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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战火洗礼的归侨外交官
林卫国
新中国外交官陈沫，原名颜阳良，1918年出生于福建省永春县石鼓镇，是马来西亚归侨。曾任我国驻缅甸大使馆政务参赞、临时代办，外交部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
身在异邦心系祖国
1919年，颜阳良的父亲和3个伯父因家庭生活困难，先后带领全家离开家乡，到马来亚去谋生，落脚在吉隆坡。
永春县是闽南著名的侨乡，旅外乡亲很多，当地把出国谋生称之为“过番”，很多永春人“过番”到马来亚，于是曾流行“无永不成市”之说。颜阳良的父亲开了一家布店，生意时好时坏。他同众多的勤俭刻苦的永春人一样，咬紧牙关，奋力拼搏，维持全家生活。他还特别希望儿子长大以后能有出息，在马来亚拚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1923年至1933年，颜阳良在吉隆坡尊孔学校中小学读书。九一八事变，日寇铁蹄蹂躏东三省，海外侨胞义愤填膺，立即掀起抗日救亡热潮，踊跃捐资捐物，援助祖国军民抗击日本侵略军。他们还在当地抵制日货，给予日本对外贸易以重大打击。同时利用各种场合和方式，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唤起侨胞抗日救亡的热忱和对日寇的仇恨。年轻的颜阳良曾数次参与了当地华侨召开的群众集会，深受爱国主义的思想教育，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深恶痛绝。许多青少年华侨还离开家庭，离别父母和亲人，回到祖国参加抗日救亡斗争。这些事实深刻地教育和震撼了年轻的颜阳良，使他无法安心在当地埋头读书，产生了回国的念头。
回国读书奔赴陕北
为了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和探求救国真理，颜阳良于1933年夏天，离家回到祖国读书。从1933年到1938年，他先后在厦门的一个高中和上海暨南大学及桂林的广西大学读书。在这期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颜阳良亲眼看到日寇的一桩桩暴行：日本飞机狂轰滥炸，暨南大学的许多建筑物被炸成断垣残壁，学校的师生和周围居民纷纷倒在血泊中，上海市中心也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扫射，许多市民被炸死打伤，血肉横飞，惨不忍睹……这些都激起他的极大义愤和仇恨!在国难当头、国家危难之际，中国共产党发出抗日救亡的伟大号召，主张建立民族抗日救亡统一战线，呼吁开展爱国主义的国防教育……颜阳良本来就明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事理，学习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等文章后，更深感中国共产党方针、路线的英明正确，思想觉悟进一步提高。他认定；要抗日救亡，非找中国共产党不可。
1938年春，有几位归侨学生先到了陕北延安。信息传来，大家深受鼓舞。同年8月，颜阳良和另外一位归侨学生罗浪(罗南传)相约一同前往陕北。为了不连累亲友，并保护自身安全，他改名“陈沫”(陈是他母亲的姓)。
赴陕途中，在武汉正好遇上陈敏(陈日雪)从马来亚带来的8位华侨学生(其中有女侨生曾焕琛)，也要奔赴陕北；于是10人结队同行，风餐露宿，向西北进发。终于到达陕甘宁边区旬邑县看花宫，进入陕北公学分校学习。
在陕北公学受训锻炼
陕北公学是中共中央为实施抗战教育、培养抗日革命干部，于1937年9月在延安创建的一所学校。1938年夏天，根据形势的需要，又在旬邑县看花宫开办了分校。
党中央和毛主席对陕北公学十分重视，在领导干部的配备上可见一斑：陕北公学的校长，由1928年在巴黎参加中国共产党、担任过苏维埃中央政府委员、经历过长征的成仿吾担任；副校长则由1922年入党、长征中曾任军委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的罗迈(李维汉)担任，他还兼任分校的校长。
陕北公学的规模和影响仅次于抗日军政大学。从海外回国参加抗战的华侨青年，有不少是进入陕北公学学习、锻炼，而成为出色的领导干部的。
刚进陕北公学，陈沫和其他华侨青年感到不适应，现实状况和他们的想象完全是两码事。作为学校，这里没有教室、课桌、椅子、黑板等起码的教学设施和设备。老百姓的打谷场，就是学校的“露天教室”；学员们席地而坐，两个膝盖就是“课桌”。寒冬腊月，两腿冻得发麻，站都站不起来；夏日炎炎，个个晒得汗流浃背，头昏脑胀。住的是旧窑洞，只有一个窗户，空气无法流通；六七个人睡在一个土炕上，又挤又闷。吃的是小米、窝窝头，蔬菜匮乏，鱼肉很难见到，有时还要挖野菜补充。这样的艰苦生活，是华侨青年从来未曾经历过的。但是大家想到自己是回来抗日的，吃苦是不可避免的；看到这里军民一致、官兵一致，无论是党中央毛主席，还是普通共产党员和平民百姓，都是这样毫无特殊地艰苦奋斗；大家也就不以为苦了。陈沫觉得：能够这样与人民同甘共苦的政党，是最有资格领导人民抗日的政党，是最有希望的政治力量。
陕北公学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方针，把马列主义的学习、教育放在中心位置，用它来武装每个学员的思想。来自五湖四海、出身于不同阶级、不同家庭的学员，都在学习过程中，努力改造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陈沫牢记毛主席的教导，特别注意用马列主义来衡量自己，对照自己，改造自己，思想觉悟提高很快。原来的一些私心杂念、不良习气被克服掉了，代之以共产主义信仰、集体主义精神、艰苦奋斗作风。
在陕北公学，陈沫和华侨战友们还遇到一些早期回国参加革命的归侨干部，从他们身上得到启发和教育。陕北公学政治部主任、老共产党员张然和是印度尼西亚归侨，曾参加过长征。他给华侨学员做报告，讲述自己参加革命的过程和体会，并鼓励大家好好学习，在这个革命大熔炉里锻炼自己，掌握好本领准备上前线杀敌。陈沫暗暗下定决心：要向张然和学习，经受住各种考验。
向晋察冀边区进军
1939年夏天，中央决定将陕北公学、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延安工人学校等4所学校的师生1500多人，迁到敌占区去办学，合并后成立华北联合大学。目的是开展国防教育，训练培养抗日骨干。
1939年7月12日，“华北联大”从延安出发，与抗日军政大学同行，向晋冀鲁豫边区进军。中央决定将“抗大”和“联大”两校合并为一个纵队，番号为“第五纵队”。军政大学校长罗瑞卿任纵队司令兼政委，成仿吾为副司令员。“华北联大”是纵队的一个独立旅，校长成仿吾任旅长兼政委。中央派八路军一二○师三五八旅护送。旅长彭绍辉亲自指挥这次行动，派了两个主力团(刘忠团和赖星云七一四团)来掩护“华北联大”师生通过敌人的层层封锁线。
1939年9月，独立旅艰苦跋涉到达晋察冀边区政府所在地——河北灵寿县的陈庄。
这次长途行军，最后胜利到达目的地，正如校歌所描写的“跨过祖国的万水千山，突破敌人的一层层封锁线”，可谓历经千辛万苦，千难万险。对于每个学员来说，是对自己的革命意志和艰苦奋斗作风的一次前所未有的锻炼和考验。华侨学生出身的陈沫，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苦。但他和战友们一样，以苦为乐，咬牙坚持。在行军中，经过烈日酷暑，风吹雨淋，摸爬滚打，忍饥挨饿，他衣衫褴褛，身上和头发都长了许多虱子，肌肉骨骼到处酸痛难受。但在全校师生员工的团结友爱、互相鼓舞下，加上自己的自强不息的意志支持，他一直保持旺盛的斗志和乐观的精神。在休息时刻，他和同志们都乐呵呵地开玩笑说：“这是我第一次和虱子交上了朋友!”“这是革命的虱子!”……这真是一幅乐观活泼的战斗生活的生动写照。
经过严峻的考验和磨练，昔日的“南洋仔”，变成一名有着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1939年9月，陈沫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正如成仿吾提出的口号：“背起背包行军，放下背包上课。”10月中旬，“华北联大”正式在陈庄开课上学。已经成为党员的陈沫学习更加自觉、刻苦。他要用更多的知识和本领武装自己，以便更好地为驱逐日寇、解放全中国奋斗。
据统计，“华北联大”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战火中坚持办学，为抗日战争培养了近8000名干部，其中3000多名为共产党员。他们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贺龙将军麾下战斗
1939年12月，华侨学生们从“华北联大”毕业，根据革命需要，分别分配到晋西北、晋东南、晋察冀边区工作。陈沫经组织分配，到八路军一二○师工作。
陈沫早就仰慕我军创始人之一贺龙将军，现在竟然在贺龙将军麾下成为一二○师这支劲旅的一员，内心十分激动和荣幸！其时，蒋介石、阎锡山正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一二○师在晋西北武装冲突中，坚决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在开展反摩擦斗争同时，与侵华日军进行殊死搏斗。
陈沫在晋西北随军转移、作战期间，亲眼所见，耳闻所及，都是日寇横行霸道、穷凶极恶留下的惨象。指战员个个义愤填膺，发誓要向日寇讨还血债，情绪更加高昂，战斗更加英勇!同陈沫一起参加抗日的归侨陈鸿文和曾焕琛，先后在战斗中光荣献身。
陈沫和战友们深入日本侵略军的后方心腹地区，转战于山西、河北、绥远(今内蒙)等地。日本投降后，陈沫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继续在山西等地征战。在革命队伍中，在各种战斗岗位上，陈沫经历了严酷的考验，意志更加坚强，经验更加丰富。他历任参谋、副官、科长、副处长、大队长、大队党委书记。昔日的“南洋仔”，如今锻炼成为一名有着坚定信仰和丰富战斗经验的共产主义战士。
在三晋大地上，陈沫不仅留下了战斗的足迹，还留下爱情的印记。1948年，他在晋绥军区部队里认识了来自河北深州的姑娘刘文芳。刘文芳比他小10岁，美丽端庄，率真热情。两人由相识、相知到相爱。部队奉命南下，在山西临汾休整时，经上级领导批准，两人确定了恋爱关系。
战线转移本色不改
1949年10月，贺龙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西南军区司令员。在贺龙老首长的指挥下，陈沫随部队经陕西挺进四川。1949年12月27日，成都和平解放。1950年，陈沫和刘文芳在成都结为伉俪。
四川全境解放后，陈沫所在部队全体指战员转业在四川各地工作。陈沫夫妇服从革命工作的需要，保持革命军人本色，在新的岗位上继续为祖国奉献。陈沫分配在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工作，任办公厅副主任兼交际处处长。期间，1956—1960年任成都市政协委员、归侨通讯联络组负责人。1960年11月至1965年7月在中共中央党校攻读研究生毕业。
1965年9月，陈沫调到北京工作。历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办公室主任、对外文委“五七干校”学员、班长、排长、连长、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组长。
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大批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文艺家、军事家遭受迫害。贺龙元帅也被加上许多莫须有罪名，惨遭非人的折磨，于1969年6月9日含恨逝世。噩耗传来，陈沫夫妇悲痛之至!他们经常回忆起抗战时期在贺龙将军领导下的战斗生活。贺龙将军的威武、潇洒、智勇、多谋以及幽默、平易、诚挚、可亲，爱兵如子、身先士卒的高尚人格，都给陈沫夫妇留下永恒的记忆。
1974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为贺龙恢复名誉。1982年10月，中共中央给予彻底平反。作为贺龙将军的老部下，陈沫夫妇终于感到一些欣慰。
担任共和国外交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地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华夏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陈沫的个人命运也随之发生变化。1979年6月，陈沫和妻子转入外交战线工作，成为新中国的外交官。他担任我国驻缅甸大使馆政务参赞、临时代办。
1983年10月，陈沫离休。作为一名经历过战火洗礼的归侨干部，他离休后仍心系侨胞。1985年，他当选为外交部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为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第一、二届委员。在新的战线上，陈沫一如既往全力以赴，满腔热忱为归侨侨眷服务。
对于当年战斗过的地方，陈沫仍然十分怀念和牵挂。2005年，山西省归国华侨联合会国际信息网举行“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征文”，他热情参与欣然命笔，撰写了《几件往事回忆录》在网上发表，引起反响。他在文章中提到有个叫曾焕琛的归侨女战友，在山西雁北的一次对敌斗争中不幸遇难。曾焕琛的亲属、山东省农科院干部曾燕看到陈沫的文章，激动万分。原来，曾焕琛回国后，国内外亲属几十年来都不知道她的下落，一直为她担心、牵挂、困惑、痛苦。现在，知道她已在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全家人在悲痛之余，都感到欣慰和骄傲!他们衷心感谢山西省侨联和陈沫为他们提供了珍贵的信息；而陈沫也没想到自己的文章会收到这样意外的效果。
2007年10月16日，陈沫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去世，享年89岁。根据他的遗愿，丧事从简，骨灰撒入大海。
编辑/彭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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