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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途中开“洋荤”
熊兆仁
1938年3月1日，新四军二支队在龙岩白土（即今东肖）举行北上抗日誓师大会，高唱抗日战歌，奔赴苏皖抗日前线。根据支队司令部的决定，我所在的二支队第四团六连留下作为留守部队，保卫二支队留守处和二支队指战员的家属。
二支队出发后，中共闽西南潮梅特委（原闽粤赣省委）书记方方和范乐春、谢育才、魏金水等同志立即到我们连部召开了紧急会议，方方要求我连提高警惕，做好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保证领导机关和留守处的安全。会后，我连的几个干部马上分头到几个主要路口布置警戒，并在白土后山制高点设了一个瞭望哨，以防备顽固派乘我大部队已北上而闹摩擦、搞破坏，防止“漳浦事件”重演。
二支队北上才一个多月，国民党福建省政府就下令裁撤新四军二支队驻岩留守处，其在通令中称：“如有违抗不遵命令或仍有越轨行动，肆行宣传煽惑者，一律视为土匪严予惩办。”并宣布除联保、保甲会议外，一切集会都将以“汉奸”论处。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挑衅，为顾全民族利益，团结抗日，我们忍辱退让，把留守处改为“新四军二支队后方家属住所”，我们连也奉命北上。随同我连北上的还有30多位回国参加抗战的广东籍华侨青年。
陈茂辉、刘永生和我负责全连的北上行动。4月中旬，我们集合全连进行了动员，宣布了行军纪律，成立了宣传鼓动组、纪律检察组、收容组，进行紧张的准备。除了要带走随身的武器、给养外，还要把“漳浦事件”中被缴的部分枪支带走。国民党省政府决定派5辆烧木炭的汽车送我们。
出发那天，白土镇上的群众都来送行，乡亲们拉着战士的手，千叮咛万嘱咐，有些人还往战士的口袋里塞鸡蛋、塞钱。这时，却传来消息：“国民党那帮官老爷们变卦了，汽车不派来了，说没有车了。”
群众欢送大会尚未结束，国民党龙岩专员公署负责联系汽车的官员跑到主席台上把我们连连长刘永生、我和二支队参谋陈茂辉拉到台后说：“汽车不够用，你们分批走吧!”
“不行!”刘永生跟这帮家伙对视着，“跟你们打交道已不是一天半天的事……”刘永生心想，我们这支部队除本连外，还有刚刚参军的青年和病员，从此地到皖南相距1000多公里，分批走怎么行?会在半路上被他们暗算。
陈茂辉发怒道：“诸位前几天不是口口声声一切以抗日为重，绝对优先保证送我们上前线的汽车吗！”
那帮官老爷说：“陈参谋，你是个聪明人，确实没有汽车，不是不给你们，你们还是回去做好分批走的准备吧!”
陈茂辉针锋相对：“分批走，想逼我们化整为零，分散兵力，这是办不到的。”
刘永生严厉地对他们说：“告诉你们，这支部队是战斗集体，要么全部开到皖南去，要么全部留在龙岩发动群众抗日，你们派不出汽车来，那我们就把部队拉上山去！”
此言一出，那帮家伙吓得瞠目结舌。他们知道，刘永生、陈茂辉、熊兆仁等人在红军里不是一般人，都是红军游击队的干部，倘若再上山打游击，那是够他们头痛的!于是，国民党官员立即换了一副面孔，故作热情地说：“别误会，别误会，有话好好讲嘛，让我想一想办法。”
当晚，烧木炭的汽车从龙岩开到白土镇，随车来的还有3名挂着校官军衔的国民党“联络官员”，其中有一名中校；次日，汽车一发动，他们就分头抢占驾驶室，却把刘永生、陈茂辉和我挤到车厢里。
我们的队伍第一次乘汽车，开始大家都感到又新鲜又高兴——一排长邱如福笑着说：“山沟里的‘土包子’也开‘洋荤’了。”大家“轰”地笑了起来。但没坐多久就不行了，车少人多，十分拥挤，坑坑洼洼的公路，加上浓黑的木炭灰弄得车厢里烟雾蒙蒙，许多人晕车呕吐起来。
国民党中校坐的第一部车开足马力拼命跑，第二部汽车却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后面的汽车则绕过第二部跟上第一部汽车飞跑。
刘永生发现后觉得情势不妙，挥起拳头猛敲汽车驾驶室，厉声叫：“停车，停车！”第一辆汽车终于停下了。
刘永生立即跳下汽车斥责：“你们企图把我们化整为零的阴谋是办不到的！”那个中校心怀鬼胎，面红耳赤，哑口无言。
过了不多时，后面的车赶上来了。刘永生跳到最后—辆车上压阵。逼着后面的车跟上前面的车。当天，终于安全地到达了连城县朋口镇。
国民党3个联络官住在旅馆，叫刘永生、陈茂辉过去，说有要事谈。队伍集合在镇上，由我负责指挥。不一刻，刘永生回来了，与我一起布置好警戒，安排好宿营，并做好应变准备，以防不测。当晚总算安全度过。
第二天，联络官不甘罢休，又在汽车上做文章，部队集合乘上汽车一离开朋口，汽车又不断抛锚，简直是二里一停、五里一歇，一停就是大半天。到了永安县城时，那些国民党政府官员又来传命令说：“形势很紧张，省政府要搬到永安，命令汽车全留下，你们只好徒步行军。”
我们不同意，双方争执起来。那个官员十分傲慢，指责我们不服从命令，并骂我们是“土匪”。我和刘永生不客气地说：“现在国共合作抗日，你讲这种破坏团结的话是要负责的！”陈茂辉又责问：“是我们乘车上前线打日本鬼子要紧．还是你们往后跑要紧!”
那个官员哑口无言。最后，我们决定为顾全大局，主动让出3辆汽车，只留下两辆汽车运送枪弹，所有人员一律步行。这两辆汽车我们坚决不让，因为要拉枪支弹药去新四军军部，这些武器都是烈士用鲜血换来的，而且抗日前线多么需要啊!
队伍下车整队集合，我组织大家高唱：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全国武装的弟兄们，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
嘹亮的歌声，招来满街欢迎的人群，他们热烈鼓掌，纷纷送来茶水慰劳我们。
第二天一早，陈茂辉带一个班的战士和病员，押着装备物资乘车出发，我和刘永生带队徒步行军，大家约定在南平会合。
走出永安城不远，就有两辆卡车从后面急驰而来，从我们身边呼啸而过。我们估计，这两辆放空的汽车可能是从永安开往南平接运从福州撤退的省政府人员与物资的。国民党省政府扣留了我们的汽车，又让这些汽车放空开到南平去，却不给我们乘坐。同志们对国民党省政府的故意刁难十分气愤。我和刘永生商量一下，决定让队伍组成5路纵队，排在公路正中行进，如果后面还有空车开来，就挡道拦车。
果然，没多久，就听到后边传来汽车引擎声。接着又响起了急促的喇叭声，回头一看，是一辆空卡车。刘永生立刻下令队伍停止前进，这一来，这辆卡车只好停了下来。我马上跳上驾驶室踏板。这时，司机见我部队让开路，就猛一踩油门。邱排长和几个战士见状，立即跳到公路中间，持枪拦截，司机只好老老实实地把车停下。经了解，这辆卡车确实是开往南平去接运省政府机关人员的。我们先后拦了几辆空车，大家也都坐上了汽车，并让跟随我连的国民党军官分乘几辆车，与班排一起走。当天傍晚，我部队全部到达南平。
一到南平，先前到达的陈茂辉就赶来告诉我们，国民党当局把他们的两辆车也强行扣下了。我们饭都顾不得吃，安排好宿营就去找国民党当局交涉，但在当地机关里连个鬼影子都找不到，老门房说，这些人都去茶楼、酒店、戏院了。
我们的队伍在南平休息两天。刘永生要求连队提高警惕，以防不测，封好6辆汽车，招待好驾驶员。而后他与陈茂辉去找国民党当局交涉，向保安司令部要求派车，若派不到车，我们就要将封下的6辆汽车强行使用。
南平有印刷厂，我们印了大量《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准备在北上途中散发，广为宣传。我带着宣传组上街散发《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传单，写抗日标语，教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抗日歌曲。
在江边码头，一艘从福州来的小火轮靠岸了，码头上人很多。我们刚开始散发传单，一个官员模样的人就制止我们，说：“省政府正在撤离。不准你们扰乱秩序。”我一看，从船上走下来几个身穿长袍马褂的官员，有的还搀着年轻的太太，后面的勤务兵和老妈子拎着皮箱、布包，几个挑夫挑着沉重的大箱子。这伙人你拥我挤，争先恐后，还争吵相骂着……
我不客气地说：“我们宣传抗日怎么是扰乱秩序！”
周围的战士和群众七嘴八舌地说：“有本事不要在这里耍威风，上前线打日本鬼子去!”“共产党是真心抗战的。你看这十大纲领。人家往前线开，你们往后方跑。”那个官员模样的人被大家说得脸色红一阵白一阵，狼狈地溜走了。
中午，我们返回驻地，刘永生、陈茂辉也回来了。陈茂辉说：“国民党当局正在从南平往永安抢运大官们的家眷与财物。死扣住我们的车不放。”
刘永生说：“那个当官的不讲理，车站里有十几辆空车，我指给他看，他还硬说没车。还说枪运不走就交给他。我看还得多小心些，防备这些人搞鬼。”
我说：“一定要想办法搞到车，把枪运走，否则就准备把队伍拉上山去，不能让他们把我们人和枪一口吃掉。”
我们三人研究了对策，作了分工。下午，陈茂辉去邮局设法与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联系；刘永生带一排长去察看街道地形；我仍带宣传组到市里转，边宣传边了解一些当地情况。晚上，我们几个人轮流值班，命令部队睡觉时人不离枪。
第二天上午，下了一场大雨。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的代表赶到南平来了，他们据理力争，并告诉国民党当局：“如不派车，我们这个连只好就地组织民众，发放武器。留在福建抗战。”“如果不派车，我们就回去上山打游击！”国民党福建省当局在新四军二支队北上后，一直把我们这支小部队看成心腹之患，一听我们还要发展武装，留在福建抗战，要上山打游击，头更痛了。
他们知道我们是不好惹的，只好答应派5辆汽车，送我们到浙江省江山县。经与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联系，他们安排了我们北上的火车，并派了一个联络员在江山等我们。
我们六连指战员们乘汽车沿着建溪岸边公路向北直驰。下午到建阳县城，大雨已停，我六连指战员下了汽车，宣传队分头在附近街道张贴标语。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部队集合在广场上，热气腾腾，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前进、前进、进!
一阵阵歌声，鼓舞了集合在广场附近的人群，欢呼声不断响起，鼓舞着指战员们抗日的热情。
部队当晚驻在建阳县城。
第二天，队伍乘汽车经过浦城县，翻过仙霞岭到达浙西江山县城，在一座大庙里住下来，准备乘上火车东进建德，当天到达兰溪县，而后准备向安徽歙县岩寺新四军驻地前进。
可是，陈茂辉向国民党江山县政府交涉火车没有着落，对方借口没有接到浙江省下达的给新四军拨火车皮的指示，无法办理。陈茂辉面对这种情况，只好挂长途电话给南昌新四军办事处，向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长李克农汇报情况，请求帮助解决。李克农立即派人来到江山，送来了伙食费，并留在江山帮助我们连交涉火车。派来的同志还传达了中共中央东南局要刘永生马上去南昌的指示。后来，刘永生奉命返回闽西坚持革命斗争。
与刘永生分手后，由我和陈茂辉带队乘火车北上。车厢原是运牛马的，又脏又臭又不通风，有的同志上车没多久就开始呕吐，一直吐到兰溪。
到站后，陈茂辉去国民党县政府交涉船只，以便运送枪支去安徽的徽州。我在车站等了好久，不见陈茂辉回来，速带几个人到县政府去。一进门就听到屋里传出说话声：“没有船，你们走路去，枪带不了就留下，待会儿我派人去验收。”
我一听，知道苗头不对，立即派人去弄船，随即走进里间，和陈茂辉一起与其周旋。过了约半个小时，一排长进来给我们使了眼色，我们就找了个借口告辞。走倒僻静处，一排长才说，已经找好两只大船了。我们马上赶回火车站，组织搬运在龙岩时国民党当局退还给我们的300多支枪。
这时，一个歪戴着帽子、斜挎着驳壳枪的国民党军官带着20多个人向我们走来，傲慢地说：“我是保安队长，把枪都放好，我要验收。”
我说：“不行，我们要带走。”
这人平时在地方上横行霸道惯了，没说几句就把枪拔出来说：“你们敢违抗命令？”
我身边的通信员一脚把他的枪踢飞了，二排长和十几个战士“哗啦”一声都端起了枪。这个队长一看自己带的人都是空手来搬枪的，又被我们的人团团围住了，忙赔笑脸，说：“别误会，别误会，我是奉上面命令。都是自己人，合作抗日嘛……”
我说：“好吧，既然是合作抗日，你们就来帮我们扛这些枪支吧。”
这个队长连连点头称是。把枪搬上船后，我叫那些保安队当兵的回去，叫保安队长“送”我们一程。走了5华里多路才放掉他。
部队离开兰溪，由陈茂辉率领一个排和部分华侨学生与病员乘船沿淳安江上游到安徽歙县。我率两个排沿着淳安江沿岸而上，与船上的指战员同时前行，互相照应，掩护船只安全。如果发生敌情，我们便于对付敌人。
船逆流而上，为了加快行军速度，我们沿江徒步行军的指战员用缆绳牵船，几个华侨青年边拉纤绳边带头唱起了《大路歌》，喊起了号子。大家日夜兼程十分疲劳，但情绪很高。进入皖南地界就看到了难民，不少人拖儿带女，缺衣少食，十分凄惨。我们部队主动送衣送干粮救济难民。难民们十分感激我们，并纷纷向我们控诉日本鬼子的暴行。
到停溪后，我们把300多支枪送到岩寺兵站，而后带连队到章家渡报到。
从闽西出发，经过10天的艰苦行军,我们全连130多人加上华侨青年三四十人全部安全到达安徽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军参谋长周子昆来看望我们，向我们表示慰问。
不久，我连被编入军部特务营。
编辑/张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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