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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助与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
肖忠生
王助是闽侯县亭江象洋村人，少年时就读于马尾海军艺术学校。1930年春，入福州英华中学，参加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1931年夏，他加入共青团组织，同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参加革命后，王助先后任闽浙赣第四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闽东北游击区政委、闽东北分区党委书记、闽东北抗日军政委员会主席、闽东特委宣传部长兼统战部长、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主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等职，为党的革命事业作出显著成绩。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局面初步形成。但在崇安的国民党顽固派仍处处制造摩擦，破坏联合抗日。王助先后致函国民党崇安县军政官员，严正陈述了中共真诚抗日的立场，并对搞好联合抗日提出建议。随后王助、左丰美受命带领闽北红军百余人，到建瓯、松溪、政和一带宣传党的抗日救亡政策，并粉碎了当地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挑衅。1938年1月，闽北红军游击队集中于江西铅山石塘，改编为新四军三支队五团，开赴抗日前线。
为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新四军军部派张云逸带领王助等10余人于1938年2月23日抵福州，张云逸、王助等与国民党省政府主席陈仪谈判，并达成协议。陈仪原则上同意设立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办事处地址设在南街（今八一七北路）安民巷27号，王助以新四军参议身份任办事处主任，闽东特委书记范式人以新四军上校秘书衔参加办事处领导工作，章水和以副官名义任办事处秘书，并配备警卫班、采购、炊事员等工作人员近20人。办事处的成立，表明福州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
办事处的公开任务是联系前后方和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开展各种形式抗日救亡运动。办事处是中共在福州唯一公开活动的机构，然而，又处在国民党军警特务严密监视之下，在办事处四周设有特务据点，大门口有特务放哨，人员外出有特务跟踪。尽管处在恶劣的环境之下，办事处主任王助坚决执行中共赋予的任务。他派共产党员利用基督教青年会和组织“民二七”、“读书会”，把一批进步青年团结在党的周围，同时建立福州民众抗日歌咏团，积极宣传抗日救亡道理。他还派共产党员及进步青年参加官办的省抗日后援会，组织读书会、乡村工作团、抗日妇女后援会等党的外围组织，团结福州各界进步青年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当时，宣传工作团中的14分队和31分队、省抗敌后援会抗敌剧团、还有战地妇女宣传队等均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1938年3月，国民党二三九旅旅长钱东亮对闽中红军游击队改编的八十师独立大队进行包围缴械，制造了亲者痛、仇者快的“泉州事件”，王助得知后，立即与范式人一起找国民党省政府主席陈仪进行交涉，严正要求释放被扣押官兵，交还被收缴的枪支弹药，切实制止此类反共事件等。陈仪在各界舆论抨击之下，不得不答应把被扣的独立大队官兵及武器在3日内交还，使这支队伍得以保存，并编入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王助领导的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还向军部输送了地方干部60余人。
继“泉州事件”之后不久，福建省保安处又指使闽东保安第二旅李树棠部，于1938年3月16日袭击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驻宁德留守处，杀害警卫排长等2人，逮捕留守处负责人郭文焕等50人，无端制造了“宁德事件”。随后，国民党又派兵焚烧设在宁德县的后方医院，杀害新四军伤病员10多人，还强行解散福安穆阳、甘棠、赛岐等地抗日后援会，捣毁宁德县七都农会等。针对国民党福建省当局的倒行逆施和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恶劣行径，王助一方面用各种宣传手段，向民众揭露国民党当局破坏统一战线、积极反共的阴谋和罪行；另一方面，先后与驻闽绥靖公署参谋长赵南和、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交涉、说理，要求释放被扣押的人员。在各方面舆论的压力下，陈仪不得不释放了郭文焕等50余人。这批人员中，除郭文焕等3人受命回闽东工作外，其余的开赴抗日前线，编入新四军军部特务营。
助还很重视建立工农武装和加强党的建设。1938年下半年，他派一批同志到闽侯、连江等地发展党组织和建立工农武装，在福州领导组建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福州总队。他还加强了《战友》期刊的发行，创办了《救世报》，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抗日救亡主张，为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作出了积极贡献。
编辑/张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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