们交流了各自坎坷的经历，回顾了不同人生的道路，我向他们详细介绍我国政府的改革开放政策，以及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他们也倾吐了在有生之年为家乡建设贡献力量的心愿。
林绍良还是那么豁达，说一不二。他表示林氏集团要带头回乡投资，还要以自己的影响，动员其他海外乡亲为家乡建设事业出力。我们还商讨了由林氏集团牵头，创办经济开发区，进行土地成片开发的设想。林绍良先生回到新加坡后，没等我从香港回来，他的投资电报就来了，并通知派代理人回来具体洽谈和安排创办炼油厂和开发区的事情。后来炼油厂因条件不成熟未办成，乃转向福清创办融侨工业区。此后，八闽各地，特别是闽南金三角，许多旅港、旅外乡亲，纷纷回省，洽谈项目，投资办企业。
这是一次成功的考察，我们的汇报得到省委的充分肯定。为了尽快抓落实，推动对外开放，省委决定成立一个融侨投资协调小组，并指派我担任组长。我首先抓了融侨开发区的创建工作，这是全省第一个土地成片开发区，它闯出了一条土地成片开发的新路子，后来为省内外许多地方所采用。融侨开发区从1986年兴建，实行了项目带动政策，在福州市和福清县(现为福清市)党政领导的重视下，在各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在林氏集团的带动下，建设的速度很快，一座座厂房拔地而起，一个新型工业区在玉融大地上诞生了。
林氏集团还投资福州市的旧城改造，兴建元洪花园、融侨花园等项目，为福州的市政建设作出了贡献。与此同时，林氏集团还积极捐资兴建福清元洪路、元载路等公益事业，为改善福清的基础设施作了贡献。
自香港重逢后，我和绍良、亚夫联系多了，这种联系的纽带已在童年友情之上，增加了致力家乡经济建设，振兴中华这一共同心愿。1990年夏天，林绍良先生带领林氏集团成员和其他旅外乡亲一行200多人，回福建进行经济考察，受到福建省、福州市和福清县党政领导的热烈欢迎，我受省委委托专程陪同绍良先生一行到福清考察，探亲访友。我们又一次促膝谈心，商讨进一步扩大投资方案。不久，面积为50平方公里(当时为全国最大的土地成片开发)的元洪开发区，由国务院正式批准了。
1990年8月，我应“世界福州十邑同乡会”的邀请，赴新加坡参加该会年会，会见了旅居世界各国的“福州十邑”乡亲，向他们介绍了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情况，希望他们回乡旅游观光。
1992年1月，应印尼政府邀请，我率领福建省经贸代表团访问印尼，进行经济考察和经贸洽谈。
1992年9月，林绍良先生偕同夫人和三个儿子，再次回祖籍地，为元洪开发区、元洪师范，以及福州元洪城等项目剪彩，省、市政府在福清向林绍良先生祝贺76寿辰。
我们在引进外资工作中，坚持以侨引台，以侨引外，以侨引侨，侨港澳台外都欢迎。我在引进侨资和以侨引台的同时，注意开拓其他渠道。1985年，在林文镜先生的陪同下，我率团到西班牙访问，同西班牙政府洽谈一笔8亿美元的低息贷款，遗憾的是由于当时各方面条件的限制，以及其他各种原因，各个项目没有谈成，但它的前期工作为后来的福建炼油厂等石化项目的建成，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并同侨商、外商和台商建立起渠道。
编辑/彭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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