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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大有可为”
叶 飞 原作
1978年，我们党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新时期。从那时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新的壮丽史诗，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党的十七大报告十分凝炼、准确阐明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历史意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巨大成就和辉煌业绩。
为隆重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多角度、多层次地反映中国人民、社会主义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崭新精神风貌，反映福建乘改革开放春风，开改革开放先河的前前后后史迹、风风雨雨历程、孜孜以求探索、欣欣向荣景象……本刊特开辟“先行之路”专栏，重点向亲历和见证福建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老领导、老同志，向各级党政军领导同志和社会各界人士诚征相关内容的回忆文章和历史图片资料。
本刊十分欢迎亲历亲闻、历史资料翔实、人物形象丰满、叙述情感充沛、图文并茂的稿件。您的来稿将为加快福建发展提供执政镜鉴，激发广大干部群众投身海峡西岸建设的热情和创造力。
——编者
1977年5月，我访问北欧四国，当时四国都是工党、社会民主党执政，仍然是资本主义体系，但社会生产力有一定发展，人民生活有一定改善。这就使我思考一个问题：我国封建社会过于漫长，在帝国主义列强侵凌下，社会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但是大陆解放快30年了，为什么社会经济发展仍然不快?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仍然迟缓?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能做到的事，社会主义制度下却前进不快呢?随我出访的交通部外事局副局长袁庚后来说，我在访问北欧四国期间思想触动较大。确是如此。因为我们当时经常交谈，他熟悉我的一些思想脉络。
一般说来，资本主义社会是从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的，到我出访北欧，历时近300年，而它的发展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也就是科学技术的三次跃进。欧洲这些国家之所以能够在一二十年内实现国民经济的现代化，科学技术起了关键作用。没有电子、原子能、宇航、有机化学等方面科研成果，没有全民族的文化科学水平的提高，就不可能有生产力的高速度发展。我想，我们要进行的就是电子时代的“工业革命”。如果我们还是老办法，二三十年能实现现代化吗?我准备向中央提出这个问题。
袁庚他们提醒我：中央目前提倡的是学大庆学大寨……
我说：“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一定要学，这是革命精神、革命干劲，丢了不得了，我们是8亿人口的大国，没有革命精神还行?但是，8亿人民是勤劳得很的，白天黑夜干，使用的是什么工具呢?使用的是什么技术呢?这个生产力是什么水平呢?这个差距就太大了，特别是农业，是18世纪的生产力，人家的农业都工业化了，科学化了，我们还是18、19世纪的老办法。我不怕人家扣我大帽子，革命精神加实事求是，列宁的说法是：俄国的革命热情加美国的求实精神嘛!”
出访回国后，我向国务院领导同志汇报时，讲了一点想法。李先念就说：“出去看了人家的，等于找到了一面镜子，可以照照我们自己，可以比较。一比较，就看出我们在落后了，要根据我们的条件扎扎实实工作。不要看了激动，回来后不动。”
那次访问首先是一次政治性的访问，当然注意到了这些国家的政治方面；但在参观考察交通工业和航运中，具体接触到的是先进技术，具体感受到的是科技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作用。邓小平曾在1975年9月重提:“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复出后，他在1977年8月再次肯定：“无论是从事科研工作的，还是从事教育工作的，都是劳动者。”提出“要尊重劳动，尊重人才”，并且自告奋勇抓科学教育。小平同志说：“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上去。”“科技和教育，各行各业都要抓。”这是非常正确的。
我考虑的问题是：我作为交通部长如何抓科技和教育。那时，真称得上浮想联翩。我与袁庚议论起利用香港的设想。那里有交通部所属的香港招商局，根据中央对港澳“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是可以充分利用招商局的有利条件的。
招商局原系国民党集团的官僚资本，在国内的资产、员工，解放时即已全部接管，在香港的员工于1949年起义，1950年初我派员接管。当时除将13艘旧船开回国内使用外，还在香港留有职工20多人，以及少许房产、仓库，沿用招商局原名，继续对外营业。头几年很少作为，主要依靠国家财政补贴，1960年稍有起色。1971年周恩来总理指示要加强领导，对外买船后，才逐渐发展起来。但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我们的思想又没有彻底解放，以致没有利用招商局放手大干，丧失时机，教训甚多。
特别值得深思的是，尽管香港的资源、劳力都很缺乏，但1966年以后的近10年间竟新开了3万多个工厂，产值增长了十几倍，速度之快，在资本主义世界也很突出。我们的条件比人家优越，完全可以利用招商局这个现成基础，多办一些事情，更多地为国家增加外汇收入，积累建设资金，引进新技术、新装备，为加速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
我对袁庚说：“招商局大有可为，要把这个有200年历史的老企业搞兴旺起来。”我当时属意袁庚去干这个事业，他本人也跃跃欲试，由于利用香港招商局的问题还没有经过部党组讨论，更没有报告国务院获得批准，还谈不上人事安排。
袁庚是广东人，在抗日战争时期曾担任过东江纵队的联络处长，在解放战争时期担任过两广纵队司令部作战科长、炮兵团长，建国以后转业到中央机关工作。提起香港，提起招商局，袁庚是比较熟悉的。当时，派到香港去工作，至少要具备三个条件：熟悉香港；会讲广东话；懂得市场，会做生意。
1978年春，香港工委梁威林向中央汇报工作，通知我去参加，由于抽不出身，就由袁庚、杨战生去了。袁庚他们回来向我汇报说：梁威林谈了招商局的情况，受了大陆“文革”的影响，分为两派，很乱。梁提出交通部是否派人去整顿一下?6月，经部党组讨论后，派袁庚去香港招商局。行前，我找袁庚谈了一下，要他认真考察：这个机构能否有用?能用到什么程度?
8月，袁庚回到北京。10日，向党组作了详细报告。部党组了解到香港招商局是很有发展前途的。到1978年下半年，该局已有职工船员6000人，下属机构包括有130万吨船舶的两个远洋运输公司、香港友联修造船厂、新加坡船务代理公司、海通物料公司、远东验船公司等，都具有一定的竞争能力，成为我部在香港航运中心的重要支柱。也摸索了一些发展业务的经验，如：着眼于国内与利用港澳结合。他们与当地和国外厂商建立广泛的业务联系，掌握国际航运方向，不仅为国内提供情况，也承担买船任务，几年来共买船600多万吨。再如：以航运为重点与多种经营结合。如开办工厂，接受修船业务，出租仓储、码头等。又如：利用香港自由港的地位，一面在港澳树起招商局的红牌，占领地盘，站稳脚跟，同时又以在港澳注册的公司(人们称为：灰牌)，进行“红牌”以外的业务。部党组的同志思想比较解放，一致认为：我们应该冲破束缚，放手大干，争取时间，加快速度，适应国际市场的特点，走出门去搞调查研究、做买卖，凡是投资少、收效快、盈利多、适应性强的企业可以争取多办。
交通部向国务院常务会议汇报时，提出了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的打算，李先念副主席非常赞同，他深有感慨地说：“我们对香港的方针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现在长期打算是打算了，但没有充分利用。”随即他问外贸部的一位副部长：“你们为什么不在香港多办点工厂？”
鉴于港澳的资本主义竞争激烈，情况瞬息多变，一定要改革上层建筑，简化审批手续。应该确定就地独立处理的机动权，向国务院建议授权工委可以一次批准招商局动用当地贷款500万美元的权限，从事业务活动；可以批准从港澳派去海外进行业务活动的人员，不必再报国内审批。在部党组讨论向党中央、国务院送呈《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的报告时，我说了一点看法：“往香港派的干部，是要懂得做买卖，懂得广东话，懂得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人，否则是要吃亏的。既然派袁庚去，就要授予袁庚在香港工作的权力，他有权就地处理，不要事事请示。不能‘驭将于千里之外’，‘驭将’必败。什么事都要请示，在香港早晚市价都有变化，那还行!我们在香港的摊子很大，行政上都归招商局，袁庚同志总负责，就是大老板，就在香港能拍板。只有涉及重大方针政策要请示部里，其他业务工作，不要事事请示。经营方面凡能赚钱的都办，要跳出交通部的范围。不光从交通部的角度，要从国家的角度出发。体制完全改变，单立户头，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就是和国内断线，不上交财政，利滚利，滚雪球，这样才能越滚越大。实际上是利用香港为国家赚外汇，只是不通过财政部，由交通部自己上交。”有人说我交代袁庚，除掉妓院、赌场两项不能干，什么赚钱都可办，其实，看党组会议的记录，我当时是这样说的：“你去以后，可以看哪个赚钱就可以干，如盖旅馆办餐厅赚钱，你可以搞。只要看准了就可以干。授你权，就是这个方针。大家赞成不赞成?”
1978年10月12日，中央批准了交通部党组《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部党组确定曾生副部长担任招商局董事长。经国务院批准，袁庚以副董事长的职务驻香港，作为交通部在香港的总负责人。当时考虑要香港招商局进一步发展一批中小型现代化交通工业和其他工业企业，如油漆厂、钢丝厂、电焊仪器厂、拆船厂、集装箱厂、船舶供应公司等；接受来料加工、装配业务；就地引进新技术、新设备和装配线，聘请专家、技师，为国内培训技术和管理人员；兴办现代化建筑公司、承包港、澳、国内基建工程与建港工程；抓住船价大跌时机，增添一批新船或半新船，开辟班轮航线，承办旅游联运，开展对外揽载业务；收购超龄轮船，发展拆船业，把废钢重炼为各种钢材；增添储油坞，修造国内外船只；兴建集装箱码头，积累经验；购进或卖出与航运有关的港湾、房地产、仓储等。
经营这些企业的资金来源，我们本着自力更生的精神，不向国家要投资。主要就地筹集资金，依靠扩大发展业务，采取“滚雪球”的办法；或向银行贷款(包括向外资银行抵押贷款)；也可试行发股票和有价证券，多方设法吸收港澳与海外游资；并向国务院建议允许香港招商银行的中转代理、仓储、驳运等业务的每年港币净收入，从1979年起留用5年不上缴财政，用以扩大业务。
我们认为，对这些企业要加强管理，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经营形式要根据市场情况灵活多样，有的用灰色公司面目或在控股权条件下，同当地爱国华侨或外商合办；有的可在国外设分支机构，跨国经营等等，路子要宽广，做到越办越活，越办越好。
交通部《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向党中央、国务院的报告是10月9日上报的，李先念副主席在10月12日就批示：“拟同意这个报告，只要加强领导，抓紧内部整顿，根据华主席‘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的指示，手脚可放开些，眼光可放远些，可能比报告所说的要大有作为。”四位主席、副主席和四位副总理也很快圈阅。10月20日批件就退回到我的办公桌上。
为什么这么快?
想起来也简单，因为“不向国家要投资”。
编辑/张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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