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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福建大刀会的若干特点
郑建平
〔摘要〕晚清至20世纪50年代，不论是辛亥革命的爆发，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对中国农村的冲击都是相当巨大。由大多数农民组成的福建大刀会，在强烈社会变迁中纷纷出现，其发起的种种活动都不同程度体现出时代性和阶级性，表现出落后性与反抗性、革命性与反动性、欺骗性等诸多特点。
〔关键词〕福建；大刀会；特点
〔中图分类号〕 K295.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2254(2008) 01-0045-04
福建省历史上曾出现过各式各样的秘密武装结杜，大刀会是其中比较特殊的一支。19世纪末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大刀会的组织活动纷纷在八闽大地出现，尤其是沙县、明溪、建阳、建瓯、建宁、政和、浦城、松溪、南安、寿宁、福鼎、柘荣、宁德、平潭、永安、莆田等地的大刀会，更是如火如荼地发展。虽然大刀会参加者绝大多数来自农民阶级，但大刀会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组织，一出现便为各种力量所掌握利用。纵观历史上福建大刀会的概况，拙归纳以下三个特点：
一、反抗性与落后性：民众盲目认识与自发参与的大刀会
不论是清朝统治还是民国时期，广大民众均不同程度地遭受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生命财产极不安全。而且，劳动人民长期受封建迷信思想束缚，不懂科学，文化水平较低。故而，民众对大刀会盲目产生崇拜。参加大刀会，主要是为了抵御土匪及抗击强暴，从而赋予了福建大刀会以反抗性。正是由于劳动人民的盲目认识和秘密武装结社的特点，使得大刀会这类秘密武装结社组织在20世纪前半世纪显得极其落后。
(一)为了保境安民，民众盲目崇拜大刀会。民国期间，当局腐败、社会动荡不安，军阀混战带来的灾害，土匪如林、烧杀抢劫无恶不作，广大民众因而对大刀会产生了盲目的幻想，希望参加大刀会组织的活动实现保境安民。1927年，军阀争夺沙县地盘，结果势力落在郭华生和卢兴邦手里，他们在罗溪村土堡设卡索饷，强收过路费，在蕉坊岭、燕子岭等要道拦路抢劫，捆绑人质，甚至骚扰山区小村，抢光烧光杀光等事屡屡发生。当时统治者对此局面视若无睹，人民不得不自发互相联络，抵御土匪。有人在洪山头的庙里秘密地设立大刀会法坛，声称学到法术会封枪封炮、杀妖魔、除民害。这个消息一传开，那些被侵扰的山村群众如获救星，认为学到法术就不要依靠官府保护也可以消灭土匪，过太平日子。1930年，寿宁县何金标率众二千余人攻破柘城，进行骇人听闻的烧杀抢劫等暴行，继则周玉光等接踵而至，地方连遭洗劫，正当人人苦无保境安民之策的时候，传闻霞浦大岭村人连成“法兵”，刀枪不入，能够抵御匪贼，因此各地先后设立大刀会法坛。浦城富岭镇辖属的富岭、山路等村于1930年遭闽南彭农抢劫，打死剃头老二和五傻子，抓走群众200余人，被扣押在水北乡高洋峰乌龙山庙内，匪徒要挟勒索赎金，后被旧馆大刀会徒击散，救出被抓群众，护送回富岭、山路，地方设宴款待大刀会，因此，富岭一带群众对大刀会产生了盲目崇拜思想。这时，大刀会头目林和尚趁机到镇辖区开坛收徒、扩建大刀会。人民群众对大刀会在思想上认识不足，导致了大刀会最终走向反动，它是大刀会落后性的根源。
(二)大刀会的装备极其落后。这种落后性直接体现在各种暴动中所用的武器。1931年罗源大湖区出现了一种大刀会组织，十余成队，三五成群，所用器械均系家用厨刀，农用之镰刀，以及长短刀，及渔刀、砍刀等类。〔1〕1941年，福鼎大刀会暴动时配备的武器主要是刀、矛、梭标和土铳。建宁大刀会使用的武器也是梭标、大刀和一些土铳。不但如此，大刀会所用的服饰也是其装备落后的另一个方面。1931年，明溪大刀会会徒都穿统一制作的黑色上衣和短裤，头扎翘角巾，脚穿红、黄、蓝相间的花长袜，胸前挂一幅太极图，并带一个符袋，内装各式符咒，备应急用，腹围大红肚兜。1941年沙县大刀会徒头缠黑巾、嘴贴神符、身披黄衣、肚佩太极、腿裹绑带、脚穿草鞋、手持长矛大刀。
(三)大刀会的组织性落后。这种落后性既体现有些大刀会组织性弱，又体现在有些大刀会只是临时拼凑的集团，没有任何的组织。大刀会组织性弱具体是其组织包含有封建迷信、反动的因素。比如：1932年，莆田大刀会出现了全省大刀会中最先进的组织，这是仿效当局而设军令、军法、军需、参谋、交通等六部，部下设司，分交际、侦查、医务、财政、文书诸目。除了同善社外，没有一支大刀会有过如此高明的组织。还有一种类似于同善社的组织，下分军事和政治机构，军事职务有统帅、统盘、统带、管带、管领、队官、彭长七种，负责率领军队进行战斗。政治方面有大先生和先生职务，负责组织会众，进行反动宣传，填表、写画本、学法、欺骗会众和群众等。在军事组织下面，分五大勇军：老同善社者，身上挂“孔义开国、道德勇军”；妇女参加同善社者，是“仁慈开国、节孝勇军”；新参加大刀会的是“孝节开国、大义勇军”；小孩是“孝子开国、大义勇军”。以上的组织形式，虽然是大刀会组织中的先进者，但仍然显示出其落后性。其他各地的大刀会均未出现自身的组织，都是些临时拼凑的团体罢了。
二、革命性和反动性：大刀会活动具有双重性
福建大刀会的参加者绝大多数是贫苦农民，出于阶级利益的需要，大刀会组织各式各样的活动，显示出民间组织的力量，具有一定的反抗性。但是农民阶级既不能领导自己，也不能领导别人，在各种阶级力量的干预下，福建大刀会的活动体现出明显的双重性：一方面福建大刀会参加了工农红军引导下的革命活动，另一方面受反动势力利用从事了一些反动活动。
党对大刀会这一类团体的引导工作历来十分重视。“争取青帮、大刀会的群众，我们应研究这些组织，进行政治工作，争取他们”。〔2〕“必须协同党继续加紧这些团体的下层工作，夺取贫苦群众到革命口号影响之下，用阶级的关系去代替封建关系，渐渐达到在政治上改变其组织性质，使之农民协会化，团特别要用各种青年辅助组织的形式，首先夺取青年群众到革命方面来，这是有必要和可能的”。〔3〕福建地方史上，大刀会与工农红军曾经合作过。为创建闽东苏区，叶飞针对该地区大刀会组织势力大、人数多的情况，组织了“赤色大刀会”，吸引农民群众参加，并团结大刀会首领——法师，使其纳入工农武装的范围。1931年，中共沙县地下党同沙县大刀会势力最强的大布坛联合攻打夏茂教堂，全歼卢兴邦一个连及地方团一个班，缴获所有的步枪和手榴弹，大获全胜。1935年，林乃导领导政和大刀会，配合工农红军粉碎国民党的“围剿”，对开辟闽东新游击根据地的战场，扭转红军战略被动地位，无疑起过积极的作用。
20世纪30年代开始，大刀会与中共在闽的活动冲突越来越多，大刀会不是袭击工农红军，就是发动反革命暴动。1931年，自从工农红军到明溪县后，大刀会被县“剿共义勇军”所利用，并将西北各乡所设的坛，人数多的编为中队，人数少的编为分队，委任会徒为“西北区剿共义勇军指挥官”，专门跟工农红军作对。1932年10月，龙浦游击队班长钟陈财回道观山老家，住在钟氏祠堂，被前洋存大刀会头子获悉，连夜带领会徒百余人，偷袭钟氏祠堂，钟陈财因寡不敌众牺牲。〔4〕1933年，宁化“刀团匪”组织“铲共义勇军”等反动组织，搜罗流氓土匪，勾引革命队伍中的不纯分子，进攻苏区红色政权，陷害苏区干部和游击队骨干，残杀被虏获的红军战士。〔5〕同年，工农红军第三次从将乐到夏茂，准备攻打县城的部队被夏茂团总驱使的大刀会堵住，使反动当局有时间准备作战，贻误了红军进军的战机。到了抗战末期，受日寇汉奸利用，大刀会组织暴乱，企图扰乱我抗战大后方的社会秩序，削弱我军民的反攻计划，藉以挽救日寇在军事上的垂死命运。解放后，大刀会的反动性更为明显强烈，组织了更大规模的反革命暴乱，杀害人民干部，扰乱社会秩序，妨碍社会主义生产，以寿宁“五八”大刀会暴动和建阳白洋大刀会暴动为最大规模者。1951年5月7日，寿宁大刀会匪徒包围杨溪头农会主席杨显云的房子，将其连同另外三人杀死。5月8日，中共平溪区委书记李鸿儒带领区中队、武装班、区干部二十多人前往围剿，战斗中李鸿儒和农会干部王成五不幸牺牲，这就是震惊一时的“五八”大刀会暴动。〔6〕更有甚者，公然提出反动口号，公开攻击我党的各项政策，为其发展会徒进行反动宣传。1954年3月，建阳白洋大刀会调动会匪准备暴动。同年4月，以白洋为中心，集结周围地区的大刀会260个会匪在白洋乡及各要塞设岗放哨，进行武装暴动。首先，会匪打进崇安五夫澄溪乡政府，烧毁土地清册和文件，抢劫澄溪乡供销合作社，抢走布匹、砂糖，价值旧币300多万元，抓走乡文书、通讯员两人，同时刺杀乡民兵一人。接着，另一批匪徒抢走白洋供销社谷子800多斤，掠去布匹、靴子、毛巾、肥皂、白糖、食盐等日用品达旧币400多万元。还有一批匪徒埋伏在澄溪乡外，打死副区长刘疏青，杀了五夫乡民兵等5人。〔7〕其反动性暴露无遗。
三、大刀会具有强烈的欺骗色彩
正因为大刀会的种种落后性，使得大刀会既不能像传统秘密宗教长期存在，也不能像晚清以来的政党组织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故而，各地大刀会存在时间均不长、断断续续，尤其是名称的演化层出不穷，如：童子兵、一心会、金钟罩、大道会、红带会、黄带会等等，其实都是大刀会的组织。进而，为了吸引民众参加，大刀会就更需要以“刀枪不入”这种欺骗性强烈的信仰来宣传，制造了各种谣言。散布谣言，是其欺骗性的主要表现。
大刀会利用群众知识水平低下，不懂科学这一弱点，散布各种谣言，诱骗群众加入其组织。1930年南安大刀会成立之初，谓某月某日，青天白日有蛟龙出现赐下宝剑，击石裂成四方，内有铜镜，能掩身避刀枪，那时可以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升平世界，遂愚民将牛变卖参加。〔8〕1942年福鼎大刀会同善社到处煽动，散布谣言，说真神降世，劫数难逃，只有参加大刀会的人，口服圣水，身穿法衣，可以枪弹不入，永免灾难。否则瘟疫流行，死人遍野。〔9〕1950年，寿宁大刀会声称，现在是天、地、雷、刀、风五劫灭人，善人都会过朝，恶人不能过朝，学法的人坐在银城里就没事。那时雷响四十九天，人人都会死，学法的人只要将法水一滴，就会醒来。〔10〕更有甚者，1953年建阳白洋大刀会竟称“皇帝要出世了，皇帝出世会天混地暗，大雷大雨，必有瘟疫，要想免灾，必须参加大刀会；参加大刀会，学好法，可以封枪封炮，刀枪不入”；威逼道：“大人不参加，全家会死光，小孩也会被鬼抓去。”1954年3月，建阳白洋大刀会说什么人民币不能用了，社会主义是幻想，有婚姻法，白洋的男子都要当光棍，有钱买不到粮食，政府逼迫青年到朝鲜当炮灰。〔11〕这些荒诞不经的谣言极具迷信色彩，是很容易识破的，但由于民众愚昧，思想陈旧，解放初期，蒋匪和土匪势力的破坏使形势仍然动荡不安，又谣传美国进攻朝鲜，准备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国民党也准备反攻大陆，故而人心惶惶，给一些别有用心的大刀会组织者有机可乘。大刀会组织者除了散布谣言外，还挖空心思，采用各式各样的欺骗手段，蛊惑人心。
同时，为了使会徒在暴乱中能勇猛不惧，大刀会做了各种各样的宣传，欺骗隐瞒会徒。比如，每次出战之前，都举行祭神仪式，喝鸡血酒，会徒都要腹围红肚兜，打来的枪弹就不会伤及皮肉，弹头会掉在肚兜内，每人下颚、左右肩膀各贴一张黄纸符，自谓可保平安。出战沿途遇见，或要别人做什么，像哑巴一样只许打手势，不准出声。大刀会最忌孕妇和狗血，因为这两样能破大刀会妖术。据说，大刀会过桥、涉水或临阵都要吞符，而且要有上阵行军专用的黄纸符，法师就会保佑，子弹不会穿身。作战时多服多灵，无往不利。其实，这些都是骗人的，无非是想会徒能在作战中壮胆罢了。比如，吞服黄纸符，是因为符沾有朱砂，是可以麻醉人的大脑，多服纸就是多服朱砂，药性发作时，人的神志不清，不知死生，跟着向前冲杀。不仅如此，大刀会还极力鼓吹法术可以封枪封炮，富岭大刀会于1933年在道观山试炮，炮筒内装有火药、靴钉、铁砂。离炮口十余米处，会徒们排成两个方阵，身穿法衣、头戴法帽的会徒吞下朱砂神符，口念咒语，一声令下，点燃导火线，轰隆两声，两炮齐发，在硝烟弥漫中大刀会师父当场毙命，一人身中靴钉、铁砂十余处，受轻伤者二十多人，三人因受重伤，抬回家后死亡。〔12〕为了自身利益，大刀会大肆造谣，牺牲民众的血肉之躯去挡枪挡炮，其欺骗性中又有残酷性的一面。
综上所述，晚清以来的福建社会形势极其复杂，民众困苦不堪，保境安民是其参与大刀会组织的初衷。而福建大刀会的产生发展完全是依靠宗教迷信的威力，所以“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一定要别人代替他们”。〔13〕而能代替他们利益的只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民国年间，在这两种力量的干预下，福建大刀会政治上的盲目性更加暴露，阶级立场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和摇摆性：他们今天可以为民除害，打击国民党当局，消灭土匪军阀势力，接近革命；但他们明天也可以与民众为敌，攻打工农红军，反对工农政权，沦为反动力量的帮凶，走上反革命道路。正如经典作家的精辟论述：
“这个阶层是动摇的阶层；其中一部分容易被反动势力所收买，其另一部分则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性。他们缺乏建设性，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在参加革命以后，就又成为革命队伍中流寇主义和无政府思想的来源。因此，应该善于改造他们，注意防止他们的破坏性”。〔14〕由于阶级属性的局限，且长期以来未能得到革命思想的指导，至解放前后，福建大刀会受国民党残余势力的利用，发起的反革命活动时有耳闻。“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有时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15〕这些话一针见血地指出建国后福建大刀会基本成员的阶级本性。
注释：
〔1〕《福建日报》，1931年2月13日。
〔2〕《目前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周恩来选集》(上卷)。
〔3〕《农村工作新路线》，《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通告·五字第二十二号》(1928年12月6日)，《团中央通讯》第一期，1929年3月10日出版。
〔4〕〔12〕洪泽民、罗仲斌、陈善全：《民国期间富岭大刀会琐记》，《浦城文史资料》第13辑。
〔5〕邱恒宽：《宁化“刀团匪”概况》(一)，《宁化文史资料》第6辑。
〔6〕〔10〕周光恩、刘松、谢世芳：《“五．八”刀会暴动》，《寿宁文史资料》第8辑。
〔7〕〔11〕李友芳：《白洋大刀会匪徒暴乱记实》，《建阳文史资料》第3辑。
〔8〕《泉州日报》1938年4月21日。
〔9〕谢兴国：《福鼎同善社和大刀会暴乱前前后后》，《福鼎文史资料》第3辑。
〔13〕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
〔14〕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
〔15〕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
(本文作者 宁德职业技术学院高级讲师 福建宁德 355000)
编辑/宜洪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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